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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微信公共事件與社會情緒共振機制研究中期檢查報告

2016年01月15日14:28

一、 研究進展情況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微博微信公共事件和社會情緒共振機制研究”自立項以來,在首席專家陳力丹教授的統籌協調與指導下,課題組按照研究計劃有條不紊地穩步推進,各個子課題也同步進展順利。

截至2015年6月底,課題組完成中期研究報告《新媒體公共事件傳播中的社會情緒演化邏輯研究》(10萬字),發表階段性成果的學術論文15篇(其中8篇論文發表在CSSCI來源期刊,2篇論文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1篇論文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全文轉載)。

具體的研究進展如下:

1.2013年11月,課題立項,陳力丹教授聯合四個子課題負責人,隨即啟動子課題組長溝通會,課題研究的基礎文獻的搜集工作也同步開始。

2.2014年1月-4月,課題組根據申請書的專家評審意見,重新調整和規劃了研究思路,在原先的五個子課題基礎上進一步細分了研究問題,課題組成員分頭行動圍繞課題的內容整理中外文相關資料,多次召開小型學術研討會,並就課題研究方案設計進行優化。

3.2014年5月,課題組籌備開題會並在當月28號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了開題研討會,此次研討會商定了課題研究中的關鍵概念界定,使用的核心理論依據,以及多元研究方法引入和設計,並明確了全體研究成員的分工與研究執行的時間進程。此次開題會的成果以論文《新媒體事件研究的理論想象與方法路徑》的形式發表在2014年第11期《新聞記者》(CSSCI)期刊上。

4.2014年6月-8月,課題組完成了“2012-2014微博微信公共事件案例庫”的第一期建設,利用慧科數據庫共搜集微博微信公共事件關鍵案例30起,包括全部的傳媒報道文本與熱門微博文本,至此獲得了豐富的基礎案例素材。

5.2014年9月-10月,課題組對12位新媒體用戶進行了深度訪談,一方面從新媒體事件的參與者、親歷者角度搜集鮮活材料,另一方面利用訪談的形式就研究方案的一些問題進行預研究。

6.2014年11月-12月,課題組核心成員集中學習並掌握了國際前沿的社科方法——QCA(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並將該方法引入到子課題三、四的實際研究中。

7.2015年1月,課題組召開階段性研討會,部分子課題負責人和主要研究成員參加,就課題進展遇到的問題、困惑進行溝通,並就下一步的研究進行了商討與規劃。

此間,課題組有多項成果以論文的形式陸續發表在《國際新聞界》《當代傳播》《新聞記者》等期刊上。

8. 2015年2月,課題組完成了“2012-2014微博微信公共事件案例庫”的第二期建設,在第一期30個案例庫基礎上,補充搜集資料,增加至48個關鍵案例,充實了研究素材。

9.2015年3月-5月,課題組依據前期掌握的理論文獻資料、案例基礎資料,結合QCA研究方法開展富有成效的研究,集中攻關,完成了課題的中期研究報告《新媒體公共事件傳播中的社會情緒演化邏輯研究》,共計10萬字。同期在《編輯之友》(2015年第5期,CSSCI期刊)上發表論文《社交媒體減弱政治參與——“沉默螺旋”假說的再研究》。

10.2015年6月,課題組召開中期研究總結會,邀請專家對中期報告進行評議,並就報告的不足之處提出修改建議。同時,課題組規劃了未來半年的研究內容,重點討論了如何在中期報告基礎上進一步深化研究、解決目前研究的難點和瓶頸。課題組還對研究的執行方案進行了調整,對各個子課題的內容也做了改進。

目前,子課題“社會情緒的線上話語形態、情感動員模式與監測預警模型研究”因劃撥經費審批周期長而進展相對緩慢。就課題的進展情況來看,本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較為豐碩的,但對成果的推介力度還不夠大。下一步除了繼續深化研究外,課題組准備創新成果推介方式,並主動聯系國家社科基金的專刊專欄,撰寫《成果要報》,積極地推介研究成果。

就研究本身遇到的一些學術難點,本課題組主要的解決方式有三種:

一是回歸經驗材料,挖掘其與理論假設的關聯,隨著子課題三劃撥經費到位,不斷促進現實案例和已有理論的對話,調整研究的微觀設計方案,使研究的開展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二是積極拓展研究視野,引入國際最新的研究方法,在方法路徑上力爭有所突破,目前已經引入了QCA研究法,未來還將引入小型語料庫分析、網絡文本挖掘等更多新方法﹔

三是課題組成員密切加強溝通聯系,要保持經常性的學術討論的習慣,依托課題本身,下一步課題組還將召開更多的學術會議,與部分期刊、研究機構合作研究,推動難點問題的攻克。

在研究過程中,課題組從首席專家到各個子課題負責人,再到課題參與成員,都投入了較多的時間、精力,形成合力共同推進課題的研究進程。當然,與當初申請課題的設想相比,目前的研究方案更加細化,也更加具有新意和前瞻眼光,這些新的變化、新的思考、新的規劃,都將在未來研究中扎扎實實地給予落實。

在未來的研究中,課題組將從中國本土的新媒體事件案例出發,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融合多學科理論視角,持續地將本課題的研究推向深入,爭取做出兼具理論價值與應用價值的學術成果,爭取在網絡輿論、網絡情緒治理等相關方面為國家和社會提供更多有價值的建言。

二、 研究成果情況

這裡從本課題發表的階段性成果(見附件EXCEL)中,選擇最有代表性的4項成果予介紹:

1.陳力丹、熊壯:《2014年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十個新鮮話題》,發表在2015年第1期《當代傳播》(CSSCI)期刊上,並被2015年第9期《新華文摘》全文轉載。

這篇文章概述了 2014 年我國新聞傳播學界研究中的十個新鮮話題,包括媒介融合、微傳播、PGC內容模式、微信公眾賬號、網絡事件、數字遺忘權、媒體反腐、公共外交等話題。其中多個話題與本課題密切相關。

就以微博微信為代表的“微傳播”形態而言,文章指出“微傳播”形態正改變著人們的交流方式和生活模式,進而影響社會結構的變化。在網絡輿論的形成方面,微博具有形成網絡輿論場的大部分特征,具備強媒體屬性﹔而微信更偏重社交屬性。

文章指出,微信傳播具有綜合性、實時性、相對聚合性特征,但現實中重大事件中微信傳播的輿論引導存在諸如引導主體不明確、引導信息源真實性不確定、引導內容冗余性以及引導有效性欠缺等問題。

就網絡事件研究而言,文章發現,2014 年並不是網絡事件的多發年,可能正是由於這種時間上的空檔,學界有機會對近年來我國已經發生的網絡群體性事件進行歷史梳理和經驗概述,成為一個熱點。

文章綜述學界研究指出,目前我國網絡事件研究存在的五種取向——行政管理、媒介建構、輿論場域、公共領域和集體行動。不論哪一種取向,網絡事件的主體都是網民的情緒宣泄和價值表達,議題則多為“政治性官民沖突和社會性公共事件”。

這些綜述為本課題的研究進一步廓清了關鍵概念,勾勒了研究地圖,也為本課題的開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文獻基礎。在現實社會影響方面,該文章綜述的學術觀點貼近當下前沿的熱點話題,提供了重要的解釋框架。

2.周俊、毛湛文、任惟:《筑壩與通渠:中國互聯網內容管理二十年(1994-2013)》,發表在2014年第5期《新聞界》(CSSCI)期刊上。

這篇論文對1994-2013年中國互聯網內容管理的歷史進行了扼要梳理。通過回顧二十年間的關鍵節點,本文分析了互聯網內容管理的強度、方式、思路的變化,並對未來網絡管理的轉型提出改進的建議。

論文認為中國互聯網管理的模式亟待需要轉型。目前的管理模式的特點是“重筑壩、輕通渠”和“重規范、輕發展”,結果使得那些對公眾有重要意義的新聞信息,以及對權力部門有監督和制約功能的信息供給太少,最終削弱了網民輿論監督和民意表達的熱情。

論文提出,當前移動互聯時代的到來,使手機等移動終端與個人生活牢牢綁定,凸顯了信息傳播的個性化、私密化、封閉性,信息監管更為困難。如微信接近於人際傳播和小群體傳播,以半公開半封閉的狀態傳播,加之語音信息以聽覺為主的特征,也帶來監管難度。

論文建議,下一步相關部門需要著重思考的是如何拓展互聯網的發展空間、如何為言論自由創造更多的政策保障、如何吸納行業組織和普通網民形成普遍自律的氛圍。

這篇文章對中國網絡內容管理的20年歷史的梳理,具有重要的歷史參考價值。同時為本課題進行子課題五“共振調節機制”的相關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礎。其總結發現的歷史結論,也對當下有啟示意義,特別是為目前的互聯網內容監管提供了轉型與優化的方向。

3.毛湛文:《新媒體事件研究的理論想象與路徑方法——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微博微信公共事件與社會情緒共振機制研究”開題研討會綜述》,發表在2014年第11期《新聞記者》(CSSCI)期刊上,並被2015年第2期人大報刊復印資料《新聞與傳播》全文轉載。

這篇論文是本課題的開題會綜述,開題研討會上各位學者的觀點進行綜述,論述了當前新媒體事件研究中亟待超越現狀的地方,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和路徑方法,特別討論了目前微信傳播研究應當如何突破瓶頸的問題。這些觀點對於新媒體事件、網絡輿論等研究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論文指出,在研究情緒共振現象時,應該特別考慮到共振的制度背景和中國轉型社會的現實,把共振放置於一種更為開闊的社會背景、敘事視野下研究。要注意社交媒體的社會功能和角色、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性安排、情緒醞釀爆發的群眾性基礎、政府管制的合法性等等因素。

論文認為,微博的式微不能撼動微博作為中國最重要的互聯網公共表達平台的地位。微博上的社會階層群體極端豐富,在公共事件表達中作用顯著,可供分析的內容多。從某種意義上說,公共事件可能在微信這個“私人客廳”中醞釀,但真正的表達、互動、情緒共振還是主要在微博這個“社會廣場”。

論文也注意到,隨著新媒體技術的變化,微博和微信有可能會在未來走向式微,甚至可能會衰落和消亡。但是,微博所代表的弱關系傳播平台、微信所代表的強關系傳播平台,卻仍然會以其他的媒介形態一直存在下去。所以,課題研究目標不應當限於僅僅考察微博和微信上的情緒共振,更應該探尋技術平台背后的關系類型,即對比、揭示出強關系平台和弱關系平台之間的差異性。

論文提出,在新媒體事件的研究中,應當將傳統的社會科學的方法和計算機科學中的大數據分析的方法統合使用。前者包括調查問卷法(對線下現實的社會情緒進行測量)、社會網絡分析分析(對影響共振機制的意見領袖、傳統媒體公共賬號的網絡位置進行測量)、話語分析(對共振背后的社會權力結構和情緒表達符號進行考察)。后者則主要是設計一套指標體系,基於海量網民意見和情緒進行數據挖掘,找到新媒體事件與社會情緒共振之間互動的相關關系,進而建立分析模型和數據可視化。將兩種方法范式結合使用,才能更深入地解釋新媒體事件與社會情緒共振的影響因素、轉化機理以及社會后果。

這篇文章,除了明確了課題組的總體性思路和方案之外,它在探索和尋找新媒體事件、網絡輿論研究的新視角、新方法和新路徑方面,具有前沿的學術價值。

4.陳力丹、徐志偉:《網絡集體行動視角下的“周亮解說門”》,發表在2015年第1期《新聞記者》(CSSCI)期刊上。

文章試圖從網絡集體行動的概念出發,思考不同地域網絡社群針對“周亮解說門”的討論方式與傳播路徑,對“網絡集體行動”這一社會情緒共振的典型表現進行個案研究。

文章認為,蘇北社群的網絡反擊、上海社群的論壇發聲與外省社群的意象挪用,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在鼓勵個人信任符號化的核心價值觀——基於地緣因素的社區認同感,借此促進網絡社群內部的凝聚。

文章認為,新媒體事件能夠為特定社群的情緒釋放提供表達契機。蘇北社群網友通過在周亮個人微博中大量評論、相關微博的轉發而迅速做出回應。他們的話語表述以情緒發泄型為主,展現的是一種絕對化、非理性的道德批判,很多言論具有明顯的攻擊性和嘲諷意味。平時,他們一般的不滿很難被“聽到”,這次選擇或被賦予蘇北人群體的身份,通過集體行動放大的群體不滿則可能被聽到,並由此在主流媒體上得到反映。

文章提出,基於地緣身份的認同,借助互聯網傳播技術創造了一個分享情感並相互支持的“虛擬真實空間”,這種現實與網絡連接的雙重性促使網絡集體行動表現出很強的動員力與凝聚力。

這一觀點的提煉,對於理解特定社群、特定集合的社會情緒共振,提供了案例支撐。在認同感的驅使下,社會情緒的共振更容易也更快速發生。這一發現也有助於從學理上揭示社會情緒共振的深層機理。

以上這些代表性成果在發表后,分別以不同形式在微信公共賬號、微博空間以及網絡學術論壇上傳播,獲得學界同行的高度認可。一些被《新華文摘》、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全文轉載的文章,亦引發了廣泛的學界影響。這些文章中提出的一些觀點,同樣在現實的新媒體事件中得到較多的印証,對於網絡情緒的疏導、調節,能夠提供理論依據,也能帶來現實的思考和啟發。

課題組供稿

(責編:李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