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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1900年發現於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尚書》（局部） 資料圖片
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民心相通”是一項基礎性工程，也是制約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絲路沿線國家國情差別較大，歷史文化各異，現實訴求不一，怎樣才能更好地以絲路精神為紐帶，把分屬不同文明國家和地區的人民緊密團結起來，真正形成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這無疑是一個充滿挑戰的問題。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的“文明的沖突”理念，在西方世界根深蒂固，影響巨大。按照這種西方中心視角的理論，絲路沿線國家間的深度認同與持久合作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在研閱絲路文明重要遺存敦煌吐魯番文獻時，我們卻時時可以感受到不同文明和諧共存、交流融合的脈動。作為歷史文物，數以萬計的敦煌吐魯番文獻是不同文明互鑒融合的有力証據。
從世界角度看，敦煌吐魯番文獻是絲綢之路沿線東西方文明碰撞融合的典范。敦煌自漢代以來一直是一座國際城市。當時的敦煌，中外商人相望於道，絡繹於途，是東西方的貿易中心和商品中轉站。古代商人也是文化的使者，扮演著異域文明和多元文化傳播者的角色。敦煌、吐魯番自然而然成為中外文化交匯之地。通過這條狹長而神奇的絲路走廊，東西方文明進行了長期的對接與交流。正如季羨林先生所指出的：“敦煌和吐魯番這兩個地方都是絲綢之路上的重鎮，而絲綢之路又是古代東西文化交流的大動脈……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隻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隻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數量龐大的敦煌吐魯番文獻，就是這種交流交匯的實物見証。據不完全統計，敦煌文獻總數近7萬號，吐魯番文獻總數約3萬號，分藏於中、英、法、俄、德、日、美等國。其中，漢文寫卷佔絕大多數，還有不少吐蕃文、佉盧文、粟特文、突厥文、梵文、於闐文、龜茲——焉耆文、吐火羅文、回鶻文、希伯來文、敘利亞文等文字的文獻，涉及多個國家多種久已失傳的民族古文字。如此眾多民族古文字文獻集中發現於敦煌和吐魯番，充分體現出東西方文明沿著絲綢之路而接觸、交匯直至融合的真情實景，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意義。
翻開敦煌吐魯番文獻，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幅東西方文明和諧共存、交流互鑒的生動圖景。其中一個突出表現，便是不同宗教的包容共存。當時絲路沿線流行的種種宗教信仰，幾乎都在敦煌吐魯番文獻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記。除了蔚為大觀的漢文、藏文、西夏文、回鶻文、蒙古文、梵文佛教典籍，也不乏祆教、景教、摩尼教等源自西亞地區的古代宗教文獻。比如在莫高窟北區石窟中，出土有敘利亞文書寫的《聖經·舊約》殘葉（B53：14號）。據該殘葉開頭保存的回鶻文韻詩，可知原卷屬於元代回鶻景教徒所有。這件珍貴的敘利亞文文獻與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唐代景教漢文寫卷交相輝映，都是景教在不同歷史時期沿絲綢之路進行傳播的最好見証。而一些雙語並存的宗教文獻，往往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比如吐魯番地區出土有大量《金藏》本漢文佛經殘葉，不少殘葉的天頭、行間都帶有回鶻文批注。據學者研究，上述《金藏》本佛經有相當一部分是回鶻商人從燕京弘法寺舍資請印的。這說明元朝時新疆地區雖然逐漸趨向伊斯蘭化，但仍有許多回鶻人保持著傳統的佛教信仰。凡此種種，文明的交融多姿多彩，琳琅滿目。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敦煌吐魯番文獻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是絲路沿線國家共同歷史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中國本土角度看，敦煌吐魯番文獻是華夏文明內部多元文化和諧共生的結晶。華夏文明的融合既包括漢文化與各少數民族文化的交匯、融合，也包括漢文化自身各種思想潮流的調適、整合。以敦煌而論，地處西北邊陲，是“華戎所交，一都會也”，特殊地理位置造就了敦煌獨特的人文環境。在這裡，漢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和諧發展、相互借鑒、共同繁榮。比如敦煌文獻中保存有翻譯成吐蕃文的《尚書》寫卷和《春秋事語》寫卷，以及出自唐代翻譯大師吐蕃僧人法成的漢、藏文經卷，堪稱漢、藏文化交匯融合的難得佳証。關於漢文化自身的融合，一般認為，漢文化的主流是儒、釋、道三家。歷史上儒、釋、道三家互相排斥，有時斗爭還很尖銳。但自唐王朝一統天下，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引領者，大唐君王以宏大的氣魄，大量接受外來文化，倡導不同宗教和諧共生，於是，儒、釋、道逐漸從三教爭衡趨向三家融合。這種融合在敦煌文獻中有著特別鮮明的反映。如唐玄宗身體力行，“御注”的儒、釋、道三教代表性經典《孝經》《金剛經》《道德經》注本在敦煌文獻中都有發現。又如敦煌文獻中保存有一部名為《真言要訣》的佚書，對於研究唐代民間三教融合的世俗思想具有重要價值。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敦煌作為佛教傳播的重鎮，敦煌文獻作為寺廟藏書，佛教文獻固然是其中的主體，但同時也保存著許多儒家、道家經典，藏經洞出土的一些《道德經》唐寫本甚至出自僧人之手，而許多儒家經典則原本屬於敦煌當地寺廟開設的寺學所有。我國敦煌學研究的開拓者之一姜亮夫先生指出，儒、道二家的經典在敦煌寺廟中受到如此重視，“這是一個矛盾，可又是統一的，統一在文化的統一之上”，三教融合的思想趨勢使得中國的“文化根基是在國本、國骨上穩穩沉沉地扎了很深的根，這是個很大的特色，唐以后大概也跳不出這個圈子”，足見這種影響的深遠程度。
從中古時期社會階層角度看，敦煌吐魯番文獻是這一時期雅俗文化含容並包的珍貴遺存。遠自先秦，中華文化便漸有雅、俗之別。雅文化與俗文化，本相依相生、相輔相成，合之兩美，離之兩傷。然而長期以來，俗文化被統治階級所鄙棄，難登大雅之堂，許多反映俗文化面貌的書籍得不到應有的重視，故而旋生旋滅，往往湮沒於歷史的長河之中。敦煌藏經洞發現的重要意義之一，便是幾乎以完整的形態開啟了一座反映唐代前后文化面貌的百科圖書館。其中不僅有后代讀書人耳熟能詳的雅文化書籍，諸如《尚書》《文選》《玉台新詠》等，更有數量至夥、幾乎以原生態形式保存下來的俗文化寫本，比如最早的詞集《雲謠集》，失傳已久的古代講唱文學作品“變文”，白話詩集《王梵志詩集》以及流行於民間的識字課本《開蒙要訓》等。這些珍貴的俗文化文獻，更真切地展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意識，是研究中古時期各階層社會文化生活最可寶貴的第一手資料。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曾提出著名的“唐宋變革論”，其中在文學領域，他認為白話體的市民文學在宋代以后日益佔據重要位置。倘若我們要尋找這一文學變革的端倪，便不能不追溯至敦煌文獻中的俗文學寶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雅、俗文化在敦煌文獻中並非截然對立，而是存在著密切的滲透與融合。比如久已失傳的晚唐著名詩人韋庄創作的長篇敘事詩《秦婦吟》，伴隨藏經洞的發現而重見天日。這首有唐代第一長詩美譽的作品，堪稱雅俗文化融合的典范之作，它雖然出自文人之手，但繼承了白居易體的優點，語言通俗易懂，主題深切沉痛，具有非凡的藝術感染力，在晚唐五代時期膾炙人口，甚至被當作敦煌寺學學生的教本（P.3381號），可見其流傳之廣。雅俗文化的融合，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轉化，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一環，在敦煌吐魯番文獻中也可以獲得許多有益的啟迪。
總之，敦煌吐魯番文獻固然數量龐大，內容各異，但文化的交匯、文明的融合綿延千載，一以貫之，是一條亙古不變的主線。其中既涉及東西方文明的匯聚，也涉及華夏文明自身的融合以及雅、俗文化的互相滲透。凡此種種，足以証明絲路各文明之間的接觸並不會必然導致“沖突”，反而會因相互的融合而注入新鮮的活力，進一步推動沿線地區的多樣化發展，不同文明將因融合而更顯精彩。今天在“一帶一路”建設推進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大力弘揚不同文明和諧共存、交流互鑒的絲路精神，力爭從理論高度提出富於中華文化特色和體現中華民族價值觀的“文明的融合”的觀點、學說，進而提升國際絲路學領域的發言權與話語權，為“一帶一路”建設的穩步實施提供強大思想動力。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敦煌寫本文獻學通論”負責人、浙江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