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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以來，世界進入危機高發期，這是由多方面原因決定的。但最主要是由西方國家忽視新興經濟體的正當訴求、西方國家主流認知沒有與時俱進及全球治理體系發展滯后等因素決定的。
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危機頻發已是不爭的事實，同時這也成為世界輿論的焦點。進而言之，從美國次貸危機到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從阿拉伯之春到敘利亞內戰，從烏克蘭危機到克裡米亞 “脫烏入俄”，從佔領華爾街運動到斯諾登事件，從“伊斯蘭國”崛起到巴黎恐怖案等等，諸多國際事件相繼爆發，並由此誘發世界“財政危機、經濟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但究竟是哪些主要因素促成世界進入危機高發期呢？這一問題需要國際社會共同思考。針對國際危機特質，我們認為，世界進入危機高發期是多方面原因在起作用，但最主要是由西方國家忽視新興經濟體的正當訴求，西方國家主流認知沒有與時俱進及全球治理體系發展滯后等因素決定的。
西方忽視新興經濟體正當訴求
世紀之交，國際社會發生的最大事件莫過於國際關系力量對比發生了結構性變化：西方國家整體實力相對下降並有加速下降趨勢。金磚國家作為整體力量正迅速崛起。盡管其崛起過程中必然會遇到多種障礙，但其崛起的趨勢將不會改變。
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意義深遠。首先，全球經濟持續繁榮與發展的引擎不再由西方國家單獨主導，而是由新興經濟體和西方國家共同主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盡管新興經濟體的經濟發展還存在結構性問題，但是，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經濟還是率先復蘇增長。進入21世紀，新興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西方發達國家。其次，國際糾紛、危機和沖突解決初步走出由西方國家絕對支配的局面。近期發生的敘利亞戰爭危機，由於俄羅斯積極斡旋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大力支持，最終通過外交途徑，化解了箭在弦上的更大戰爭。最后，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立有了初步的物質基礎。20世紀70年代，國際社會呼吁變革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但當時由於發展中國家經濟規模較小，難以提供相匹配的政治經濟新秩序所需的物質基礎，從而收效甚微。而今，從經濟實力上講，新興經濟體特別是金磚國家已群體崛起。這突出表現為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計算，至2012年，非西方國家產出規模首次超過了西方世界，其中，金磚國家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上升到27.2%。上述經濟總量的對比變化必將夯實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重構的物質基礎。
客觀地說，西方發達國家與新興大國分享國際領導權是確保國際關系穩定運行的基礎條件。新興經濟體將成為國際關系的重要參與者、國際游戲規則的制定者以及國際體系轉型的推動者。但令人遺憾的是，美國等西方國家不是坦誠迎接國際關系發展進入新時代，主動接受新興經濟體對國際關系穩定運行作出的積極貢獻，而是通過多種路徑制造麻煩，從而達到延緩新興經濟體持續、快速與健康發展的目的。如果美國等西方國家繼續忽視新興經濟體的正當訴求，採取遏制措施，必將進一步制造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國家之間的矛盾、危機和沖突。
西方主流認知未能與時俱進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國際社會發生了顯著變化：首先，科技革命方興未艾，尤其是計算機技術的普及與應用，大大便捷了不同國家與地區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增進了不同膚色民眾之間的了解和友誼，也相應減少了不同民族之間的隔閡和分歧。其次，經濟全球化推進國際經濟利益相互依存，金融、貿易、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流通的障礙日益減少，全球相互聯系不斷增強，國際社會進入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階段。再次，更多的國家參與全球治理將是大勢所趨。世界正處於一個迅速轉型的時期，現有依賴傳統工業革命而制定的國際體系、規則和制度已經受到了沖擊和挑戰。為促進和保証國際社會繁榮與發展，需要及時、持續提供相匹配的國際治理體系。
目前，國際社會針對國際治理體系供給的主體、路徑和內容還在持續討論中，共識性結論尚未形成。但在可預見的將來，西方國家壟斷、支配國際治理體系供給的局面將逐漸被打破，新興經濟體必然要參與到全球治理體系。上述國際社會變化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具體體現。這種變化需要相匹配的國際主流認知的發展與完善，以便指引國際法主體重構行為准則、國際規范和國際體系，並以此為基礎，保証國際關系運行處於良性互動、發展之中，減少國家之間的危機、對抗、沖突。正如本輪金融危機初期，20國集團一度成為最主要的世界經濟領導機構，對穩定世界經濟秩序功不可沒。不過，20國集團僅僅是一個非正式對話的國際論壇組織，在國際政治和經濟中的作用有限，而且，美國等西方國家並不情願將世界經濟管理權交給20國集團。因而，曾被寄予厚望的20國集團淪為債務人和債權人聚會的平台，更為重要的世界事務依然在七國集團框架內解決。有效管理世界經濟變得相當困難，遑論高效運行國際治理體系了。
造成上述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西方社會的國際認知並沒有與時俱進，而是依然停留在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形成的國際認知層面上。首先，表現在冷戰思維根深蒂固，這對西方國家制定對外政策影響深遠。當前，西方國家制定對外政策時，不是將和平、發展與民主視為國際關系良性運行、發展的基石，而是依循其自身的價值觀、人權、意識形態等條件，將不同國家分為盟友、敵人等類型。其次，國際治理依據依然固守在西方歷史經驗“權力轉移”的認知層面上，並據此判斷新興經濟體“崛起”與過去的西方帝國崛起性質相同，且認為國家富強后，必將對外推行侵略擴張政策。在2014冬季達沃斯論壇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中國比喻成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實質上，安倍晉三的言論是忽略歷史維度的錯誤認知。他沒有認識到，新興經濟體“崛起”是在沒有打破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下完成的，與歷史上大國之間“權力轉移”所依賴的國際環境已經大不相同。
當前，西方國際問題專家已經認識到世界正在發生從西方到非西方的“權力轉移”。但美國等西方國家有關人類社會發展的國際認知依然停留在以我為中心的基礎上。進而言之，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身體已經進入到21世紀，但它們的大腦還滯留在21世紀之前的階段，因此在應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時代的國際關系時，必然出現顧此失彼的局面。可以預見，美國等西方國家主流認知若不與時俱進，不僅將進一步加劇國家之間交往的難度，阻礙和諧、信任、公平、合作與共贏的國際秩序的形成，而且將加劇國家之間的危機、沖突與對抗。
全球治理體系發展滯后
現有的國際治理體系創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而當代需要解決的國際難題和問題與當時的國際情勢相差甚大。二戰結束后形成的 “雅爾塔體系”，既包含了美蘇兩大國勢力范圍的劃分，又有著維持世界和平、解決世界爭端、提倡民族自由獨立的原則。雅爾塔體系建立的初衷是為了保衛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果實，維持大國合作，防止世界大戰，但是該體系並沒有防止冷戰的到來。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在長達40多年的冷戰對抗中形成了各自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治理特點。冷戰結束后，有西方學者樂觀地表示，這是“歷史的終結”，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最優越的政治、經濟體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世界范圍內推行西方價值觀以及政治、經濟體制，然而，這遭遇到了各種反彈、危機。恐怖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和宗教主義、地區沖突、貿易糾紛、環境保護等問題日漸凸顯。西方所倡導的自由民主制度並沒有給一些發展中國家帶來穩定，反而導致了內亂、政變頻發的狀態﹔推行的市場經濟和私有化政策導致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被各種寡頭勢力和利益集團所控制，廣大民眾沒有分享到世界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可以說當前世界進入危機高發期背后有著長期的歷史積累的因素，與冷戰之后西方國家在全球范圍內過度推行自己的政治、經濟體制，卻沒有形成有效的，又能適應不同地區、不同文化的國際治理體系有著重要關系。
從國際社會發展實踐考察，現有國際治理體系發展滯后，不能有效解決當代國際社會危機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從表面上看，是由美國次貸危機擴散而成，但從實質上看，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發展滯后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下國際貨幣體系賦予美元特權，卻沒有施加相匹配的義務，也沒有設置責任機制約束美國政府濫用美元特權。由此，美國在制定國內貨幣政策時，往往考慮的是美國國家利益最大化，忽視了其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在執行貨幣政策時，對其他國家的溢出效應以及對全球金融市場的深遠影響。
變革和完善現有的國際治理體系是大勢所趨。全球治理體系的完善與更新為將來可能發生的國際危機提供一種解決方法。也就是說，沒有完善的國際治理體系服務於國際社會，當國際法主體之間出現分歧、危機與沖突時，隻能依靠外交途徑和國家實力解決，缺少相應的法律解決路徑。每當涉及重大國家利益沖突時，外交途徑的解決空間非常有限。例如，新近發生的“克裡米亞脫烏入俄”事件，當西方國家和俄羅斯均認為“誰擁有烏克蘭，誰擁有克裡米亞，誰就擁有地緣政治優勢”時，外交途徑解決克裡米亞歸屬問題已幾乎沒有可能。由此，當沒有預先設定國際危機解決機制、外交途徑又沒有能力化解彼此間戰略利益沖突時，類似於烏克蘭危機解決方式隻有依賴國家間實力的較量了。
（本文受國家社科基金項目 “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恢復與處置計劃法律問題研究”（15BFX129）的資助）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報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