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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簿書整理與研究”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
曾有日本學者說：“中國雖有古文書，然無古文書學。”這句話不無傲慢與偏見，但也指出了一個事實，即我國學界歷來重視傳世典籍，古文書常被視為傳世文獻的附庸，較少將其視作獨立材料運用古文書學方法加以整理研究。就簡牘文書而言，以往的簡牘文書學研究主要集中於西北邊塞簡，並形成了以簡牘集成和冊書復原為代表的研究模式。改革開放以來，學界日益重視簡牘文書學研究，伴隨簡牘文書持續不斷出土，我國古文書學取得了長足進展。
古井簡牘出土蔚為可觀
自20世紀末以來，各地古井中出土的自戰國楚至西晉的簡牘文書蔚為大觀。相比邊塞簡、墓葬簡，古井簡雖然出土最晚，卻有后來居上之勢，在簡牘體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其中，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尤為引人關注。它是首批出土於古井中的簡牘，數量達10萬枚之眾，至今仍是出土數量最多的簡牘，內容豐富新奇，作為孫吳嘉禾年間臨湘侯國的行政簿書，正是《三國志》等史籍因“常事不書”而未記載的內容。
然而，古井簡牘的整理研究，尚無經驗可循，這給走馬樓吳簡的考古學整理和文書學研究帶來了機遇和挑戰。吳簡一經公布，即引起學界關注，研究成果層出不窮，但鮮有學者對吳簡這類古井簡牘的特點、整理及研究方法進行系統分析總結，即使以古文學研究見長的日本學界也是如此，學界仍習慣於用原有的簡牘研究方法對待吳簡。
其實，出土於古井的吳簡，與邊塞簡、墓葬簡相比，其埋藏環境有很大不同，發掘整理也有其自身特色，有必要根據古井簡牘的特性，對其整理與研究方法作出相應調適和創新。國內外對古井簡牘文書學研究的學術積澱相對薄弱，開展吳簡文書學研究，能奠定古井簡牘文書學形成發展的基礎，促進我國簡牘學科發展。
在出土之初，由於古井埋藏環境不佳，久埋地下的吳簡腐蝕嚴重，編繩朽絕，簡冊形制已不復存在。加之井內堆積狀況復雜，吳簡與井內堆積物的相互關系難以判明，簡牘埋藏目的亦不清楚。不僅如此，其原始堆積狀況與疊壓層次還遭到機械施工的毀壞。因此，對其進行整理可謂困難重重。但研究人員發現，雖然吳簡編繩朽壞以致喪失編連，但因淤泥的黏連，散簡不同程度上留存了簿書的樣貌。其狀態表現為，吳簡普遍殘存了兩道編痕，很多成坨竹簡呈現出收卷狀。遺存在井中的簡牘，其擺放有一定順序，層層相疊，似有意為之。
復原簡牘提供完整考古信息
考古工作者根據吳簡採集、發掘時的原貌，繪制了揭剝位置示意圖、盆號和清理號，為吳簡簿書的復原整理提供了比較客觀的考古學整理信息。揭剝位置示意圖直觀反映了殘存簡冊的留存狀況，是吳簡文書學研究最為基礎、重要的考古學依據。盆號是根據採集批次和發掘揭取區域編制的，同類簿書往往聚集出現在同一或相鄰盆中。盆號為擴大吳簡簿書整理范圍提供了另一個重要且可靠的考古學依據。清理號則直接反映了黏連竹簡之間的關系。此外，簡牘形制、編痕、筆跡、簡文格式、內容等簡牘遺存信息也是編排簡冊構成和判別不同簿書的重要依據。
吳簡簿書復原整理，即綜合利用考古學整理信息和簡牘遺存信息，依據揭剝位置示意圖將對應簡牘大致整合為殘存簿書的狀態，再以此為基礎聚集同盆或相鄰盆中的同類簡，結合清理號和簡牘遺存信息，根據簿書實際遺存情況將零散吳簡盡可能恢復到簿書的原始狀態。其中，依據揭剝位置示意圖、盆號和清理號進行簿書復原，是吳簡文書學最為顯著的特點。
與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吳簡文書學研究不僅重視簿書的復原整理，還注重以簿書為依據對孫吳基層文書行政流程及相關史事加以研究，強調在研究吳簡及其反映的歷史問題之前，有必要就吳簡簿書本身開展復原整理並分析其內容構成。先基於吳簡簿書得出結論，再與傳世文獻中的有關說法進行比較，謹慎對待兩類認知的異同，不作簡單的肯定、否定或折中，而是對認知差異認真加以總結，期待隨著研究的推進，在大量認知差異中歸納或演繹出真知，以此作為產生新認識的基礎。這樣便較好解決了吳簡與《吳書》等傳世文獻內容各有偏重的問題。
吳簡文書學研究首次系統復原整理了吳簡簿書，大致明確吳簡簿書的種類及其構成。總體說來，吳簡按材質和形制可粗分為嘉禾吏民田家莂和竹簡兩大類。而竹簡簿書又大致可分為五類：戶籍和戶籍簿、名籍簿、庫賬簿、倉賬簿以及特殊簿書。在這五類簿書下又分別有多種具有特定功能的簡冊。
吳簡文書學研究使相關歷史問題的探討建立在簿書基礎上，其研究對象不再是零散、特殊的少數簡牘，而是匯集同類散簡、接近原始狀態的簿書，使那些內容單調、格式相同的散簡同特殊簡牘一起，在簿書中發揮著應有作用。在簿書的框架下分析材料，能有效防止研究者按需選材、隨意解讀，從而使結論更為可信。
深入研究剝開文獻中的奧秘
吳簡文書學研究以確認的簿書為依據，具體而微地探討孫吳臨湘侯國文書行政的基本情況。比如戶籍的整理與研究，明確了簡牘時代戶籍的基本情況。當時的戶籍，一類是郡及中央掌握的記錄與戶口有關各項統計數據的簿書，另一類是縣、鄉收藏的具體登錄戶口人名年紀口食等的籍書。簡牘戶籍的確認，既展現了簡本戶籍與紙本戶籍的不同之處，又有助於我們檢討目前學界籍賬研究中的“泛戶籍”問題。又如庫賬簿體系記錄了由“入受”—“新入”、“承余”—“領收”、“出用”、“余見”組成的雜錢收支流程，體現了孫吳基層財政簿記已運用基本成熟完備的四柱結算法。與后代簿記制度不同的是，收支流程體現在三種簡冊組合的形式中，並非在同一簿書中完成。再如舉私學簿、隱核新佔簿反映了孫吳皇權與將權圍繞佔募進行的博弈。孫吳建國后，孫權與豪將的矛盾以及政令執行成效的大打折扣從中可見一斑。此外，孫吳加強對吏民的人身控制，促進了“吏戶”、“士家”的形成，為征討武陵蠻加大了對編戶民的賦調，為增加財政收入而出賣夷生口、興復陂田等在吳簡簿書中都有具體的記錄。
相比傳世史籍，吳簡簿書記錄的內容，相對真實地反映了孫吳社會的“底色”，為學界在研究那些新奇、激烈、變動的歷史問題時，提供了必要的歷史背景和基色。這反過來會促使研究者更加理性平和地看待社會歷史變遷，逐步重視社會日常和穩定秩序在歷史潮流中的主導作用。
吳簡文書學研究以確認的簿書為依據，對孫吳臨湘侯國吏民社會的基本情況展開研究，不僅使我們能夠具體而微地了解孫吳基層社會，特別是官民互動過程中顯現的社會景象，也為今后更好地把握漢晉社會的變遷提供了條件，有助於重新審視孫吳在漢晉社會變遷中發揮的承續或革新作用，呈現漢晉基層社會發展的基本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