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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之所以成為一部經典，除了自身獨特的思想藝術魅力之外，還在於歷代文人學者以不同形式對它進行的經典化建構。有清一代，桐城派作為文壇上一支重要力量，對《庄子》進行了不同層面的接受與傳播，為《庄子》經典化建構作出了重要貢獻，表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
思想上對《庄子》自覺接受
桐城派宗法程朱，面對漢學的強勢壓力，始終堅持宋學以對抗漢學。但現實生活的種種挫折與失意亦使這一群體開始自覺接受《庄子》。桐城派領袖方苞、姚鼐皆以正統思想自居，但他們的作品中亦明顯地流露出庄子思想傾向。方苞在《封氏園觀古鬆記》等文中借庄子表達了人生無奈和世事無常的情緒：“庄周雲：‘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以一日之游而天時人事不可期必如此，況人之生遭遇萬變，能各得其意之所祈向邪？”姚鼐《檥舊縣》一詩真切地表達了超然世外的思想：“觕涉齊物旨，曠慕養生術。逐事偶在途，澹懷猶一室。復此對清遠，未應嫌遲疾。顧與漁父言，仰送飛鳥逸。又浿滄波東，聊作前游述。”其他如戴名世、劉大櫆等人的思想受《庄子》影響則更為明顯。
到了清代晚期，面對世事的無常以及社會矛盾的加劇，桐城派學者更自覺拉近了與《庄子》的距離，以期通過《庄子》來慰藉人生，淡化精神與肉體上的苦痛。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林紓。他在《歲暮閑居，頗有所悟，拉雜書之，不成詩也》組詩中，自謂生於亂世，故將自己隱藏在庄子的精神世界裡，“自處於逍遙之域，深得庄叟游心於淡，合氣於漠之指”。顯然，在上述桐城派學者那裡，庄子“逍遙”、“齊物”思想成為了他們逃避現實、尋求精神慰藉的良藥。
桐城派人物思想上對《庄子》的接受與傳播，還在於他們對《庄子》研究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如劉大櫆有《庄子評點》、姚鼐有《庄子章義》、方潛有《南華經解》、吳汝綸有《庄子點勘》、馬其昶有《庄子故》、林紓有《庄子淺說》，等等，借《庄子》以抒懷，無疑體現了這一群體的主體精神和時代風尚。
理論上對《庄子》主動吸納
桐城派主要以古文名世，他們在構建文統的過程中，《庄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庄子隨順自然、法天貴真的思想成為他們建構文藝理論王國的重要思想資源。“自然”是桐城派文藝審美的至高境界。姚鼐在《左仲郛浮渡詩序》一文中雲：“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左筆泉先生時文序》中雲：“左筆泉先生之文，沈思孤往，幽情遠韻，澄澹泬寥，如人入寒岩深谷，清泉白石，仰蔭鬆桂之下，微風泠然而至，世之塵埃不可得而侵也。”為此，姚鼎提出“道與藝合”（《荷塘詩集序》）、“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答魯賓之書》）的藝術境界，這正是庄子藝術精神之神髓。
桐城派還自覺追求庄子“全其真”的審美理想。姚鼐在《贈陳伯思序》一文中雲：“自周及魏晉，世崇尚放達，如庄列之旨。其時名士外富貴、淡泊自守者無幾，而矜言高致者皆然，放達之中，又有真偽焉，蓋人心之變甚矣！”顯然，“真”是姚鼐評判人物的一個重要審美標准，而“真”的內容即是庄子所倡導的“法天貴真”。
賦予《庄子》時代精神
桐城派繼承了明清以來 “通子致用”的時代學術思潮。對於看似無用的《庄子》，桐城派表現出了一種積極的態度。他們大力倡導提高《庄子》地位，重視發揮其經世致用精神，表現出較為強烈的功利性目的。
首先，大力提高《庄子》的社會地位。曾國藩編纂《經史百家雜鈔》，第一次將先秦諸子中的《庄子》等文章選入，這在歷代文學選集中是一次突破，意義非凡。曾氏又積極倡導將《庄子》作為教科書引入課堂，供士子們閱讀。不僅如此，曾氏甚至大膽地將庄子奉為三十二聖賢之一，並收入其 《聖哲畫像記》一書，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曾門弟子黎庶昌與其師一唱一和，主張將《庄子》立為學官，並命曰“亞經”。這種力倡《庄子》的做法，史上罕見其匹，無疑極大地擴大了《庄子》的社會影響。
其次，賦予《庄子》新的時代精神。不同時代賦予經典不同的歷史使命，也使經典具有了新的時代內容。清朝咸、同以后，社會環境發生了不少變化，西學開始東漸，中西交流頻繁，此時桐城派學者開始求新求變，主動以西學會通諸子。曾門弟子中有海外經歷的學者，開眼看世界，他們的諸子學思想融入了很多新的時代因素，開諸子學現代轉型之風氣。薛福成是最突出的代表，他認為《庄子》一書“與泰西之學有相出入者”，因此從中西會通的角度闡釋了《庄子》思想。將《庄子》與西方現代科學聯系起來，認為庄子是“電學、化學之權輿”、“天算之學、輿地之學之濫觴”等，這些看法雖然並不科學，但發前人所未發，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作為引領清代文壇二百年的桐城派，不僅全面推動了清代《庄子》經典化建構，而且為《庄子》經典化歷程畫上了一個較為完滿的句號，並直接開啟了近現代《庄子》經典化的新歷程，意義非凡。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 “《庄子》評點史”（12BZW06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