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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梳理百年以來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史，可以看到，那些隨著時代問題的凸現和轉換而生發出來的對馬克思思想形形色色的闡釋，大都已經成為過眼雲煙，而基於扎實的文本基礎、理性的研究態度而作出的深刻的歷史觀照和現實透視，卻具有恆久的價值。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曾受到蘇聯的巨大影響，但實事求是地說，我們並沒有超越其水准，特別是沒有形成一支文本、文獻研究專家隊伍。新時期以來，通過對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坎坷命運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方式的反思，人們才逐步意識到文本研究對於把握和理解馬克思原始思想的重要性，一些學者開始自覺地把研究重點轉向這一領域。但從總體上看，文本研究目前在國內馬克思主義研究整體格局中仍處於邊緣化狀態，很多人並未視這種研究為整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基礎，相反還有不少負面議論。為了保持文本研究的良好態勢和應有生機，筆者想在這裡澄清一些誤解。
誤解之一：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証而不研究思想
這種看法可能源於不了解研究者對文本研究的通盤考慮、階段性設計和完整構思。事實上，正是痛切感受到馬克思主義研究中迄今依然盛行的尋章摘句、斷章取義的后果和影響，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新一代研究者特別期望通過扎實的文本研究體現或建構起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術規范和通行規則。完整的文本研究應該包括前后相續、層層累積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個步驟、三個階段，即版本考証、文本解讀和思想研究。版本研究只是其中一個部分，是文本解讀和思想闡釋的前提性、基礎性條件，並不是其全部內容。文本研究的意旨和歸宿仍然是思想研究，它強調對馬克思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不能再靠思辨、想象、時尚和潮流，不能離開對具體文本寫作過程、刊布情形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考察和梳理，不能離開對構成文本的各個具體章節所進行的翔實的剖析和解讀，單純依據作品中的片言隻語便對馬克思的觀點進行概括和提煉，對其思想作出隨意的闡釋和評論，更不能“制造”出一個“沒有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
版本考証的成果將為客觀地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思想提供扎實的文獻基礎，解構長期以來存在的“過度詮釋”現象。以被約定俗成地命名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為例，迄今為止我們基本上都是根據中文第1版第42卷、第2版第3卷來闡釋其思想的，這樣的結果是，將隻在其中第一手稿中闡發的“異化勞動”觀點提升到這一文本核心思想的地位，進而認為這是馬克思思想發展的“巴黎時期”的主旨思想。然而，這種概括所依據的文獻學信息是不全面的。其一，它沒有還原馬克思當時實際的寫作情境。作為我們研究基礎的文本，是被后人將並非連續寫作的三部手稿拼合而成的。其實，在這一時期，除了這些手稿，馬克思還穿插著寫有九個筆記本的經濟學著述摘錄和“一套社會主義史的資料匯編”的編纂計劃。馬克思思考的議題很多來自這些文獻，“異化勞動”思想不過是其中之一，隻有把這些文獻中所涉及的思想通盤考察，才能完整地呈現馬克思當時的理論視域。其二，這部著述名稱中所謂“經濟學”“哲學”的提法割裂了馬克思當時理論活動的整體狀況。在馬克思的研究活動中沒有我們后來習慣了的、作為現代學科分類的“經濟學”或“哲學”的分野。第一手稿中所論述的“工資”“資本的利潤”和“地租”，並不是單純的經濟學概念，馬克思把它們看作是當時工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個階層不同的收入形式，由此描述了他們懸殊的社會境遇，以透視當時森嚴的社會階層結構、各社會階層間的相互關系及其未來命運，這分明是哲學和社會學研究的應有之義。假如我們固守於馬克思巴黎時期研究的所謂“經濟學”領域，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與馬克思當時正在為甄別和了斷與青年黑格爾派思想淵源關系而寫作的《神聖家族》、隨后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分開，又怎麼能完整地勾勒出當時馬克思思想的原貌呢？
強調文本研究中版本考証的意義，極容易被指責為“唯文本至上”，搞“本本主義”。然而，從以上敘述中不難看出，研究者下功夫梳理和甄別作者的寫作情形、作品的版本源流，正是認識到文本與原始思想之間不可能完全對應。甄別二者的復雜關系，對於把握馬克思的原始思想尤顯必要。盡管馬克思畢生善於用文字表述其對世界的理解和看法，但回到其文本世界就會發現，他業已完成的定稿很少，生前公開發表過的論著不到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大部分是准備材料、寫作提綱、先行稿、過程稿、修改稿以及其他相關材料。因此，要理解馬克思，單純從成型的著述中加以概括固然最為方便，但也很不可靠。因為馬克思很多重要的思想就保留在這些雜亂的材料中，需要我們去悉心解讀，結合自己的分析和判斷作出梳理、闡釋和評價。
誤解之二：文本研究只是復述原著思想而沒有理論建樹
通過對經典文本的解讀建構新的思想體系，在中外思想史上都不乏其例。在中國古代思想發展史上，“注經”“解經”可以說是思想家、哲學家們表述和闡發其思想最為普遍方式之一，大多數思想形態的建構就是通過注釋經典來完成的。在西方哲學史上，柏拉圖以蘇格拉底的名義進行對話，來闡述其思想觀點，從而開辟了希臘哲學的新階段﹔中世紀一大批《聖經》解讀者建立起經院哲學的宏偉大廈﹔近代康德、黑格爾的后繼者更是通過對先賢著述的解說、對其思想實質的揭示以及與時代關系的思考發展出了新流派。在現代西方哲學的發展中，這種情形也相當普遍。
就馬克思文本研究而言，解讀的難度不可低估。以《德意志意識形態》為例，過去我們在具體概括其思想時僅僅以其中“正面闡述自己的見解”的《費爾巴哈》章為依據。根據筆者研究，這一著述的思想結構並不能僅僅靠這一章來支撐，全書最難解讀、佔其十分之七篇幅的《聖麥克斯》章的思想容量和深度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作為青年黑格爾派重要成員的麥克斯·施蒂納聲稱，他當時引起轟動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意在“書寫人生的歷史”﹔對人而言，精神是最重要的，超越現實存在、尋找個體精神的唯一性和獨自性是人生的最高目標和歸宿。筆者認為，精神、觀念、思想誠然有現實的根基或依據，但同時其奧妙、奇異與詭譎確實又是超現實的、非邏輯的和非常規的。為此，才值得人們去苦苦追索和反復深究。如果用一種外在於精神的規則、尺度、標准來衡量和探究，確實可以看到這一世界的荒誕和離奇，但據此轉而舍棄對純粹精神的研究，也將是極大的錯失和遺漏。施蒂納探索的價值不是體現在本體論意義上的（這方面他的觀點和推論確實有荒謬之處），但他以其特有的方式和思路推進了人對精神世界無窮奧妙的理解是不能抹殺的。他的錯誤在於，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割裂了精神與現實的關聯，將對世界的探索囿於純精神的領域。恰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他“沒有經過考慮和清點”﹔他不知道，精神離不開它之外的現實，不僅是根源上離不開，過程和歸宿上都離不開，它們是一體兩翼的關系，共存於一個世界系統，相互規定，相互表征，相互否定，相互提升。《德意志意識形態》通過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極其詳盡的考察和分析，展示了觀照和把握世界的兩種方式在思考問題的起點、過程、傾向、意旨諸多方面的不同。這需要我們站在一個比二者更高的層次來分析他們之間的駁難邏輯與觀點得失。這樣一種解讀，恐怕不能說只是在復述思想吧。
誤解之三：文本研究有意回避現實問題因而體現不出馬克思主義的當代性
這裡首先需要對“現實問題”作些分析。其一，社會上存在的現象和事件，彼此差異很大，重要程度也不相同，有的表征時代特征及其發展趨向，有的則與此關系不大甚至沒有關系，因此，“現存的並非都是現實的”﹔其二，每一個時代都有屬於該時代的“現實問題”，並不是說隻有當代的甚至目前的問題才是“現實問題”﹔其三，不只是社會物質活動和實踐領域的事件是“現實問題”，重要的思想潮流和理論動向也屬於“現實問題”。
由於研究對象是馬克思的文本，特別是在具體研究中為了盡可能客觀再現馬克思思想的原初狀況和整體面貌，我們力戒從當代發生的具體問題甚至事件出發，去馬克思的文本中尋找解釋、說明和答案。因此，在文本研究的第一階段即版本考証中，的確沒有觸及當代的問題和事件。但由於馬克思的文本本身不是抽象的空論，甚至也不完全是他本人生命歷程和人生體味的記錄，而是他對自己所屬時代重大社會問題、實踐問題和理論問題的反映和剖析，更是他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思考和探究。因此，在文本研究中，特別是第二、第三階段的文本解讀和思想研究中，我們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回避那個時代的“現實問題”。我們不得不一再回溯當時的社會現實和發展狀況，厘清什麼是那個時代重要的社會問題，再將我們所解讀的文本所論述的問題與此相對照，以判別作者是否准確地把握住了自己時代的脈搏，是否客觀地反映出問題的視域，考慮問題的症結是否到位，有無獨特的解決思路等。此外，文本研究需要對馬克思思想作出評價，而評價需要有參照系。因此，研究者還要面對當時的思想圖景和復雜的理論“事件”。通過比較和分析，凸現人類哲學和思維探索的多元路徑以及馬克思思想在這一圖景中處於何種地位。
這樣的比較方式還可以進一步延伸下去，即梳理馬克思文本中提出的思想或問題在后來哲學史、思想史演進中的傳承與變遷，辨析這些思想或問題在當代社會實踐中的表征或地位。就馬克思的時代與當代社會的本質關聯來說，盡管世界確實發生了巨大變遷，但若從資本所開辟的“世界歷史”的運演看，除了社會結構要素增多、社會現象空前復雜等程度和層次差異外，二者尚有諸多本質上的相似性、同構性。因此，馬克思當年的言說至少是詮釋當代現實最重要的維度。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不是已走進博物館的陳列物，不只是記錄一段思想史的文獻，盡管我們未必會從那裡找到現成的解決時代課題的答案，但迄今它仍然指導並參與著對當代現實的“塑造”，產生著不可忽視的影響，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尋找當代社會與馬克思當年思考的內在關聯，將會使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價值理性而客觀地“呈現”出來。
文本研究的目的、主旨和當代性不也正在於此嗎？
（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編寫組主要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