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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民國東北大學研究”負責人、遼寧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九一八事變后，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流亡群體開始形成。這一群體以撤出華北的東北軍政力量為主，還包括流亡關內的東北學生、知識分子、商人及普通難民。“抗日還鄉”是東北流亡群體的主要志願，為此，他們積極參與關內的抗日救亡運動，同時也成為國內政治博弈中的一員。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這一群體也作出過積極的歷史貢獻。
積極推動全面抗戰的興起
東北流亡群體具有強烈的抗日訴求，群團色彩亦逐漸增強。流亡華北初期，在張學良授意下，東北地方精英閻寶航、高崇民等人組織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主要組織和援助東北義勇軍，也從事抗戰請願宣傳和東北流亡民眾的救濟與安置。這一時期民眾的救亡運動雖然主要是在東北軍政群體支持下開展的，但中國共產黨、青年黨等黨派已在救亡組織中發揮了一定作用。
由於東北流亡群體流亡異鄉的悲慘遭遇以及隨之而來的抗日救亡熱情，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有意識地從這一地方群體中發展力量。1933年后，東北流亡學生中逐漸形成國共兩黨組織及外圍團體的對峙局面。1935年爆發了反對華北特殊化的“一二九運動”，東北大學和東北中山中學等校學生在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35—1936年間，“一二九運動”蓬勃開展，它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救亡主張，也代表了東北流亡群體“復土還鄉”的志願，引起國內各界民眾的共鳴。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是東北流亡群體表達抗日救亡訴求的集中體現，激烈的“兵諫”方式反映了他們義無反顧的堅決態度。“西安事變”后，張學良遭到扣押，東北軍被分割使用，東北流亡群體遭到嚴重削弱。但“西安事變”促使國民政府在民族危機的緊要關頭，將國策由“積極剿共”轉變為“聯共抗日”，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由此形成。“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全面抗戰隨之興起。
全面抗戰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全面抗戰興起后，分別負責平漢線、津浦線和淞滬地區作戰的東北軍53軍、51軍、67軍先后參加徐州會戰、淞滬會戰、武漢會戰等戰役，矢志抗日的東北軍將士終於實現了對日作戰的夙願。在中國遠征軍中亦有東北軍53軍的番號。同時，東北軍53軍呂正操團、57軍萬毅旅等部在抗戰興起后先后脫離東北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陣營，成為華北抗戰中的勁旅。
在戰時大后方的重慶、成都等地，也聚集了大量東北流亡人士。1938年，張學良的舊時幕僚閻寶航、高崇民等建立了東北救亡總會，旨在聯絡和救濟流亡到后方的東北民眾。該組織具有較強的地方色彩和中國共產黨統戰背景，既從事救濟東北民眾、籌劃收復東北的工作，又是掩護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隱蔽戰線的公開組織。
抗戰中的東北流亡群體不再是全面抗戰前唯一的流亡群體，而是全民族抗戰的一份子。他們既發揮了解東北的優勢，積極從事收復東北的相關工作，又與全國民眾同仇敵愾，為抗戰的最終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東北解放和建設中發揮巨大作用
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對於流亡到關內的東北人民，應當加緊團結他們，准備收復失地。”而在其后《關於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選舉問題》的講話中，毛澤東又特別強調：“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重要的。”因此，“我覺得這次要有東北同志當選才好。”最終關向應、林楓當選為中央委員，呂正操、萬毅當選中央候補委員。抗戰勝利之初，中共中央就命令原東北軍呂正操、萬毅、張學思等部向東北挺進，並要求各根據地的東北籍干部全部前往東北，為東北新根據地的開辟與鞏固，乃至解放全國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依靠大量東北籍干部及官兵，發揮了他們“解放家鄉”、“建設家鄉”的積極性，使得根據地日趨鞏固，軍隊逐漸壯大。而國民黨軍雖多為中國遠征軍的精銳，但地理、民情皆不熟悉，相形之下處處被動。因此，國共兩黨在東北的軍事力量對比逐漸朝著對中國共產黨有利的態勢發展，直至最終完全解放東北。而東北解放區的建立與恢復生產，對解放全中國和鞏固新生政權具有深遠意義。
總之，東北流亡群體曾經是地方意識濃厚的群體，但在抗日戰爭與國共對峙的時代背景下，該群體亦經歷著嬗變。一方面，作為整體的東北流亡群體積極推動和參與抗戰，另一方面，這一流亡群體也因國共對峙發生了分化。實踐証明，中國共產黨在整合這一力量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並廣泛成功地吸納了這支重要的力量，最終推動了當時中國政治與社會時局的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