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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戰國竹簡有兩次大的發現。一次是西漢早期魯共王擴建宮室，在孔子舊宅牆壁中發現一批經書，含《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等，史稱“壁中書”。這批經書是魯簡，應該是為避秦火而藏匿起來的。另一次是西晉武帝汲郡人不准盜掘戰國魏襄王（一說“安釐王”）墓，“得竹書數十車”。經當時學者整理，共70余篇，包括《周易》、《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史稱“汲塚竹書”。這批書籍是魏簡，屬晉系。這兩次發現，都是中國學術史上的大事，至今影響依存。
竹書楚簡次第面世
現代戰國竹簡的出土，其發軔得益於新中國成立后展開的大規模基本建設。20世紀50年代至今的發現，地域不出戰國楚勢力范圍。凡科學發掘出土的，主要出自楚墓。盡管不排除少量竹簡文本有外來因素，但學界通例統稱“楚簡”。竹簡是易腐物質，目前隻在楚地出土，原因與楚地的地理環境及楚墓葬形制利於竹簡保存有關。
楚簡是迄今所見時代最早的竹簡，目前共出土約30批，已刊布與未刊布簡各佔半數左右，時代以戰國中晚期為主，內容主要有喪葬文書、卜筮祭禱文書、行政司法文書、日書及歷史文化典籍。
早期發現的楚簡，大都保存狀況較差，數量不多，內容相對單一，多為遣冊即隨葬品清單和卜筮祭禱文書，關注者主要是古文字學者。延至20世紀90年代初，包山楚墓竹簡的公布，打破了這種局面，一時引起轟動。包山楚簡多達278枚，保存相當完好，除去喪葬、卜筮祭禱文書外，還有數量豐富的行政司法文書，觸角延伸到行政制度、法律史層面，總字數約12600個，單字約1600個，其中有大量新見字，可說是楚文字發現與研究的轉折點。自此，楚文字研究逐步走向系統化，成為戰國文字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
1998年，郭店楚墓竹簡（以下簡稱“郭店簡”）公布。與此前發現不同，全部731枚楚簡統統是典籍，兼存儒家、道家著作，所涉學科大為拓展。郭店簡一共13篇文獻，有的有傳世本，如《老子》、《緇衣》，大部分是佚書，然而與傳世文獻有著密切關系。甫一公布，即激起學界強烈反響，吸引古文字、文獻史、學術史、思想史等多領域學者投身其中，成果迅即迭出。第一家以簡帛為主題的學術網站“簡帛研究”網也應勢而生。郭店簡給楚簡研究帶來的另一個新面貌，是國外漢學學者的積極參與。截至2003年，國內外相關研究論文發表不下千篇，專著約百種。郭店簡是楚簡書籍的第一次大發現，引領楚簡研究成為學術前沿，並呈現國際化的態勢。
20世紀90年代后期，上海博物館入藏一批楚簡（以下簡稱“上博簡”），約1600枚，性質與郭店簡類同。郭店簡研究如火如荼之時，上博簡開始公布，自2001年至2012年，先后出版九冊，公布約60篇文獻，篇數大大超過郭店簡，內容也更為豐富。這使郭店簡帶來的楚竹書熱得到很好的承續，進一步擴大了楚簡研究的影響。
2008年，清華大學又入藏一批楚簡（以下簡稱“清華簡”），合計2388枚，基本保存完好。跟郭店簡、上博簡一樣，清華簡也是書籍，但有自己的特點。按照書籍傳統四分法，郭店簡、上博簡可劃歸子部，清華簡則大體可劃歸經、史部，含《尚書》類文獻、編年體史書等，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其價值怎麼估計都不過分”。由包山簡開啟，郭店簡推動，上博簡承續的楚簡研究熱，因清華簡的出現，邁上了一個新台階。特別是后三批竹書如有約定，次第面世，不禁讓人有冥冥之慨。
楚簡文獻的獨特價值
當今楚簡熱主要因竹書而起，而竹書之外的其他楚簡文獻也自有其獨特價值，且與竹書一道為相關學科發展亦作出貢獻。限於篇幅，這裡以遣冊、卜筮祭禱文書和竹書為例，略窺楚簡之“能量”。
遣冊是研究名物制度的重要資料。縱觀楚遣冊，一個突出印象便是琳琅滿目的絲織品。除去錦、繒、縞、紡等現代人不陌生的品種外，還有諸如“ 
芒”、“霝光”、“番芋”等引人遐思的稱謂，或許是依據紋飾樣式命名的。有的在織品前冠以顏色或花紋，如“素王錦”、“丹重繡”、“紫黃紡”﹔有的冠以地域，如縞有“秦縞”、“楚縞”、“宋縞”，霝光有“衛霝光”、“宋霝光”等。2010年湖北荊門嚴倉1號楚墓出土的遣冊，還詳細記載了各種絲質物的長度和寬度。種類之繁多可以想見當時紡織業興盛，技術達到相當高度，織品五彩斑斕，不同地域存在流通，且各具特色。織品易腐朽不易保存，先秦文獻的記載又非常有限，因此對先秦紡織技術史的研究來說，楚遣冊的價值不容小覷。
從目前發現看，卜筮祭禱文書主要是為墓主人的疾患、仕途進行貞卜和祭禱的記錄，每條記錄的起始處都有紀年。1987年荊門包山2號楚墓出土的卜筮、遣冊等文書，証明墓主是楚國主管司法事務的左尹昭 
。楚國流行以上一年度發生的大事來紀年，簡文記載昭 下葬年代是“大司馬悼愲將楚邦之師徒以救郙之歲”，據研究，相當於公元前316年。2010年發掘的嚴倉1號楚墓，隨葬品被盜嚴重，幸運的是，殘存的卜筮文書使我們得以知道，墓主是楚國最高軍事長官大司馬悼愲。悼愲見於《史記》、《戰國策》等古籍，是楚懷王滅越的功臣﹔包山簡証明他曾率楚軍出征救郙，此役楚國應該得勝，因而被用以紀年，凡此表明悼愲其人在戰國楚史上具有比較重要的地位。將卜筮文書的紀年和先秦歷表、文獻相關記載結合起來，可推知嚴倉1號楚墓的年代約在公元前307年至前299年之間。
竹書的史學、文獻學、古文字學價值是巨大的。郭店簡《性自命出》是一篇儒家的心性論作。不過，它的心性論與我們熟知的孟、荀心性論有很大不同，一個鮮明特色即是特別重視“情”。這裡所指的“情”，主要是情性之情，以及由情性延伸而來的真情和真誠。主旨是弘揚情性和誠實，貶斥虛偽，所謂“凡人情為可悅也”，“凡人偽為可惡也”。這種對情性的認識和彰揚，具有很好的現實意義。竹書有的有傳本可資比對，有的雖無傳本但是其內涵或文句與傳世文獻往往有關，這都為簡文釋讀提供了絕佳條件，若干困惑學者多年的疑難古文字，也由此得到破解。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土的鄂君啟銅節銘文中有一句話“歲
返”，“
”究竟相當於現在的什麼字，學界長期莫衷一是。直到郭店簡發表，其《五行》所引《詩經》“淑人君子，其儀 
”句，馬王堆帛書本《五行》以及今本《詩經》與“ 
”相當之字均作“一”，學者才恍悟所謂“歲 
返”即“歲一返”，意思是說一年往返一次。不過“
”為什麼可以用作“一”，又引發新的討論，我們目前隻知其然，尚無法確定其所以然。2012年公布的清華竹書《良臣》，記述古代著名君主的良臣，所記禹臣中有“史皇”。“史皇”也見於傳世古書，故訓認為就是傳說中大名鼎鼎、創造漢字的“倉頡”。倉頡的身份，過去所知有兩說，一是黃帝史官，一是遠古帝王，所謂“禹臣”，則是《良臣》帶給我們的新知識。漢字起源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關於漢字形成完整體系的時代，學界主要有兩種看法，一是夏代初年，一是夏商之際。《良臣》以史皇為禹臣，是把史皇看作夏初之人，有學者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與漢字在夏初形成完整文字體系的意見暗合。無論如何，《良臣》的記載都為倉頡其人以及漢字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啟示。此外，竹書還為甲骨文、金文等出土資料中疑難字的破解帶來契機。
近年來，每年都有關於楚簡的各類科研項目立項，數量可觀，論著發表更是難以計數。可以想見楚簡熱必將延續下去。作為楚簡研究者，既慶幸生逢其時，同時也提醒自己，不可急躁，應當靜下心來，踏踏實實，細細耕耘，方不負時代對我們的惠賜。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湖北出土未刊布楚簡集成研究”首席專家、武漢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