站內搜索
站內搜索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宋代尚書學研究”負責人、重慶師范大學副教授
宋代《尚書》學成果豐富，經學家對《尚書》的闡釋成為建構一己思想的重要方式，也是思想論爭的依據，經書闡釋建構推動著時代思潮的演進。宋人在《尚書》研究一域開啟了多個新的研究領域，包括《尚書》隸古定文字的匯集研究、漢代《尚書》資料的輯佚、科舉試冊式解經模式以及對《尚書》的疑辨研究等。從發展脈絡看，宋代《尚書》學主要圍繞王安石《書》學和朱子《書》學的論爭展開。熙寧八年（1075）王安石《尚書新義》頒行以前為第一期，皮錫瑞《經學歷史》認為此時經學“篤守古義，無取新奇，各承師傳，不憑胸臆，猶漢唐注疏之遺”。學術研究主流的理念和方法承漢唐舊制，但劉敞《書小傳》疑經改經，漸開宋學新風。熙寧八年至宋高宗朝為第二期，王安石《尚書新義》被朝廷定為科舉用書。孝宗朝至蔡沈《書集傳》頒行前為第三期，理學、心學、浙學諸派各援經典以申己說。呂祖謙為代表的浙學固守古學，朱子為代表的道學全面疑《書》，又以《尚書》闡釋建構其心性論、修養論、道統論，批駁異端邪說，努力重建儒學的一統地位。楊簡、袁燮、錢時解《書》則闡明心學思想。蔡沈《書集傳》出而大有眾流歸一之勢，成為南宋《書》學的轉捩點，是為第四期。此一時期理學解《書》成為范式。
宋代《尚書》學與時代思潮
在經學時代，經書的闡釋與時代思想的演進緊密相連，宋代《尚書》學史上這種關聯尤為明顯，先后展現為王安石新學與諸派之間、理學與心學之間圍繞《尚書》闡釋展開的激烈思想論爭。
圍繞王安石《尚書新義》的思想論爭。作為科舉考試用書，《尚書新義》統治科場60余年，對當時解經的方法和思想的闡釋均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以解經為變法之思想基礎，雜刑名法術之學，背離儒家仁政民本思想，諸家對其猛政多有批評。維護王安石《書》學者今僅見張剛《尚書講義》。而舊黨之文彥博、范存仁，蜀學之蘇軾，理學家之程頤、楊時、林之奇、張九成等，紛紛著述批駁王氏新學。程頤批評新學“化革了人心，為害最甚”。林之奇《尚書全解》批評王氏解《書》“以為其新法之地”、“誦六經以文奸言”，如“盤庚言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介甫則峻刑罰以繩天下之人言新法之不便者”，從思想層面完成對王安石新學的理論批判。
《大學》《中庸》思想的滲透與心性論、道統論的建構。在宋代《尚書》學史上，《大學》《中庸》思想與《尚書》的融合展現了最鮮明的時代特征。仁宗朝賜新及第進士《大學》《中庸》，《大學》“三綱領”、“八條目”，《中庸》“中和說”成為思想資源滲入《尚書》闡釋，成為宋儒心性論、修養說思想建構的憑借，以應對佛、道思想的侵蝕。《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及《洪范》“皇極”成為宋儒建構心性論的重要思想資源。程頤訓“人心”為“私欲”，“道心”為“天理”，倡“滅私欲則天理明”，開啟理學家心性論、修養論的基本命題。呂祖謙以“精一”為修養功夫，要禁私欲於“未發”，溝通《中庸》“中和”說。朱子訓“皇極”為“為君的標准”，欲天下之人皆效法君王道德，明確提出解《書》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的宗旨。求“二帝三王之心”實質上就是尋求和建構儒家道統的過程。《尚書》記載了堯、舜、禹、湯、文、武、傅說、太甲、周公等聖君賢臣譜系以及聖賢的治世精神。在儒者的闡釋下，《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成為聖賢出治心法，程頤認為“聖人之學，以中為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雲‘允執其中’”。林之奇認為“虞廷十六字”是“堯、舜、禹三聖人相授受之際，發明其道學之要以相畀付者”，是與“《中庸》之言相為表裡”的。朱子認為《皋陶謨》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大法”。又訓《洪范》“皇極”為“君的標准”，認為“九疇”是以“皇極”為中心建立起的治世大法，構建了以君德教化天下的治世模式，契合了《大學》“三綱領”精神。又認為《中庸》是為傳道學而作，堯以“允執厥中”授舜，舜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授禹，成湯、文、武、皋陶、伊、傅、周、召、孔、顏、曾、子思以此聖聖相承。《尚書》與《大學》《中庸》的結合，確立了儒家聖賢人物和性與天道為理論架構的傳道譜系，從理論層面完成了對佛、老的批判。而時代對《大學》《中庸》思想的深刻關注成為道統思想形成的催化劑。
心學與理學的交鋒。當程朱以天理人欲論人性之時，陸九淵心學一派亦以心學思想解《書》，不僅成為學派思想建構的手段，同時也是與程朱一系思想論爭的表現。陸九淵認為“心即理”，堅決反對程朱道心人心之說，“心一也，人安有二心”。其弟子楊簡《五誥解》、袁燮《絜齋家屬書鈔》以心學思想解《書》。楊簡認為，“人心即道心，惟放逸則失之”﹔“后世學者率求道於心外，不悟吾心之即道也”﹔“人心本靜，止而不動，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皆其變化，如鑒中生萬象而鑒無思為”，倡導不動心的修養方法。人心即道、道心不動，明心的過程即成聖的過程，“人心即道，故《書》曰道心。此心無體，清明無際，直心而發”。《尚書》成為學派思想建構的源泉。
宋代《尚書》學開辟新的研究領域
宋代疑《書》無疑開啟了《尚書》學研究的新視角和新方法，極大地推動了《尚書》學研究，成為此后《書》學研究的重要一脈。宋代學者開啟對《尚書》的疑辨，由疑辨《尚書》字詞錯訛、脫簡錯簡、篇序混亂問題到對《書序》、古文《尚書》及偽《孔傳》等宏大問題的疑辨，至王柏《書疑》則完全以一己邏輯改易經文，疑辨走向極端。古文《尚書》及《孔傳》真偽之辨開啟《尚書》研究新路徑，今文、古文《尚書》之辨導致其后學界分注今文、古文《尚書》以及証成古文《尚書》之偽的研究趨向。
由疑辨古文《尚書》開啟對漢代今古文《尚書》的輯佚考辨，辨偽學和輯佚學成為學術研究重要門徑。王應麟開啟《尚書》輯佚學先河，至清代蔚為大觀。另外，宋代金石學開啟《尚書》文字研究先河，郭忠恕《汗簡》記錄很多《尚書》隸古定文字，薛季宣《書古文訓》以隸古寫《尚書》經文，絕大多數隸古奇字可以和字書、敦煌寫卷相對勘。
宋代學術出現了圍繞王安石《書》學和朱子《書》學論爭的兩個中心。熙寧以來，經學家借解《書》以批評王安石新學，至林之奇而完成批判的總結，王安石新學一派《書》學逐漸退出核心思想陣地，理學家《書》學逐漸佔據主導。新學與理學的角力，也導致解經內容的重要變化，心性論、修養論、道統觀成為理學家解《書》的焦點。而理學家內部程朱一派與象山一派在心性論與修養論上亦有巨大分歧，陸九淵心學一系《書》學影響僅及於溫州一帶。南宋《書》學基本以程朱理學一系佔主導。從各派對《尚書》文本的闡釋看，學派思想對經書的滲透是一種共同取向。程朱依托解《書》溝通《大學》《中庸》，建立起了一個由堯至思、孟，下及二程，遠較佛道歷史悠久的道統譜系。這是對民族文化主體地位的維護，也是對民族精神家園的重建。在此過程中，宋儒對佛道優秀思想亦有精細的消化吸納，而非簡單排斥。宋代《尚書》學是宋代思潮建構的重要思想資源，《書》中所載“聖道王功”在新的闡釋下成為推動時代思想的重要動力。經典闡釋不僅成為經學家建構思想的重要方式，同時也構成與時代思潮的積極互動。《尚書》因經學家的重新闡釋而成為思想建構的根源，經學的經世致用精神直接成為時代思潮的根本推動力，傳統與現代因此水乳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