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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過採用文獻調查法、社會調查法、文本分析法等方法，對發達國家檔案工作現狀和未來發展規劃進行綜合分析，發現英國、新西蘭、澳大利亞、美國、瑞典等發達國家的檔案部門，在應對政府數字轉型和社會轉型帶來的各種數據鏈斷裂風險中擔負了國家數字連續性計劃制定與落實的領導者角色。結合我國檔案事業發展所面臨的數字轉型、社會轉型以及檔案轉型挑戰和檔案實踐部門的需求，同時針對我國檔案部門三大體系建設中存在的問題診斷，提出十條對策建議，供制定我國檔案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參考。
【關鍵詞】檔案事業 治理現代化 “十三五”規劃 雲計算 政務數據
【中圖分類號】G279 【文獻標識碼】A
檔案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的制定關系我國檔案事業發展的承上啟下，也是檔案工作轉型的關鍵轉折時期。在國際檔案事業發展總體趨勢背景、新技術背景、新社會發展背景下重新審視我國檔案事業發展面臨的挑戰、現狀及問題，吸取國際化最佳實踐經驗，具有戰略意義。
國際檔案事業發展的現狀和規律
從各國檔案事業發展的現狀和規律來看，檔案部門在一體化的電子政務建設中主導數字連續性行動計劃，參與政府數據開放行動計劃，協同政府治理與整體政府構建，已成為全球檔案事業發展的主要趨勢。作為整體政府構建的有機組成，強調電子生成文件電子方式保存和電子方式提供利用服務，已成為未來政府無紙化辦公基礎資源集約化建設與可持續利用的基本保障，管理層面的統籌規劃與高效協同，服務層面的“一站式”無縫整合成為各國政府的普遍做法。
世界上多個發達國家已經制定政府數據連續性行動計劃。
英國——政府變革風險管控連續性管理模式。英國於2007年啟動數字連續性項目，首次提出了數字連續性概念，認為數字連續性是指隻要需要，就能以所需要的方式，在需要的時間去使用數字信息的能力。英國的數字連續性項目具有三個特征：可用性，即信息能夠滿足想要使用信息的要求﹔可取性，即在需要的時候，能夠找到需要的信息，並有合適的技術打開它，以需要的方式使用﹔完整性，即所呈現的信息能夠滿足需要，被理解和信任，包括其內容、背景和所必需的元數據。英國的數字連續性維護措施具有較高的借鑒意義。英國數字連續性項目要求嵌入業務規劃、信息管理、信息架構、信息技術戰略及過程、變化管理過程，得到常規性評估和改進。該項目將DROID應用於識別數字信息的格式，幫助分析數字連續性的要求，評估信息可能存在的風險，規劃減少風險的行動，減少不必要數據的存量，更高效和經濟地工作。該項目還通過PRONOM登記了782271個文件格式軟件產品（2002-），電子文件格式登記系統為電子文件提供了一個全面、全程的管理框架，支持對文件格式的描述以及這些描述信息的持久維護，從而在被保存對象、保存技術以及保存環境的不斷變化中能夠識別、解析、遷移、轉換和保存各種形式的數據資源。英國還採取措施對政府工作人員的數字化能力進行測評，主要通過對員工進行績效評估，對新員工進行數字化能力培訓等形式展開。此外，英國還通過審計與報告的形式，每年由國家檔案館的保管部門對政府各部門的績效進行報告，對各部門所收集到的數據進行審計，要求各部門在GOV.UK頁面上編制、更新和發布“什麼該保存”的日程安排並展示其如何將這些應用到他們的數字信息系統中（The National Archives , 2007; Sir Alex Allan, 2014）。
新西蘭——數字社會可持續發展連續性管理模式。新西蘭於2009年啟動數字連續性行動計劃，該計劃作為整個政府應對公共部門數字環境可持續發展，保護國家有價值的知識留存的對策，提供了常規評估、監督、管理和持續改進數字信息管理的機制及治理框架。數字連續性要素包括技術、基礎設施、社會動因和經濟上的資源可持續性供給。其中，“技術”是確保數字信息延續的必要條件﹔“基礎設施”是數字信息存儲的保障﹔“社會動因”指公眾日益期待高質量的服務提供和對其個人信息的保護﹔“經濟上的可持續性”包括數字信息員工技能和管理資源的可持續性。新西蘭數字連續性行動計劃的主要目標包括：從戰略層面需要提高公共部門對數字連續性問題的意識，在國際范圍內形成跨專業的共識﹔從數字文件信息產生開始就建立綜合的治理規范和指南，對數字連續性實施監管，提供恰當的業務信息系統設計和採購，實施有效管理﹔在機構范圍內建立綜合的技術設施支持系統的互操作和高效的數字連續性，保証數字文件信息在機構范圍內的安全存儲和檢索﹔分析公共部門的職能，識別出高價值的文件信息，明確高風險的領域，保障高價值的文件信息長期可取可用﹔數字文件信息得到保護，避免非授權的獲取和使用﹔建立良好的治理機制，公共部門全面實施文件信息管理，並具有領導力和問責制。強調數字文件信息需要持續的資源和行動支持，需要計劃中的干預來確保數字文件信息完整、可取和可用。此外，近年來，新西蘭數字連續性行動計劃在不斷拓展和深入之中，比較典型的是2011年公布的《數字保存策略》和2013年公布的《成功數字保存的威脅識別：現場風險評估的模型》，較好實現了政府數據資源管理與利用的可持續性。此外，新西蘭重點對數字形式的公共文件的形成以及管理進行格式限定（Archives New Zealand, 2011）。
澳大利亞——政府數字轉型連續性管理模式。澳大利亞於2011年啟動數字連續性計劃和政府數字轉型計劃。有效的數字信息管理能夠提高業務效率和效果，增強業務活動的透明度，促進政府、利益相關方和共同體更為負責﹔對有效改善問責制度和法律遵從，降低存儲和其他成本，避免信息丟失或不可再用給業務連續性帶來的風險，對提升政府整體決策能力意義重大。澳大利亞數字連續性計劃遵循六項基本原則，包括：第一，數字文件信息作為業務性、憑証性和共同體資源的價值得到認同，並得到相應的管理﹔第二，數字文件信息治理被納入機構治理，治理的人員、責任及資源得到配置﹔第三，數字文件信息真實和可靠﹔第四，數字文件信息可發現、可獲取和可使用﹔第五，數字文件信息以數字方式管理，以數字方式保存於滿足功能要求的業務系統中﹔第六，數字文件信息在需要的時間內可管理、可保護和可保存並得到恰當的處置。2013年澳大利亞國家檔案館還制定了《數字連續性風險》政策，強調數字文件信息管理與利用中的各種風險控制（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2011;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2014）。
美國——政府無紙化辦公連續性管理模式。2011年，奧巴馬總統簽署總統令“管理政府文件”，提出2019年聯邦政府將實現無紙化辦公，以及維護電子政務連續性的文件連續性要求。文件規范化與自動化管理要求被嵌入電子政務無紙化行動計劃：第一，通過更好地記錄機構行動和決策來改善政府行為，做到更好地開放和問責﹔能夠讓后代理解政府行為和決策﹔協助行政部門和行政機構成本最小化並更有效率地運轉。第二，管理良好的文件可以被用來評估項目的影響、改善業務流程、在政府內部共享知識，保護公眾的權利和利益，記錄美國國家的歷史。第三，要求機構在最大程度上減少紙張使用，改為電子文件保管方式。第四，通過電子文件連續性來保証電子政務連續性，為打造電子政府奠定堅實基礎，進而增強政府服務社會的信息化能力，保障政府信息公開和開放數據服務。此外，美國政府還特別強調了IT環境中嵌入數字連續性的重要意義，主要表現在《評估你的文件格式》（2011）、《格式指南》（2011）、《移交指南》（2013）、《電子文件管理自動化》（2014）等文件中。另外，美國通過“成熟度自動化自測”來測評和改善數字化進程，通過修改格式指南來促進電子文件電子方式管理（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The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2012;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2015）。
瑞典——政府公共服務社會協同連續性管理模式。瑞典斯德哥爾摩市檔案館提出檔案工作者應具有政治視野，鑒於城市的運轉依靠透明的文件信息，為滿足公眾及社會各界的利用需求，為保障民主以及社會政治、經濟等的發展需求，檔案館應該主動並積極加入到政府開放數據的行動中。為此，斯德哥爾摩市檔案館與市行政辦公室合作，於2008年啟動並實施數字化戰略，以促進各界對公共信息的方便利用。這一行動包括內部行動和外部行動。內部針對城市政府機構，外部針對公民和民間組織。數字化戰略提出將檔案館作為文件的公共訪問點﹔制定文件管理的城市通用標准並保障文件的質量﹔提出在公共信息的利用中不應有任何孤島和障礙，任何有權利用文件的個人都應該能夠方便利用﹔提出檔案館開放數據應聚焦於民主並促進經濟發展。
在開放數據行動的執行中，多種專業人員參與到了開放數據行動中，城市檔案館扮演了領導者的角色，領導數據的質量管理，通過多利益相關方評估，確保開放數據的真實性（Klett, 2015）。
國內檔案管理亟需轉型
數字轉型，檔案部門推行雙套雙軌制，制約政府治理信息化能力提升。2014年4月到2015年7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數字檔案資源整合與服務機制研究”課題組採訪了12個城市47個檔案資源整合與服務的相關機構及近200名相關人員，被訪者均認為雙套制或雙軌制已造成機構數據資源的大量重復浪費，增加了副本管理的工作量和庫房佔用量，降低了工作效率，不利於綠色經濟發展和低碳環保。雙套制或雙軌制尤其不適用照片、圖形文件、數據庫文件、音頻視頻文件等類型數字原生文件的有效管理，將數字方式生成的這類文件轉換為其他類型文件，不管是紙質還是縮微方式副本保存，均無法保証其信息的真實性、可靠性和完整性，甚至無法輸出紙質版本，不利於電子事務的數據化全程管理、留痕跟蹤和信息化再用，人為斷裂數據鏈，容易導致數字資產的流失，導致電子事務數據不可追溯、不可跟蹤和不可關聯，無法開展大數據歷史數據分析研究，影響跨部門、跨系統、跨層級和跨地域的信息交換和業務協同，給城市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及社會治理帶來困難。多數機構均認同未來管理應該向數字管理單軌制方式轉變，但仍然採用雙套制管理模式（An, 2015; Bai, 2015）。產生這一問題的主要障礙來自三個方面：
首先，電子証據法律可採依據知悉不夠。目前多數機構認為隻有紙質方式保存才能保証數據內容的可信性，不了解或不相信電子証據法律可採的依據。目前我國關於電子証據法律可採的依據主要有兩個：一個是2004年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規定“當事人約定使用電子簽名、數據電文的文書，不得僅因為其採用電子簽名、數據電文的形式而否定其法律效力”。另一個是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發布的《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電子數據是指通過電子郵件、電子數據交換、網上聊天記錄、博客、微博客、手機短信、電子簽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儲在電子介質的信息，存在介質中的錄音資料和錄像資料，使用於電子數據的規定，可以視為民事案件中的証據。這部司法解釋於2015年2月4日起正式實施（最高人民法院，2015）。
其次，國家相關部門對電子文件歸檔雙套制管理的規定嚴重滯后，制約了數字文件、數字信息和數字內容的可持續再用。自2002年開始國家相關部門相繼出台了有關具有永久價值或長期保存價值或其他重要價值的電子文件需要轉換為紙質或縮微膠卷同時歸檔的要求，具體包括GB/T18894-2002《電子文件歸檔與管理規范》、國家檔案局2003年印發的《電子公文歸檔管理暫行辦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09年印發的《電子文件管理暫行辦法》和國家檔案局2012年印發的《電子檔案移交與接收辦法》。上述規定存在以下問題：對電子方式保存不信任，認為隻有紙質或縮微膠卷版本才能長期保存﹔重點關注保管而非利用﹔採用傳統手工思維難以適應大數據應用，嚴重障礙了電子文件的自動化管理與信息化服務（陶水龍，田雷，2014）。
最后，電子文件管理及長期保存和可持續再用的國家標准尚待宣傳、持續改進並推廣應用。目前已頒布的國家標准GB/T 26162.1《信息與文獻文件管理第1部分：通則（ISO 15489-1, IDT）》、GB/T 26162.2《信息與文獻文件管理過程文件元數據第1部分：原則（ISO 23081-1, IDT）》、GB/T 29194-2012《電子文件管理系統功能要求》、DA/T 47-2009《版式電子文件長期保存格式需求》、DA/T48-2009《基於XML電子文件封裝規范》等為電子文件單軌方式管理提供了一定條件，但如何集成應用這些標准尚待研究。
調查研究還發現大量政府管理過程性文件沒有得到切實有效的管理，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對過程性文件的連續性管理有利於實現對文件的全生命期自動化管理、管理活動過程的網絡化控制和管理體系要素的智能化關聯，使得整個業務流程得到進一步優化，促進業務協同，社會治理創新，同時對於整個數據流的安全可控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當前政府對電子政務業務過程文件缺少管理制度和規范，此類文件處於失存、失控、失信和失用狀態，沒有得到有效管理。第二，在智能城市與大數據信息環境下，大量城市管理的感知數據和視頻圖像缺少管理規范，僅存3天或1個月，難以支撐大數據聯系歷史、服務現狀和預測未來的各種應用，由於政府活動過程中所得到的記錄信息並不全面，存在帶來決策失誤的風險。
社會轉型，檔案開放利用依據無可適從，影響政府公共服務能力提升。在2014到2015年所調研的20個綜合檔案館和7個城建檔案館中，多數檔案館近年來檔案信息不僅越來越不開放，同時原來已經開放在線發布利用的檔案及目錄，也被收回不再開放利用。部分檔案館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30年開放原則，原來有60％可以開放的檔案，當前僅有3％∼5％得以開放。就問題產生的原因進行調查，被訪者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1988年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2007）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2010）之間對檔案開放利用責任的要求存在沖突，令責任者無所適從。
《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1988年施行）第十九條規定“國家檔案館保管的檔案，一般應當自形成之日起滿30年向社會開放。經濟、科學、技術、文化等類檔案向社會開放的期限，可以少於30年。涉及國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開放的檔案向社會開放的期限，可以多於30年，具體期限由國家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制訂，報國務院批准施行。檔案館應當為檔案的利用創造條件，簡化手續，提供方便。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和組織持有合法証明，可以利用已經開放的檔案”。由此檔案行政管理部門負責檔案開放期限辦法的制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2008年施行）第十七條規定“行政機關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該政府信息的行政機關負責公開﹔行政機關從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獲取的政府信息，由保存該政府信息的行政機關負責公開。法律、法規對政府信息公開的權限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由於檔案館保管的大部分檔案都來自政府行政機關，按此規定檔案館的檔案開放利用應該由檔案的形成機關負責，但實踐中檔案形成機關不願對此負責。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2010年施行）第十九條規定“國家秘密的保密期限已滿的，自行解密。機關、單位應當定期審核所確定的國家秘密。對在保密期限內因保密事項范圍調整不再作為國家秘密事項，或者公開后不會損害國家安全和利益，不需要繼續保密的，應當及時解密﹔對需要延長保密期限的，應當在原保密期限屆滿前重新確定保密期限。提前解密或者延長保密期限的，由原定密機關、單位決定，也可以由其上級機關決定”。但自行解密后是否可以對外公布沒有解釋，解密檔案如何開放利用沒有規定。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實施辦法》（1999年施行）規定，必要時，應當征得檔案形成單位同意或者報經檔案形成單位的上級主管機關同意后公布。通常檔案移交檔案館30年后原形成單位的責任者已不知去向，檔案形成單位不再願意為原來機關形成的檔案是否可以開放利用負責，由此導致檔案開發利用工作受到嚴重影響。
檔案轉型，亟待制定國家數字連續性管理計劃，嵌入相關頂層設計。國家在制定“互聯網+”、智慧城市、信息惠民等國家戰略時應該將檔案信息資源的整合與服務，電子文件的自動化管理與可持續再用納入相關信息化發展專項資金項目申請及其社會化服務平台建設、納入電子政務績效考核評估，全面保障電子取証、個人身份認同、社會記憶和社區知識資產的聯接及社會化公共服務。
三大體系建設亟待優化和可持續發展。目前我國檔案事業的三大體系建設還有待優化，例如在資源體系建設中，存在資源建設的定位不明確，存在檔案的來源、種類、內容、價值不合理，對特殊檔案的保護不充分等問題﹔在利用體系建設中，檔案部門用戶服務意識缺乏，公共服務能力不足，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實現、服務手段的多元化和服務人才的配備都亟需加強，換而言之公共服務的領域待拓展，公共服務的質量待提高﹔在安全體系建設中，尚存在重技術輕管理的問題。
同時，在三大體系建設過程中基礎性保障措施還有待加強。例如在人才隊伍建設中，尚存在檔案人員結構不合理、檔案人員業務素質待提高、檔案部門領導自身意識和業務水平待提高等問題﹔在標准體系建設中，缺少跨部門、跨平台、跨層級和跨地域的數字檔案資源整合與服務標准，應對大數據應用、“互聯網+”、智慧城市等數字轉型挑戰，特別是可信文件的質量標准、共享交換標准、管理過程標准以及利用服務標准的標准體系建設亟待加強﹔此外，改革創新、經費投入等也是保障性措施中亟待加強的（全國檔案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綱要（2016∼2020）編制論証會發言錄音記錄，2015）。
國家檔案管理未來發展建議
第一，建議由國家檔案局主導制定國家數據連續性管理行動計劃，嵌入國家電子政務發展規劃，嵌入國家信息化規劃，嵌入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規劃和國家大數據產業規劃並嵌入其行動計劃，建立國家層面的政府數據連續性管理行動計劃治理機制，明確我國政府數據連續性管理的責任主體。借鑒國際經驗，建議適度擴展國家檔案局的管理職能，賦予其政府數據連續性管理的職責，全面負責政府數據連續性管理計劃的政策制定和監督執行。建議在國家層面成立政府數據連續性管理行動計劃治理領導小組，國家檔案局、工業與信息化部、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民政部、國家標准化管理委員會、國家保密局等為小組成員單位，共同負責統籌規劃和監管政府數據連續性管理行動計劃治理工作。為了保障政府數據連續性管理，需要將政府數據的生成者、保管者和利用者均納入政府數據連續性管理體系，明確細化各部門、各類人員的職責，從數據產生、保管、發布、共享、處置和開放利用的全過程，從數據文件、數據信息和數據內容多維度來保障政府數據的連續性管理，加強跨部門、跨平台、跨層級和跨地域的政府機構合作與聯盟。
第二，建議由國家檔案局主導國家數字連續性管理行動計劃實施，開展文件檔案信息全生命期、全流程、全要素全面聯合管理。行動計劃實施應該覆蓋政府電子文件和檔案產生、保管、發布、共享、處置和開放利用的全過程，充分考慮所涉及的技術、資金、法律、人才等支撐要素的持續供給。政府數據連續性管理行動計劃實施應成為政府治理的重要內容，維護政府數據可取、可信、可跟蹤、可關聯、可回溯、可再用和可控制應被納入相關的信息化發展專項資金項目申請計劃﹔應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能力提升的重要戰略，嵌入信息惠民工程可持續發展規劃，成為信息惠民工程建設中電子取証、數字記憶構建、身份認同、在線文化發展和社會均等等社會基礎設施建構和技術支撐體系建設的績效考核評估內容。
第三，建議國家檔案局主導國家層面的政府電子文件管理標准體系建設，對政府電子文件產生、保管、發布、共享、處置和開放利用全過程的數字格式標准、技術標准、管理標准等做出統一規定。充分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和國際標准的制定，全面推進國內標准與國際標准的銜接，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國際影響力和全球競爭力。
第四，建議國家檔案局積極參與政府各部門的可信電子証照服務平台規范建設。參與梳理電子証照通用目錄、電子憑証目錄和社會服務目錄﹔參與制定可信電子証照服務平台建設功能要求規范，通過保証電子憑証真實、可靠、完整、安全可用，保障電子証照可取、可信和可持續再用﹔參與電子証照共建、共享和共認的管理規定制定，確保電子証照服務平台建設的風險可管可控，為電子証照跨部門、跨平台、跨層級和跨地域互聯互通互認提供保障﹔將民生檔案數字資源體系建設、利用服務體系建設和安全體系建設融入相關社區社會化服務平台建設當中，實現信息惠民、利民和便民。
第五，建議國家檔案局將廢棄電子文件雙套制或雙軌制管理制度，逐步過渡到數字方式單軌管理列入依法治檔，建設檔案強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能力提升計劃。數字憑証身份合法性認証嵌入相關法律法規政策制修訂計劃，確保數字証件合法合規合理使用。同時實施風險識別與管控，准確識別風險變化類型（業務或組織變化、技術變化、信息資產和管理變化）並制定相應的變化管理制度、技術保障措施及工具，便於風險控制，監管風險變化及其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和后果。對信息管理、信息技術等相關人員的管理責任應該明確分工，確保每一類風險變化都有指定的責任者對其負責。風險監管制度應該嵌入相關信息化發展專項資金項目全壽命監管制度設計及其績效考核評估，提升信息化風險管控能力。建議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進行修訂的過程中，應該明確電子文件的風險管控主體及其責任。
第六，建議制定政府電子文件全面質量管理體系和考核制度。調查分析影響電子文件質量的關鍵性問題和制約因素，構建基於政府文件全生命期連續性管理的治理管理體系，將其納入電子政務績效考核。應該明確電子文件的質量要求，強化目標管理，做好質量控制，在整個電子文件生命期內維護文件的真實性、可靠性、完整性和可持續利用性，確保電子文件信息的可取、可信和可再用，確保其內容可跟蹤、可溯源、可關聯和可控制。加強對政府管理過程性文件、感知數據和視頻音頻圖像的處置標准規范建設，確保政府在管理決策中能夠掌握更全面的數據、信息和知識，利於內容關聯，採取智慧決策行動，避免決策分析失誤，提高決策水平。
第七，建議檔案部門積極參與國家開放數據管理辦法的制定。借鑒國際經驗，開放數據應遵循以下四項基本原則：（1）價值導向，開放的政務數據應具有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2）質量保障，開放的政務數據應該可信、完整、及時更新，可取和易用。（3）責權利統一，政務數據資源擁有部門應該承擔數據開放的責任，依法、依職明確部門可開放數據的范圍。數據開放者擁有對數據安全利用和增值再用的權利和依法辦事的責任。數據用戶擁有對其下載后數據的使用權利並對其行為負責的義務。（4）數字連續性管理，隻要需要就要保護、保存和管理業務活動及其管理過程數據，保証其以有意義、可信的和數字可獲取的方式提供利用，被開放的政務數據應維護其可檢索、可呈現、可理解、可被發現和可被再用。
第八，建議將電子文件及其信息的連續性留存與再用作為政府信息治理的創新模式。連續性留存作為一種為公共利益管理社會信息資源與公共資產的一種可追蹤、可回溯、可關聯、可開發的可持續發展途徑，一種連接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一種信息資源可持續管理能力，能夠提供智能分析和數據資產再用以支持電子取証、社會記憶構建、社區身份認同和在線文化發展等能力構建，一個更加創新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和生態平衡體系的建設模式。連續性留存作為價值創造過程，保証大數據集和數據流可持續的捕獲、保存、再用與智能分析，保障對業務過程的反饋、預測分析、風險分析、機會和模式分析、新設計和創新，維護具有多元價值（例如，社會價值、歷史價值和治理價值）的數據和知識資產的保存，融合社區、組織和個人身份記憶，集體記憶和公共資產，支持競爭與創新。
第九，建議創新數字連續性管理社會基礎建構和技術基礎架構，數據連續性留存與再用作為大數據、互聯網、物聯網和雲技術應用產品研發的新功能要求，作為數字經濟生產力、生產要素和生產關系的有機組成，作為數字社會國家信息資源証據力、服務力、安全力、協同力、競爭力提升的新路徑，作為新興技術支撐體系自主研發的新方向，包括數據無縫集成連續性留存與再用可信倉存、自適應數據集成可持續留存與再用生態系統、自適應數據集成服務平台和網絡空間基礎架構等。建立新興技術信息生態環境，平衡數據實時交換的連續性流動過程所連接的兩種環境：業務環境，即以簡潔、高效、非冗余且契合目標的業務數據庫﹔存儲環境，以構建個人、組織乃至環境/社會記憶的時間、空間、背景和活動歷史數據，因具有社會、歷史和治理價值而留存的數字資產。
第十，建議構建整體政府檔案信息資源安全保障體系，建立數字檔案資源安全管理自評、電子文件風險管理審計和檔案信息資源管理績效評估年度報告制度，落實檔案強國政策，全面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能力。在PPP模式應用、“互聯網+”、大數據應用等數字轉型和社會轉型背景下，推進檔案部門對第三方可信數據、可信倉儲和可信社會服務平台的權威性認証。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數字檔案資源整合與服務機制研究”的研究成果，項目批准號：13&ZD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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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楊昀贇
Government Data Management Transformation in the Cloud Governance Era
—The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Cause of Archives in China
An Xiaomi Bai Wenlin
Abstract: Through the use of literature survey, social survey, text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his article did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archives industry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plan, and found that in the United Kingdom, New Zealand, Australia, the United States, Sweden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archival institutions, when facing the risk of data discontinuity caused by governm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ssume the leading role to make and implement the national digital continuity pla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halleng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archives brought about by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its own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demand of the practical archival institution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great systems in the Chinese archival industry, and provided ten suggestions as reference for preparing the chapter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val industry in the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Keywords: cause of archives,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he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cloud computing, government 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