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戰爆發后,八路軍、新四軍挺進敵后,開辟抗日根據地。創建根據地軍工,成為中國共產黨堅持獨立自主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緊迫需要。經過軍工戰線革命先輩們的艱苦奮斗,逐步形成了以陝北、華北和華中三大戰略區為基礎的軍工宏觀發展總體格局。革命前輩用鮮血和生命、膽識與智慧,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抗日根據地軍事工業歷經戰爭的炮火硝煙,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巨大成就。
【關鍵詞】抗日根據地 軍事工業 抗日戰爭 中國共產黨
【中圖分類號】K265.1 【文獻標識碼】A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奔赴抗日前線,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軍工戰線的革命先輩們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創建和發展支撐戰爭的軍事工業,在中國人民抗日斗爭史上和中國軍事工業史上譜寫了輝煌的篇章。
抗日根據地軍工發展新局面逐步開創
抗戰爆發后,中共中央十分重視軍工生產。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所作的報告《論新階段》中指出:“每個游擊根據地,都必須盡量設法建設小的兵工廠,辦到自制彈藥、步槍、手榴彈的程度,使游擊戰爭無軍火缺乏之虞。”全會強調要“把提高軍事技術,建立必要的軍火工廠”作為“當前緊急任務”。
陝北抗日根據地軍工事業的初創與壯大。盧溝橋的炮火硝煙,召喚著一批批技術工人和青年學生奔赴延安,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滾滾洪流之中。其中有以賀瑞林為首的近百名太原兵工廠的工人,以沈鴻為首的10名上海工人,以及從河南鞏縣兵工廠來的多名工人。1938年3月,中革軍委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以及革命戰爭的需要,決定迅速創建陝甘寧邊區的軍事工業,成立了軍工局,由軍委參謀長騰代遠兼局長,李強、王諍任副局長。不久,軍工局劃歸中革軍委后勤部領導,后勤部長葉季壯兼局長。在陝甘寧邊區柳樹店紅軍修械所的基礎上,發展擴充為陝甘寧邊區機器廠。該廠成為一座既制造機器,又生產手榴彈、擲榴彈和火炸藥的綜合性兵工廠。工廠分為東廠和西廠﹔東廠為槍械修造部,西廠為機器制造部。
1939年4月,軍工局將西廠改稱為陝甘寧邊區機器廠第一廠,習慣稱之為茶坊兵工一廠,仍以機器制造為主。東廠遷往保安縣(今志丹縣)何家岔村溫家溝,命名為陝甘寧邊區機器廠第二廠,習慣稱之為何家岔兵工二廠,專門負責制造槍械。同時,利用原東廠廠址成立陝甘寧邊區機器廠第三廠,習慣稱之為茶坊兵工三廠,主要負責復裝槍彈、造手榴彈及生產酒精。1942年建成紫芳溝化學廠,命名為陝甘寧邊區機器廠第四廠,主要負責制造火炸藥。至此,陝甘寧邊區機器廠已發展為4個分廠,邊區的軍事工業體系初步形成。
華北抗日根據地軍工事業的初創與壯大。1937年10月21日,毛澤東致電挺進華北敵后的八路軍總部:“我們必須在一年內增加步槍一萬支,主要方法自己造。”根據軍委指示,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和副司令彭德懷經過反復醞釀,決定建立八路軍自己的兵工廠。
1938年9月中旬,八路軍總部修械所在山西榆社縣講堂鎮韓庄村正式開始組建。八路軍總部修械所的建立,是敵后抗日根據地軍火生產從分散到集中,從修理到制造,從隨軍流動到固定廠址,從作坊生產到規模生產的重大轉變。它標志著華北敵后太行山軍事工業的誕生。
太行山根據地軍工的發展。1939年6月,為加強軍工生產,八路軍總部成立了軍工部,劉鵬任部長。1939年2月17日,八路軍總部就曾向延安中央軍委請調工程師、管理干部、技術工人。中央軍委於1939年7月1日,抽調陝甘寧邊區機器廠劉貴福等300余名技術骨干,支援太行八路軍總部軍工部。1939年7月,日寇侵入榆社,韓庄修械所受到威脅。為了創建生產能力更強、更安全穩固的軍火生產基地,朱德、彭德懷、左權親自勘察廠址,選定地形絕佳的黎城縣境內黃崖洞,遷往擴建。在此建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中,規模最大、生產能力最強的兵工廠。
從1939年6月到1941年11月,八路軍軍工部在太行山地區逐步發展整合為10個生產單位,職工總數達到3300多人。軍工部一所:位於山西省黎城縣西北45公裡水窖山,又稱黃崖洞兵工廠﹔主要生產槍炮、彈藥。軍工部二所:位於山西省平順縣西安裡村,又稱西安裡兵工廠﹔主要修理槍械。軍工部三所:位於山西省遼縣(今左權縣)高峪村,又稱高峪兵工廠﹔主要生產七九式步槍、五○擲榴彈、手榴彈、地雷等。軍工部四所:位於河北省武安縣梁溝村,又稱梁溝兵工廠﹔主要產品為步槍。復裝槍彈實驗廠:位於山西省黎城縣下赤峪村,又稱下赤峪子彈廠﹔主要生產步槍子彈。刺刀廠:位於山西省遼縣土棚村(今左權縣芹泉鎮),又稱土棚刺刀廠﹔生產步槍刺刀。鐵廠:位於山西省武鄉縣柳溝村,又稱柳溝鐵廠﹔主要生產手榴彈、地雷、炮彈毛胚、雷管。鍛工廠:位於山西省武鄉縣顯王村,又稱顯王鍛工廠﹔主要產品為道軌鋼制步槍槍身、節套、機柄、撞針和炮彈尾管等鋼制槍彈零件的毛坯和擲彈筒、炮身毛坯。機器制造廠:位於山西省遼縣尖廟村,又稱尖廟機器廠﹔主要負責修補機器,自行設計、制造步槍生產簡易設備。軍工實驗所:位於山西省黎城縣上河村,主要負責炮彈實驗。
晉察冀根據地軍工的發展。晉察冀作為我黨在敵后創立的第一個抗日根據地。較早建立和發展了軍事工業,從而,在敵后抗日根據地建設史上和中國軍事工業發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1937年11月,晉察冀軍區成立時,設有軍區供給部,查國禎任部長。1937年12月29日,晉察冀軍區供給部在山西省五台縣跑泉廠村建立第一個修械所。1938年8月,修械所改稱晉察冀軍區供給部第一修械所。同時,將部分人員與機器設備遷回五台縣跑泉廠村,組建成晉察冀軍區供給部第二修械所,主要修配槍械,制造刺刀,並開始仿制手槍和步槍。1939年3月,晉察冀軍區供給部在河北省唐縣大石頭溝村和淶源縣五畝地村又各組建一個修械所,前者從事手榴彈的制造,后者修理槍械。除此之外,晉察冀軍區各軍分區及地方武裝也組建了修械所。1939年4月,晉察冀軍區工業部在河北省完縣神南鎮成立,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劉再生任部長。1939年10月,晉察冀軍區供給部技術研究室成立,集中了一批從北平、天津、保定來的知識分子,劉再生兼主任。按照聶榮臻關於“集中領導、分散經營、就地取材、小型配套”的原則,工業部將軍區供給部、各軍分區的修械所進行整編。由技術研究社、綜合性武器生產工廠大官亭修械所、火炸藥生產工廠大岸溝化學廠和1、3軍分區的修械所組成晉察冀軍區“北區”7個兵工廠和3個化工廠,主要分布在唐縣、完縣(今順平)、曲陽、阜平、淶源等地﹔以生產彈藥為主的晉察冀軍區工業部子彈廠及2、4軍分區修械所為主,在平山縣一帶建立“南區”6個兵工廠。
華北地區除了上述兩個根據地的軍工事業有了大發展以外,晉綏軍區以槍械生產為主的牸牛溝修械廠、以火工品生產為主的晉綏火藥廠,山東根據地以槍械制造為主的圈楊家村兵工廠、以槍械制造和彈藥生產為主的膠東第一兵工廠、以彈藥生產和槍械修造為主的山東縱隊第二兵工廠等,也有了長足的發展。
華中抗日根據地軍工事業的初創與壯大。1938年4月,新四軍軍部移駐皖南歙縣岩寺時,在岩寺上渡橋江家祠堂內建立了第一個修械所,同年8月,軍部移駐涇縣雲嶺,修械所遷到涇縣小河口,皖南事變前夕,修械所人員先遣北撤蘇北。
隨著部隊挺進敵后,第一支隊在皖南涇縣黃村建立了修械所﹔1939年秋江南指揮部成立后,又在蘇南溧陽水西村建立修械所﹔第四支隊在皖中舒城建立了修械所。第五支隊在皖東來安半塔集建立了修械所。1940年夏江北指揮部在來安大劉郢建立了修械所。同年秋,第五支隊修械所和江北指揮部修械所合並為修械廠,1939年底,第六支隊在皖北渦陽白廟建立手榴彈制造所。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國民黨當局完全斷絕了對共產黨領導的華中敵后抗日武裝的武器彈藥補給。為了適應抗戰的需要,在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新軍部的領導下,建立了自己獨特的軍事工業系統。1941年1月,在鹽城重建軍部時,成立了以韓振紀為部長的軍工部。新四軍政委劉少奇對軍工部副部長孫象涵說:我們軍隊的武器彈藥,光靠打仗繳獲是永遠不夠的,必須自力更生自行制造。要從新四軍作戰的實際需要,從新四軍作戰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來研制各類武器,改善我軍裝備。
新四軍軍工部下設工務、材料、管理等三科。軍工部以一師、三師在黃橋、東坎兩次戰役中繳獲的頑兩個修械所、兩部發動機、六部車床、二部陶床、一部乘床為基礎建立起工廠,后又擴編為七個廠:一、二兩廠做炸彈,三廠做子彈,四廠做手榴彈,五廠翻砂鑄榴彈、炮彈殼,六廠修理,七廠木工做箱子及手榴彈木柄。
1941年7月,鹽阜反“掃蕩”之后,根據地縮小,軍工廠受損失,難以集中生產。1941年8月,軍部決定撤銷軍工部,把設備、人員就近分散到第一、第二、第三師組成小廠繼續生產。新四軍軍部於1944年9月21日至10月6日,在黃花塘召開了華中兵工生產會。對發展軍工生產的任務提出了要求,強調各級領導一定要關心和重視軍工生產,號召廣大軍工戰士加速發展軍工生產,以適應大反攻的需要。會后,各根據地通過傳達貫徹軍工生產會議精神,開展勞動競賽和創造模范活動,使華中根據地的軍工生產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到抗戰勝利前夕,擁有各類軍工廠46個,員工近萬名。
由此,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逐步形成了以陝北、華北和華中三大戰略區為基礎的軍工宏觀發展總體格局,成為人民軍隊獨立自主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重要物質力量支柱。
抗日根據地軍工戰線群英薈萃人才輩出
許多革命前輩在抗日戰爭中,匯聚於軍工戰線,用鮮血和生命、膽識與智慧,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他們的英名永垂青史!
“八路軍兵工之父”——左權。左權1924年入黃埔軍校第1期學習。1925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2月赴蘇聯,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抗戰爆發后,擔任八路軍副參謀長、八路軍前方總部參謀長。周恩來稱他“足以為黨之模范”,朱德贊譽他是“中國軍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1938年初,根據軍委的指示精神,朱德和彭德懷經過研究,決定建立八路軍自己的兵工廠,並將這個任務交給了時任八路軍副參謀長的左權。左權強調,建設八路軍自己的兵工廠必須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加強對軍械修造的領導﹔二是集中技術工人和機器設備﹔三是擴大生產規模。在工廠的選址上,左權認為,作為一個較大規模的兵工廠,要有相對安全的外部環境和較好的生產條件,以及方便和充足的燃料來源。他特別注重調查研究,翻山越嶺,風餐露宿,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確定了黃崖洞這個理想的兵工廠建設之地。他實地勘測地形,親自規劃工廠布局,科學配置保護工廠的軍事設施,做了大量開創性的工作,將黃崖洞兵工廠逐步建設成為八路軍規模最大的武器彈藥生產基地,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八路軍裝備匱乏的狀況。劉伯承曾贊譽道:“左權同志艱苦經營太行山制造兵器的設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42年5月,日軍對太行抗日根據地進行“鐵壁合圍”大“掃蕩”。25日,左權在山西省遼縣麻田附近指揮部隊掩護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等機關突圍轉移時,在十字嶺戰斗中壯烈殉國,年僅37歲。周恩來聞訊道:“左權壯烈犧牲,對於抗戰事業,真是一個無可補償的損失。”朱德賦詩悼念:“名將以身殉國家,願將熱血衛吾華,太行浩氣傳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兵工泰斗”——劉鼎。劉鼎,1902年1月出生,18歲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業學校學習機電,21歲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劉鼎赴德勤工儉學,先后在哥廷根和柏林大學學習機電課程。經孫炳文和朱德介紹,22歲的劉鼎由青年團轉入中國共產黨,並任旅德支部青年團書記。1926年,劉鼎受組織委派轉赴蘇聯深造,先后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和列寧格勒空軍機械學校學習和工作,掌握了大量兵器、通訊、航空、軍事等領域的知識,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為數不多的技術專家之一。
1939年,劉鼎從延安到達晉冀魯豫根據地﹔1940年5月,經朱德、彭德懷提議,他被任命為八路軍總部軍工部部長。他在擔任軍工部長的近四年時間裡,狠抓步槍生產的制式化,大批量生產八一式步馬槍﹔研制成功迫擊炮和彈藥,使八路軍有了與日軍相抗衡的火力﹔從“缸室法”試制出硫酸,到烈性炸藥的研制成功,使八路軍擁有威力更為強大的彈藥﹔組織開展群眾性的爆破運動,家家造雷,戶戶埋雷,炸得日軍暈頭轉向,惶惶不可終日。由此創造出抗日戰爭太行軍工發展的鼎盛時期。劉鼎被習仲勛譽為“兵工泰斗”,聶榮臻贊譽他“鞠躬盡瘁,奉獻畢生”,交往半個世紀的國際友人稱他是“杰出的中國人”。
八路軍總部軍工部首任部長——劉鵬。劉鵬1926年參加國民革命軍,親歷北伐戰爭。1930年9月參加紅軍,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排長、營長、團長等職。1939年3月,擔任八路軍總部第六科(軍工科)科長﹔1939年4月1日,負責接管鼙山工廠,改名為柳溝鐵廠。1939年6月六科改建為軍工部,劉鵬為軍工部首任部長﹔1940年5月改任副部長,是抗戰時期軍工部任職最長的領導人,為八路軍軍工事業的發展,做了大量開創性的工作,功勛卓著。
“無限忠誠”——沈鴻。1937年9月,不願淪為亡國奴的沈鴻,從上海帶領9名青工及10部機床,經西安奔赴延安。抗戰八年的大部分時間沈鴻在安塞縣山溝裡的“茶坊兵工廠”擔任總工程師。在這八年裡,為挽救民族危亡,沈鴻接手和解決了一項又一項的技術與生產難題。他以極大的毅力和刻苦鑽研的精神,向能夠找得到的書本學習,向專家和有豐富實際經驗的老工人學習,經過反復實踐探索,從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出發,使一個個難題都得到了創造性的解決。八年中,沈鴻與茶坊兵工廠的技術人員和工人設計制造了供子彈廠、迫擊炮廠、槍廠、火藥廠和前方游動修械廠用的成套機器設備共計134種型號、數百台套。他三次被評為陝甘寧邊區的勞動模范和特等勞動模范。1942年發給沈鴻的特等勞動模范獎狀,由毛澤東主席親筆題寫“無限忠誠”四個大字。
“中國的保爾·柯察金”——吳運鐸。吳運鐸1917年生,早年曾在安源煤礦當礦工。抗戰爆發后,他不遠千裡,奔向皖南雲嶺,1938年參加新四軍,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期間,歷任新四軍司令部修械所車間主任,淮南根據地子彈廠廠長、軍工部副部長,華中軍工處炮彈廠廠長。
在淮南根據地時,吳運鐸帶領職工因陋就簡自制土設備,擴大槍彈生產。主持設計研制成功槍榴筒,參與設計制造37毫米平射炮以及定時、踏火等各種地雷,為提高部隊的裝備水平做出了重要貢獻。在生產與研制武器彈藥中多次負傷,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致殘,經過20余次手術,身上還留有幾十處彈片沒有取出,仍以頑強毅力戰勝傷殘,堅持戰斗在生產第一線。他說:“隻要我活著一天,我一定為黨為人民工作一天。”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和全國總工會授予他“特級全國勞動模范”稱號,並將他譽為中國的“保爾·柯察金”。2009年9月14日,他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建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之一。
“特級勞動英雄”——劉貴福。1937年8月,劉貴福帶領16名兵工廠技工赴延安參加革命,曾任延安柳樹店兵工廠科長、茶坊兵工廠槍械修造部領導人。1939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7月被派往太行,10月到八路軍總部軍工部工作,曾任軍工部技師、軍工部黃崖洞一所副所長、梁溝四所副所長、腦溝三廠廠長及左權縣西安村、潞城垂陽村、彭庄槍彈廠廠長。
他先后研制成功中國第一支自主設計並生產的7.9毫米“無名式馬步槍”、“八一式馬步槍”及“八一式駁殼槍”﹔將馬克沁機槍改裝成延安的高射機槍、將沈陽造韓麟春13式79步槍改產為“新式65步槍”﹔將50迫擊炮改進為曲平兩用炮﹔並成功主持生產出太行山八路軍全新槍彈。研制了刮斜機、拉線機、銑铇兩用機、邊槽機和標尺分度器等10余項專用設備。
1939年5月,在延安陝甘寧邊區工業展覽會上,“無名式馬步槍”榮獲甲等產品獎,劉貴福獲“特級勞動英雄”稱號及毛主席題詞的布巾:“劉貴福同志你是生產戰線上的英雄——毛澤東”。1943年被評為八路軍總部軍工部“勞動英雄”,並榮獲“技術能手”稱號。1944年被評為八路軍總部軍工部模范技術干部。是獲“勞動英雄”稱號的第一人,是八路軍輕型化制式步槍的技術開創者。
“把一家獻給黨”——教逢春。火工技師教逢春,生於1906年,出身於爆竹生產世家,1938年跟隨叔父全家參加縣抗日游擊隊制作手榴彈,次年調柳溝鐵廠任技術員,后調八路軍總部軍工部任火工技師。在火工品研制過程中,他常常冒著生命危險拆卸、解剖繳獲的敵軍炮彈。在火工品的試驗中,他叔父、妻子和兒子先后殉難於爆炸事故,本人也多次負傷﹔但他毫不退縮,勇於鑽研,成為軍工部制造雷管、底火、引信等火工品的技術能手﹔被譽為“火工品的外科醫生”,被授予八路軍總部軍工部“勞動英雄”稱號。他在長期艱苦的工作中日夜操勞,積勞成疾,患職業肺病,醫治無效,於1948年不幸病逝。
投身抗日根據地軍工事業的革命前輩還有許多,他們筑起一座座歷史豐碑:劉再生,畢業於河北省立工業專科學校,后留學日本仙台東北帝國大學,曾任晉察冀軍區工業部部長﹔張珍,畢業於輔仁大學化學系,曾任晉察冀軍區工業部副部長兼技術研究室主任﹔鄭漢濤,畢業於北京大學工學院,曾任八路軍總部軍工部工程處處長﹔張方,畢業於齊魯大學物理系,曾任晉察冀邊區工業局第二生產管理處副處長、晉冀魯豫軍區技術研究室副主任﹔韋彬,畢業於北京師范大學,曾任晉察冀軍區工業部技術研究室技師﹔董文立,畢業於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師,曾任陝甘寧邊區新華化學廠試驗室主任、副廠長﹔劉大璋,畢業於復旦大學,陶瓷技師,曾任軍委軍工局生產管理科科長、秘書長﹔郭棟才,畢業於日本東京工業大學機械系,曾任八路軍總部軍工部二所技師、三所工務科長、四所二廠廠長﹔陸達,畢業於德國柏林工業大學鋼鐵冶金專業,曾任軍委軍工局工程師、八路軍總部軍工部工程處副處長﹔程明升,日本早稻田大學電機系畢業,曾任八路軍總部修械所所長、軍工部一所所長……
抗日根據地軍工生產水平不斷提高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軍事工業,歷經戰爭的炮火硝煙,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革命前輩們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努力拼搏,頑強奮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巨大成就。
武器研制水平全面提高。步槍是當時步兵作戰的基本兵器。抗日根據地步槍制造,經歷了從仿造到改進槍械性能,進而逐步實現制式化的過程。1937年底至1939年4月間,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新四軍修械所、河北人民自衛軍修械所、八路軍總部第一修械所和第一二九師先遣支隊修械所,先后仿造捷克式7.9毫米步槍和漢陽式7.9毫米步槍。仿造槍枝的成功,為改進步槍性能打下了基礎。1939年4月,陝甘寧邊區機器廠的劉貴福等,大膽改進原槍設計方案,設計制造出新式的7.9毫米步槍。其主要特點,是在捷克式馬步槍的基礎上加以改進,配上三棱刺刀,利於白刃戰﹔簡化零部件,便於批量生產﹔縮小尺寸,適應山地游擊戰的特點﹔適當縮短射程,減小后坐力,提高射擊精度。1939年5月1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在延安舉辦第一屆工業展覽會,因為當時此槍未來得及命名,就被展覽會標名為“無名式馬步槍”。毛澤東參觀展覽會,拿起新槍比試一番,高興地說:“我們自己也能造槍了!這個槍使用方便,造得很好嘛!很漂亮啊,要創造條件多生產,支援前線,打擊日寇。”為進一步實現槍械制式化,已調到太行山根據地工作的劉貴福,對“無名式馬步槍”作了進一步的系統優化設計,1940年8月1日定型制造出第一支新型步槍,彭德懷、左權等首長看后十分高興,由彭總定名為“八一式步槍”。軍工部遵照彭總指示和工業化生產要求,將八一式步槍的圖紙下發至各造槍廠,統一生產工藝,使之成為根據地質量最好,產量最大的步槍,在太行區初步實現了步槍生產的制式化。
槍榴彈筒系配挂在步槍槍管前,借助槍彈發射的力量拋射超口徑彈藥的一種步兵近戰武器。1942年2月,新四軍第三師軍工部部長孫象涵提出研制槍榴彈的設想。他親自設計,並繪出結構圖和零件圖,在兵工廠先加工出樣品,經試驗獲得成功。抗日戰爭時期,新四軍兵工廠共生產了2196具槍榴彈筒和284900發槍榴彈裝備部隊,投入戰場使用后產生了明顯的軍事效益。
1942年新四軍第六師第十六旅軍工部承擔了研制口徑62毫米迫擊炮和炮彈的任務。1943年2月,該迫擊炮的最大射程達到600多米。后又不斷改進,增加射程,提高射速,而且通過加減藥包和變換發射角度可任意調節射程,命中精度高。同年上半年,新四軍第三師、第四師兵工廠在改進迫擊炮性能方面也取得成效,即把原先隻具備曲射功能的迫擊炮改成兼具平射功能的兩用炮。1944年八路軍總部軍工部抽調40多位技術人員攻關,進一步提高迫擊炮的質量。他們將雷管改為銅片沖制,管內全部裝填強棉藥,引信換成螺紋式,炮彈尾翼由鉚接改為焊接。經反復試驗和不斷改進,炮彈的射程由原先500米提高到700多米。
彈藥生產技術不斷進步。1940年前抗日根據地兵工廠隻能復裝子彈(利用舊彈殼,重新裝藥),難以滿足前線作戰需求。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各根據地兵工廠從1940年起致力於全新子彈材料的研制。雖然根據地兵工技術專家掌握了制造硫酸、硝酸、硝化棉等技術,自制的無煙藥質量已經達標,但要自制子彈還必須會制造子彈殼。制造彈殼的主要材料是黃銅,而當時從各地鄉村收購到的隻有雜銅和含有大量鋅的銅錢。兵工技術人員經過反復試驗,採用蒸餾、沖壓、成型等一系列工藝流程,最終將雜銅和銅錢制成子彈殼。1943年秋,晉察冀軍區子彈廠率先生產出全新子彈。次年,陝甘寧邊區兵工廠也生產出1萬多發新子彈。抗戰后期,根據地不少兵工廠都掌握了冶煉黃銅的技術,制造出全新的子彈。
突破白口生鐵韌化處理技術難關,開辟了生產炮彈的新途徑。生產炮彈殼的原料主要是鋼和灰口生鐵。當時根據地民眾有土法煉鐵的技術和經驗,能夠生產白口生鐵,但不能生產迫擊炮彈所需要的灰口生鐵。1940年6月,晉察冀軍區工業部技工彭長山用民間傳統燜火的方法,初步解決了白口鑄鐵炮彈的韌化切削加工問題,為迫擊炮彈的生產探索出了新思路。同年秋,八路軍軍工部畢業於德國柏林工業大學的冶金專家陸達與技術工人聯合攻關,將美國的黑心韌化處理工藝同太行山的燜火技術結合起來,經過改進的火焰反射加熱爐燜火處理,使鑄件軟化為可切削加工的毛坯,從而找到了一條不用灰生鐵也能生產炮彈的路子,使炮彈能夠大批量工業化生產。
火炸藥制造水平持續提升。火炸藥是槍炮彈制造的基礎材料。如何因地制宜,自己研制高級火炸藥,為槍炮彈生產提供必不可少的原料,便成為根據地軍工部門急需解決的重大問題。硫酸是化學工業最基本的原料之一,也是制造火藥、炸藥必須解決的關鍵原料。因此,必須首先掌握制造硫酸的生產工藝,並建立一定規模的化工產業。這在當時中國的一些城市不難辦到,然而對於地處農村和山區的根據地兵工企業而言,由於缺乏技術設備等基本條件,要進行化工材料生產頗為不易。1940年3月,晉察冀軍區工業部技術人員在河北省完縣神南鎮利用當地出產的陶土缸試制硫酸獲得成功,從而創造了缸塔法硫酸生產工藝,並在此基礎上研制成功了可用於火藥制造的高濃度硝酸。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和副參謀長左權聞此信息極為欣喜,6月30日致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聶榮臻:“你們已能自造硫酸、硝酸,這是我們工業建設上的一大進步,也是解決工業建設特別是兵工工業建設之主要關鍵。希大量擴充以能供給全華北各工業部門,首先是工業部門之需要為目標,在質量方面亦加強改進,以解決火藥問題。”晉察冀軍區工業部技術人員再接再厲,於1941年1月,又成功研制出硝化棉和單基無煙藥。
1940年底,陝甘寧邊區軍工局決定在紫芳溝建設火炸藥廠。1941年9月由該廠畢業於浙江大學化學系的錢志道負責,利用從西安購進的硫酸和硝酸鉀為原料,試制成功硝酸,接著又試產硫酸獲得成功﹔1942年,開始批量生產硫酸、硝酸。與此同時,晉冀魯豫根據地也制造出硫酸,生產出硝化棉發射藥。在山東根據地,膠東兵工廠的技師王旭九等,就地取材,用含雲母少、含酸程度較高的花崗石砌成塔,試制硫酸取得成功﹔隨即又試制出硝酸,1943年正式投產。膠東兵工廠先后建立了6個硫酸廠,硫酸日產量保持在二至三噸的水平上。1943年8月,陝甘寧邊區紫芳溝化學廠採用湯姆遜法生產硝化棉,每個流程可生產硝化棉32公斤。接著,又成功試產硝化甘油、雙基發射藥。此外,該廠還生產鹽酸、雷汞、硫化銻等化工產品。雙基無煙火藥的研制成功,標志著抗日根據地火藥生產達到一個新的水平——能夠制造高能無煙槍炮彈發射藥。
兵工廠不斷提高科學化管理水平。1940年彭德懷副總司令視察黃崖洞兵工廠時提出:工廠不是部隊,職工不是戰士,工廠要有自己的管理方法。根據彭總的指示,八路軍總部軍工部對根據地兵工廠從作坊式生產到企業化管理的轉變,進行了積極探索。劉鼎、鄭漢濤等軍工部領導以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編寫工廠管理教材,舉辦培訓班,並親自講課。在深入調研和試點的基礎上,各個根據地先后改革了軍事化管理方式,實行生產過程定額管理,開展成本核算,並建立了生產統計、產品檢驗、器材使用、工務記工制度和各種工藝操作規程。兵工廠企業化管理的推進,使根據地軍事工業逐步走上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的運行軌道,有力地促進和保障了各個根據地軍工生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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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e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the Military Industry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Quan Linyuan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Eighth Route Army and the New Fourth Army penetrated behind the enemy's rear lines, and opened up the anti-Japanese base. Thus, creating the military industry became a pressing need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order to resi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independently. Due to the hard work of the revolutionary forerunners on the military industry front, an overall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military industry was gradually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North Shaanxi, North China, and Central China major strategic areas. The revolutionary predecessors made indelible historic contributions to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national liberation with their blood and life, courage and wisdom. Under conditions of extreme hardship, the military industry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was created amid the enemy's gunfire, grew larger and stronger, and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
Keywords: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military industry, Anti-Japanese War,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作者簡介】
全林遠,國防大學國防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經濟學、國防經濟學、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國家安全戰略。主要著作有《軍費論》《20世紀世界經濟》《國有資產運營模式新探》《China in Transition》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