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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春芳:當代西方都市文化的本質

2016年01月21日15:07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國家社科基金專刊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英國小說中的都市文化困境研究”負責人、山東工商學院教授

文學藝術作品是通過現象世界的描寫來展示人類生活本質特征的,當代西方社會的精神危機在文學文本中得到了生動而深刻的體現。在眾多的文學作品中,被譽為“英國文壇三劍客”的馬丁•艾米斯、伊恩•麥克尤恩和朱利安•巴恩斯,具有深刻的都市文化背景,且將目光集中在當代倫敦,因此他們的作品從多重側面深刻展現了當代西方都市文化的內在矛盾及其困境,指出了工具理性泛濫造成西方都市文化中的精神災難。

“工具理性”批判要義

“工具理性”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中一個重要的概念,其核心要義是指行動隻由追求功利的動機所驅使,行動借助理性達到自己需要的預期目的,行動者純粹從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慮,而漠視人的情感追求和精神價值。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宗教的動力逐漸喪失,物質和金錢成為人們追求的直接目的,於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極端化,手段成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們身上的鐵的牢籠。然而,工具理性帶來的成功隻能征服外在世界,對人的內心卻毫無辦法。相反,在這種思維模式引導下,人被完全過濾出工具理性目標至上的邏輯結構,成為既定模式下的爬行者,最終把自己變成了物品的手段和工具,導致人格畸變,整個社會也呈病態發展。威廉•巴雷特在其著作《非理性的人》中為理性時代做出了精練的評說:“在理性的盡頭,人直面無意義性。”

當代西方文化中的倫理衰微

在“三劍客”的筆下,倫理衰微是當代西方直面的首要困境。倫理是人類世界區別於自然世界的標志之一,對倫理秩序的追求是人類走出自然狀態以來所進行的不懈探索。在當代西方都市中,倫理生態卻越來越令人堪憂,倫理困境漸深漸重。在麥克尤恩的小說《水泥花園》中,“包含了兄弟姐妹之間的對抗、性禁忌和蓄勢待發的暴力威脅”。小說刻意避開了繁復糾纏的情節,避開了人物內心世界美好崇高的心理學敘事,擺脫了社會文化的層層矯飾,直逼當代生存狀態下毫無掩飾的倫理真相。與麥克尤恩相比,巴恩斯的小說筆觸相對寧靜淡然。他的新作《終結感》敘述風格平和安定,充滿了歷史與記憶的因素,而字裡行間透露出來的深層含義卻昭示出一種萬事已經了結、再無任何希冀的末日之感。這種平靜溫吞為基礎的當代都市倫理生態展現出令人絕望的凝固與冷漠。小說中的青年學生對文化傳承持鄙薄態度,對待生命與死亡持游戲態度,傳統倫理思想在這個群體中徹底坍塌。艾米斯的作品《死嬰》中的主人公則是品性惡劣、墮落骯臟的青年男女,他們之間混亂冷漠的關系無論如何不能承擔孕育新生命的職責。“死嬰”不僅象征了當代西方倫理的悲慘宿命,更是對人類未來宿命的可怕揭示。

這些作品不約而同展現出被工具理性侵襲后的混亂世界,在這個唯目的論、唯利益論的世界中,科學精神變成技術征服,經濟發展變成金錢攫取,藝術變成大眾娛樂,而倫理則淪為物質生產的一種保証,失去了約束人的靈魂和內心的本質機能。可以說,當代西方物質的豐富與科技的進步,是以倫理的坍塌和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

當代西方文化中的價值困境

工具理性思維模式對當代西方的價值體系也形成了重創。人類在物質迅猛發展的背景下,物質需求不斷增加、對物質需求的層次也越來越高,物欲對人類的掌控使人類社會的文明發生了質的改變。人類社會在爭奪物質、資源、金錢、權力等方面毫無節制,人與人之間的自然關系被物質所摧毀,人類自我價值的定位、價值取向的定位以及價值觀念的定位都開始動搖。被評為“1923年至今100部最優秀的英文小說”之一的馬丁•艾米斯的《金錢——自殺者的絕命書》,便深刻體現出價值觀被顛覆之后的可怕狀貌。小說的敘述筆觸直接而赤裸地揭示出西方都市的前沿群體——演藝界中追腥逐臭、聲色犬馬、淫亂惡濁的社會真實。艾米斯的作品《成功》與《金錢》一樣,毫無掩飾地直指當代西方社會的精神災難——為了金錢不惜一切代價,而以物質為目的的成功則進一步將人推向了靈魂真空的黑洞。小說巧妙設置了“成雙成對”的人物,這種安排無疑是對當代西方文化生態的絕妙諷刺,即無論人的成長背景如何、成長軌跡如何,最后都遵循同一價值邏輯,無一例外地走向靈魂衰敗、精神荒蕪的命運。麥克尤恩的小說《星期六》講述了成功富有的神經外科醫生貝羅安在“星期六”一天中的經歷,對當代都市成功人士的生活、思想、心靈、精神和情感進行了細致入微的描繪,展現了當代都市文化對人類生活的浸潤和異化,由此形成一種人性徹底墮落的當代都市人文狀貌。面對物質的豐富,人類如何護持內心和靈魂,諳透生命的意義,尋求合理的生存方式,使物質真正成為改善生活的途徑,而不是殘害靈魂的罪魁,是當代世界必須思考的命題。

當代西方文化中的情感生態

工具理性霸權對人的情感范疇也帶來致命的傷害。當代西方社會的文化核心被工具理性綁架之后,便形成了這樣的文化形態:科學技術被視為時代的最高成就﹔征服與佔有成為時代的最高美德﹔消費與購買成為人類的最高理想﹔計劃與目的成為生活的最重要形式。與這樣的文化形態相對的是,情感與內心成為最沒有價值的范疇,人面對一切都不再具有同情心與憐憫心,一切行為隻以自己的現實利益為最終指向。在這種背景下成長的一代都市人,性格與精神不可避免地受到損害,形成冷漠和暴力的性格傾向。在《懷孕的寡婦》中,作者將矛頭直指西方社會中性解放的惡果。在《倫敦場地》和《夜行列車》中,由於情感的缺失,冷漠與殘暴橫行,死亡成為人生目的和不懈追求。西方都市人群面對精美奢華、堆積如山的物質,卻沒有受到任何正面、積極、美好的影響,而是變得更加不堪。

“三劍客”的文學文本所表現的西方當代都市文化生態,看來夸張而荒誕,與西方社會呈現的表面繁華並不相符,但由於文學是與現實社會生活密切纏繞的審美表現,它體現的是現象背后的價值體系與思維邏輯,揭示的是華美表象背后的思想真實和精神真實。然而,國人對西方文化的理解大多停留在表象的繁華與富足層面,造成了國人對西方文化的想象式建構,將西方文化完美化、偶像化、神聖化,並成盲從的趨勢。如今,大到經濟文化領域,小到娛樂時尚圈子,乃至青年的婚戀觀、消費觀和思維模式,西方文化對我們的影響不可謂不深,而這種影響也在無孔不入地消解著我們的民族文化傳統。解析“三劍客”文學作品所呈現的西方世界繁榮表象背后的真實本質,一方面可以幫助國人建構西方文化傳播與認知的多維途徑,使處於多元文化和文化變遷中的中國青年能夠以更加清晰客觀的眼光看待西方都市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更深刻地了解、更有效地傳承我國傳統文化中對人文理性的推崇,避免在科技發展的道路上背離人文理性。獨尊工具理性,形成對人的精神世界的貶低。因此,闡釋西方文化發生的社會根源及社會必然,揭示西方文化繁榮表象背后的痛苦真相,既是從事西方文化研究者的責任,也是客觀全面地了解西方文化的必然選擇。

(責編:李葉、程宏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