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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歷代儒家石經文獻集成”首席專家、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
儒家經典《詩》、《書》、《禮》、《樂》原本於“郁郁乎文哉”的西周文化，經孔子和七十子后學相繼傳授、解說，是為儒家文化。戰國時連同經孔子筆飾的《易傳》和《春秋》，稱為六經。漢立五經博士，使儒家經典成為兩千年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核心。這些經典從口頭傳授到書於竹帛、鐫之石碑、轉抄於紙卷、刊刻於梨棗，傳之於今，已與先秦原貌存在不小的差異。
存世石經揭示與漢字和經學發展的關系
儒家石經指鐫刻在石碑上的經典。自漢末以降至清中葉，計刻有七朝石經，即熹平石經、正始石經、開成石經、廣政石經、嘉祐石經、紹興石經、乾隆石經。石經作為儒家經典的重要載體，是漢、魏、唐、孟蜀、南北宋和清官方的欽定文本，從文本到文字都體現出與時代相適應的標准，具有歷史、文化和藝術的多重價值。今開成、乾隆石經外，紹興石經尚存大半，他則多殘泐毀棄，沉埋地下。殘存斷碑和文獻記載所留存的僅是部分歷史信息，揭示了石經與漢字和經學發展的關系。
就字體而論，熹平石經為一字隸書，正始石經是古文、篆文、隸書三體，開成石經和廣政石經皆楷書，嘉祐石經為真篆二體，紹興石經或真或行，乾隆石經則純一楷書。歷朝都有自己的標准字體，鐫刻石經是作為一定歷史時期的經學范本，故首先須與當代通行的正體字相適應，必要時才兼備它體。漢承秦后，變篆為隸，經典文字在篆隸變化中歧出不一，為師法家法爭端之一因，影響到經典意義和官吏仕途，故熹平石經用標准的隸書書寫，以統一今文經本。曹魏時古文經學立於學官，時今古文經學界限漸趨泯滅，故鐫刻古文、篆、隸三體，既希冀還原古文經本，也俾學者對照今古文文字差異。六朝楷書定型，但別體訛字泛濫，波及經典，唐貞觀以后曾數度勘定，猶難奏效，故開成間用楷體書鐫於石碑，冀定於一尊。凡此均顯示出以楷定文字而統一文本，借統一文本而推行標准字體的意圖。
就內容而言，熹平石經鐫刻《詩》、《書》、《易》、《禮》、《春秋》、《公羊》、《論語》七經，很大程度上出兩漢五經博士的今文經學傳統和《論語》地位的提升。正始石經刻古文《尚書》和《春秋》、《左傳》，標志著漢末三國之際今文經的式微和古文經的興起，為六朝隋唐經學奠定了基礎。廣政石經兼刻經文和注文，可以看出漢魏古注在隸楷興替下歷經六朝三唐，文句字形皆已舛亂。嘉祐石經刻《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孟子》九經，與北宋科舉考試息息相關。高宗御書紹興石經，其《易》、《書》、《詩》、《左傳》和《禮記》正是孔穎達主纂《正義》的五經，說明唐宋經學具有相承的一面﹔而《禮記》僅書《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復鐫刻《論語》和《孟子》，反映出經二程提倡后的經學走向已經發生變化，理學格局基本定型，朱熹承之而起，傾數十年精力集注《四書》乃勢與理的必然。
漢魏石經殘石出土引起轟動
20世紀20年代，洛陽出土大批一字和三字殘石，掀開了一千七八百年前漢魏石經的朦朧面紗，引起極大轟動和傳拓研究的熱潮。熹平石經所刻是五經、六經抑或是七經，文獻記載舛亂，學者持論各異。殘石出土后，經王國維、羅振玉、馬衡、吳維孝等人相繼傳拓研究，不僅確証其為七經，更進而考定《詩》用《魯詩》、《尚書》用歐陽本、《易》用梁丘本、《春秋》用《公羊》本、《公羊傳》用嚴氏本、《儀禮》用戴德本、《論語》用《魯論》，使數百年疑惑一時明朗，紛爭漸趨消解。七經皆用漢代官學今文本，表面是為統一家法文本文字，實質也是為挽救官學今文式微而民間古文盛行的一種舉措。曹劉興替，古文經學紛紛立於學官，遂於正始初年鐫刻三體石經。正始石經究竟刊刻幾經、共有幾碑，文獻語焉不詳。三體石經《尚書·無逸、君奭》巨碑和小塊殘石的出土，証實王國維《魏石經考》所定《尚書》用馬鄭本的推測。石經正面《尚書》，背面《春秋》，因底部鐫有“第十七”的《梓材》和鐫有“第廿一”的《君奭》殘石出土，全部魏石經二十八碑五十六面的《尚書》、《春秋》位置由此排定。兩經之外，《隸續》還錄有《左傳》文字，經臧琳、孫星衍等離析，王國維最后推定：《左傳》刊至魯桓公而止。由正始二年（241）至司馬執政才二十多年，說明三體經本費工浩繁，曠日持久，魏晉禪讓，工程廢止。反映出文化與政治榮損與共，休戚相關。
石經復原破解古今經學難題
沉埋千年、一旦破土而出的殘石，真正讓世人驚訝的還是它的內容。兩漢今古文經學爭論一直為宋以下尤其是清代學者所關注，並融入民國古史辨學潮中，衍化為古書真偽之爭。由於無法一睹秦漢文本之真，爭論始終停留在推測階段。漢魏石經殘石的面世，經研究推排復原，不僅讓我們目睹今文經文本原貌，今古文經本差異，並可由此窺探先秦秦漢文本流傳中的錯訛，乃至古史與年代學等問題。
《毛詩》獨傳一千四五百年，三百篇古本順序已深入人心。趙明誠《金石錄》說《魯詩》篇第與傳世《毛詩》小異，八九百年來學者少所關心，至王國維猶未破解。經羅振玉對續出的熹平殘石計算推排，獲知《小雅·彤弓》之后為《賓之初筵》而非《菁菁者莪》﹔《大雅·旱麓》之后是《靈台》而非《思齊》，僅出土殘石之序次不一已遍及風雅頌，推想三百篇中差異相當可觀，証實趙氏魯、毛篇第小異之說確有所據。《邶風·式微》共二章，《魯詩》章次適與《毛詩》相反。章次相異可能是錯簡，而篇第錯舛涉及春秋諸侯世次問題。《鄭風》二十一篇，魯、毛兩家不僅篇次不同，其篇次所呈現的鄭國諸侯世次也已混亂。《詩經》無論為誰或何時編次，各國詩篇前后與諸侯世次一致應是一種常理，這表明兩家的篇次在戰國秦漢的口傳中都曾顛倒混亂，可証班固《藝文志》所說確系當時實情。由此推測，古本《詩序》（古序文字）在先秦時獨立於四家詩之外別行，逮及口傳錯亂的四家詩形諸文本，在傳授中時有引《詩序》作解者，而《毛詩》經師為顯示其淵源有自，全取古本《詩序》分置各詩之前。《詩序》完整的侯國世次與已舛亂的《毛詩》篇次不能相應，為保持傳授文本原貌，經師援序配經，形成現今所見傳本。《魯詩》殘石的復原不僅可使我們認識和追溯小序的來歷，更為探索四家詩有無詩序開啟了新的思路。
《尚書·無逸》是周公列舉殷商三宗的經歷與施政作為以勸勉成王的訓辭。傳世《古文尚書》本以中宗、高宗、祖甲為次，馬、鄭據序次而指祖甲為高宗武丁子，《孔傳》和王肅則認為是商湯長孫太甲。歷代尚書學者費盡心機，多方詮釋，仍難有定說。宋代熹平石經《無逸》殘文出土，高宗后無“祖甲”一段文字，而中宗前卻有四十字的空位，昭示歐陽本是以太甲、中宗、高宗為次，孔傳、王注並非空穴來風。清儒因《古文尚書》案的牽連，對此還在左袒右袒，猶疑不定。民國初年三體石經《古文尚書·無逸》出土，次序與傳世本古文《無逸》一致。今古文序次之不同，表明兩者異同產生年代可溯至西漢甚至更前。取証於當今出土竹簡的書寫格式，聯系劉向以中秘古文《尚書》校大小夏侯、歐陽三家經文的脫簡實例，祖甲一段文句適為二支竹簡的文字。以簡牘格式排列，可確証祖甲應為太甲，原在中宗之前，其竄亂到高宗之后系由漢以前錯簡所造成。夏商周斷代工程在排列殷商晚期年代時，從馬鄭說認祖甲為高宗子，將高宗以后的祖庚、祖甲、廩辛、康丁四王年數框定為44年。由於將祖甲兄祖庚在位七年排斥在外，與《無逸》中周公所說祖甲之后“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的晚商帝王在位年數抵牾，於是隻能認為周公是泛指中宗、高宗、祖甲以后的某些王。但如據熹平和正始石經殘石的錯位作符合歷史的推測，將祖甲依從今文經本次序置於中宗前定位為太甲、中宗、高宗，則高宗之后容有在位七年的祖庚，這與周公所謂逸樂之王多三到十年的短祚適相吻合。
事實上，前述所舉指示殘石可以補充、佐証經文是非和歷史事實十分重要。比如開成石經《月令》改動經文與紹興石經由高宗御書的事實，賦予傳統文化新的時代價值和內涵，反映出皇權對經典的重視與滲透，而乾隆石經的前后磨改，就更隱含著和珅專權的影響。總而言之，作為不可替代的實物文本七朝石經，對研究經學史、政治史甚至歷史年代學，都有其無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對當今繼承和弘揚傳統文化，發掘儒家經典的現代價值，更有其不可忽視的歷史和現實的雙重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