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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錢伯海先生不唯書、不唯上，隻唯實，將畢生精力獻給了中國經濟學和統計學的教學與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原創性成就，為中國經濟和統計的理論創新和制度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先生的創新性成就舉其要者有：創建國民經濟核算的平衡原則，創立社會勞動價值論，提出國民大核算構想，推進中國國民經濟核算制度改革，優化統計學科體系，創立經濟新學科，創新經濟學理論，繪制經濟學發展藍圖。先生獻身科學，追求真理，踐行了哲學社會科學家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創新理論、咨政育人、服務社會和創造財富的使命，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典范，是我們悉心攀學的楷模。
【關鍵詞】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平衡原則 國民大核算體系 社會勞動價值論 錢伯海
錢伯海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他從事教學與科研工作50多年，出版專著和全國統編教材30余部，發表論文百余篇，累計在1200萬字以上，其中若干主要成果匯集在五卷本鴻篇鉅制《錢伯海文集》①中。先生在經濟學和統計學領域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不僅有助於中國經濟學和統計學的理論創新發展，而且有助於中國經濟統計核算制度和方法的改革與發展。
創立國民經濟核算的平衡原則，消除理論與方法上的誤解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20世紀以來經濟學領域乃至人類社會最偉大成就之一。迄今，全世界有6位學者因在國民經濟核算研究領域的杰出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有3位學者因應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研究經濟問題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②。沒有它，經濟學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繁榮﹔沒有它，宏觀經濟管理與調控就無從談起。歷史上，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推薦兩種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一是國民賬戶體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它建立在市場經濟理論基礎上，為市場經濟國家宏觀經濟調控與管理服務。二是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The Material Product System, MPS），它為計劃經濟國家經濟管理服務。20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計劃經濟國家紛紛轉向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尤其是前蘇聯解體和經互會（The Council of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MEA）的解散，MPS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和發展的空間，逐步走向消亡。上世紀90年代初，全球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走向單一——國民賬戶體系（SNA）。當今世界，不論大國還是小國，富國還是窮國，無不重視國民經濟核算理論與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設。
20世紀80年代初期，為了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我國開始改革和發展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既要按照MPS進行國民經濟統計核算與分析，又要逐步引進SNA的理論、方法與指標。由於MPS和SNA兩大體系在核算范圍、核算內容、核算方法等方面存在著較大差異，加之我國經濟和統計理論與實際部門長期對SNA持批評的態度，人們對SNA了解甚少，許多人在理論研究和實際工作中常常出現差錯與誤解。例如，一些學者和政府部門將“積累性支出”當作“積累基金”，將“消費性支出”當作“消費基金”，將生產成本看做C＋V﹔還有一些學者和政府部門提出了國民收入“超分配”的觀點。這些差錯與誤解產生的原因在於學者和政府官員在研究和分析經濟問題時，在“生產方”採用MPS體系的理論與方法，在“使用方”運用SNA體系的理論與方法。這些差錯與誤解既影響我國經濟理論的研究，又影響人才培養，更是誤導經濟社會政策的制定，其后遺症既重大又深遠。面對這種狀況，錢伯海先生出於學者的責任感，系統而又嚴密地研究宏觀經濟指標核算問題，得出創新性成果，認為從社會再生產的不同環節——生產、分配和使用三個方面核算國民經濟活動總量指標，口徑必須一致、計算結果必須相等，並提出了著名的“國民經濟核算平衡原則”——“生產范圍劃在哪裡，產值指標就算到哪裡，中間消耗與最終使用也就算到哪裡，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原始收入和派生收入就在哪裡分界。”③這個原則的中心思想就是，在任何經濟統計與核算過程中，一定要保持口徑統一、項目對等，即經濟核算過程必須遵守“有收有支，收支相等﹔項目對等，不重不漏”的原則。
國民經濟核算的平衡原則不僅對理解和把握MPS和SNA兩大核算體系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而且對在同一核算體系下科學地進行國民經濟統計核算與分析也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為了澄清我國經濟和統計理論與實踐中違反平衡原則的諸多差錯和誤解，先生在《經濟研究》上發表了重要論文《正確認識社會產品、國民收入的生產、分配和使用》④，深入闡述國民經濟核算的平衡原則的重要意義與價值，使之更好地在經濟、統計的理論研究和經濟管理、統計工作中發揮理論指導作用。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國民經濟核算的平衡原則為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理論與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指導，其作用是巨大的，影響是深遠的。在1992年國務院批准的《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試行方案）》中，引入了國民經濟核算的平衡原則，在“生產范圍”條款中指明：“盡管新體系與原體系的生產范圍不同，但二者始終嚴格遵循生產范圍劃到哪裡，生產成果就算到哪裡，中間投入和最終使用也就算到哪裡，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原始收入與派生收入也就在哪裡分界的整體原則。”⑤
20世紀90年代后期，針對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向SNA體系轉軌，過去存在的理論誤解逐步得到解決，先生對國民經濟核算的平衡原則作了進一步抽象化的處理，作了方法性的拓展和補充，使之適應新的形勢。新國民經濟核算的平衡原則表述為：“能量守恆、質量守恆、經濟活動也必須守恆。但要做到守恆，在數量上保持平衡，就必須使形成經濟活動的各方，包括收和支、產與銷、產與分、產與用、買與賣、投入與產出等等，保持相同的口徑范圍和相同的計量單位。如果用價值計量，就必須採用相同的價格標准。”⑥顯然，通過這樣的拓展，它適用於一切經濟核算，包括宏觀的國民經濟核算和微觀的企業經濟核算。而原來的國民經濟核算平衡原則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它在同一核算制度內同樣適用。例如，工業總產值計算採用“工廠法”，工業生產中的中間消耗，隻限於從本廠外購入的工業品，自產部分不予計算﹔農業總產值計算採用“產品法”，農業生產的中間消耗，不論是外購農產品和自產農產品，都要作為中間消耗計算。再如家庭自我服務屬於非社會勞動，自飲食品、自制衣服等不作為社會生產成果統計，因而在消費這些產品時，就不能列入使用，否則，就違背了國民經濟核算的平衡原則。
國民經濟核算的平衡原則創立30年來的理論與實踐充分証明，該原則具有理論性和科學性，在經濟和統計的理論研究與實際工作中發揮重要的指導作用。因此，理論界和實際部門稱之為“錢氏定理”。
創立社會勞動價值論，支撐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革
價值是經濟核算的基礎，沒有價值也就不能計算產值。我國國民經濟核算使用的MPS體系基於物質生產部門才能創造價值的理論，將服務業排斥在核算范圍之外。因此，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革的關鍵在於擴大生產范圍，既要核算物質生產，也要核算服務生產。國務院於1984年成立專門的國民經濟統一核算標准領導小組，負責和領導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改革工作。經過多年的理論研究和試點總結工作，國務院於1992年正式批准了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方案，並且確定1995年實現全面向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轉軌。
隨著《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試行方案）》的出台，經濟理論界出現了不和諧的聲音，有人認為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以資產階級三要素理論為基礎，從理論上陷入了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泥潭，並且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和報刊上發表批評性論點。先生出於自己的工作責任，不僅當理論“衛士”，而且當理論“斗士”，主動迎戰，從理論基礎上証明我國國民經濟核算制度重大改革的科學性和可行性，並致力於宣傳我國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先生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取得了創新性理論成果——社會勞動價值理論。該理論論証了“從宏觀從全社會看的活勞動創造價值，恆等於從微觀從企業看活勞動與物化勞動共同創造價值。也就是，從企業看物活勞動共同創造價值，等於從社會看的活勞動創造價值”，⑦從而嚴密証明了第三產業創造價值。社會勞動價值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的繼承與發展，為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歷史告訴我們，人們對於新生事物的理解與接受需要一個過程。我認為認識與理解社會勞動價值理論必須具備“一個出發點，兩個基本素質”。“一個出發點”是指我們在認識與理解社會勞動價值理論時，必須從客觀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觀點。如果關起門來，脫離實際地從書本上找答案，那麼可能把握不住該理論的實質，甚至誤解它、排斥它。⑧“兩個基本素質”是指我們在認識與理解社會勞動價值理論時必須具備宏觀思維和統計核算知識。所謂宏觀思維，就是不能靜態地和微觀地認識社會勞動價值理論，而要堅持動態的、聯系的和辯証的觀點，從整個國民經濟生產、分配、流通、使用的運行和三次產業運行過程，全面系統地認識與理解。所謂統計核算知識，主要包括經濟統計的基本理論、方法和理念，以及主要指標的計算。如果人們具備了“一個出發點，兩個基本素質”，那麼不僅會接受社會勞動價值理論，而且能應用這個理論分析解決經濟社會的實際問題。
社會勞動價值理論不僅為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提供理論基礎，而且為創新型國家建設提供支撐。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憑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給、龐大的市場需求和不斷積累的技術能力，從而逐漸確立了全球制造業大國的地位。全球性金融危機、高漲的能源價格、嚴峻的環境問題，使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形成的生產形態面臨著愈來愈多的制約，而互聯網技術與可再生能源結合，使新一輪工業革命具備了現實基礎。能源生產與使用、社會生產方式、生產流程、組織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變革，將重塑比較優勢，改變全球產業分工與貿易格局，解構產業關系，革新經濟地理，使全球利益分配重新洗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將對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提出嚴峻挑戰，中國經濟不僅可能面臨既有比較優勢喪失之憂，而且因產業競爭力弱而難以佔據產業鏈高附加值環節的問題會進一步惡化。中國必須增強自主技術創新能力，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突破產業核心關鍵技術，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主動迎接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挑戰，力求在某些產業領域發揮全球引領作用，從傳統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包圍中脫穎而出。中國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而且是在第二次工業革命達到頂峰時才加入。中國一些城市看起來很現代，但實際上仍在經歷第二次工業革命，對於第三次工業革命只是略有涉及。如果我們不能認識社會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不能從理論上、政策上、實踐上全面認識和把握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精髓，不能取得核心關鍵技術的突破，那麼就難以迎接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挑戰，就會失去機遇，中國經濟會在新一輪的產業分工與財富版圖切割中被邊緣化。
提出國民大核算構想，確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發展戰略
縱觀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發展觀決定一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及其運行模式，發展觀需要與之相適應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隨著發展觀的演進和統計核算技術的創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不斷創新發展，從而形成了4個版本的SNA，即SNA—1953、SNA—1968、SNA—1993和SNA—2008。
今天的SNA由三部分組成：第一，中心框架。它是“由一套邏輯嚴密協調一致而完整的宏觀經濟賬戶和資產負債表組成的”，在這一套賬戶和核算表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概念定義、分類和核算規則”，二者合起來，構成“一套按照基於經濟學原理的嚴格核算規則進行經濟活動測度的國際公認標准”。借助於該框架，“各種反映經濟運行狀況信息的經濟數據得以按照經濟分析和管理決策的要求以一定程式被編制和表述出來”。⑨SNA—2008將該中心框架的特性總結為三個方面：一是全面性，包含了一個經濟體的所有活動及其運行結果﹔二是一致性，支持按照統一的核算規則對各項活動進行不同角度的測度﹔三是完整性，各項經濟活動的所有結果可以通過不同賬戶得到全面的記錄⑩。第二，衛星賬戶。中心框架雖然系統嚴謹、范圍全面，但它畢竟是從國民經濟總體角度出發設置的，因此，不可能解決社會實踐中需要解決的所有層面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衛星賬戶應運而生。從另一個方面看，衛星賬戶的存在與發展也是SNA靈活性的體現。由於每個國家的發展基礎與發展重點不同，統一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很難保証不同國家的特殊需要，因此，自SNA—1993起採納了衛星賬戶的概念。衛星賬戶既保証了國民經濟核算的特殊需要，體現了靈活性原則，又不影響中心框架的國際可比性。第三，擴展。聯合國國民經濟核算工作組（ISWGNA）在2012年的聯合國統計委員會第43屆會議上提交的報告指出：“有一些研究問題雖然無論從實施的角度看，還是從迫切性的角度看，都與實施國民經濟核算核心框架無關，但仍應在國民經濟核算工作組和國民經濟核算專家組（AEG）的工作方案中佔有一定的優先地位。”目前列入國民核算工作組視線的研究主要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測度與經濟和金融工作組的工作。11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先生在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時就率先提出研究國民大核算體系的設想。先生在1992年出版的《國民經濟核算通論》著作中，基於國民大系統思想，從全局出發，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提出國民大核算戰略思想，並且認為國民大核算是SNA發展的戰略目標。12他的國民大核算思想是指不僅要建立健全自然資源與環境核算、社會核算、科技核算、人口核算、經濟核算，而且要以經濟核算為中心，實現幾種核算的協調與綜合，即經濟與資源環境、社會、科技、人口的一體化核算。國民大核算體系，是相對於超越國民經濟核算而使用的一個通俗稱謂，其所指實際上與國家統計體系整體化、一體化沒有質的差別。或者說，它也就是國民統計整體核算、國家綜合系統核算。
整個經濟社會宏觀核算活動，千頭萬緒，包羅萬象，有著不同目的、不同層次的需要，要在各種統計活動之間建立聯系，實現社會的經濟的統計資料系統化，使得各項資料都在社會宏觀信息網上各得其所，工作極為浩繁。更何況范圍擴大與內容豐富之后，對核算方法和技術以及處理變量聯系的手段，也要提出相應的改變和更高的要求。不管怎樣，把國民大核算看成宏觀統計技術方法上的一次大跨越，不為過分。國民大核算體系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終極，是最高層次、最廣泛的核算，它的價值與SNA相比隻會有過之而無不及。通過制訂統一的分類標准、規范核算的基本單位，採用一致的概念和定義體系，使得從不同領域、不同方面搜集來的統計資料有了相互交換、相互補充、結合使用的可能，在此基礎上就能建立統計數據庫及其網絡，充分施展自動化信息技術的巨大功能，促進國民統計核算的現代化進程。現實中，從各個專項統計活動中單獨搜集的統計資料，由於沒有形成體系和聯系，造成指標的含義、口徑、范圍有差異，給統計資料的綜合開發利用帶來諸多不便，而大核算體系為實現全社會統計資料信息共享創造必要的前提條件。
SNA之所以要不斷修訂，是因為作為其核算對象的現實經濟社會情況在不斷變化﹔作為其理論基礎的經濟學理論與方法在不斷發展﹔作為其方法基礎的數據搜集方法以及相關的統計估算技術在不斷更新，如近年來大數據統計分析方法的發展。所以，國民大核算在方法上有保障，在數據上有支撐。認識活動，就是對自然與社會的真實反映，經濟、社會、人口、科技、環境等日益密切的關系，表明國民大核算體系客觀上存在現實的可能性。從SNA版本的升級發展軌跡來看，它在逐步邁向大核算體系。
在隨后的歲月裡，先生組織科研力量研究國民大核算體系問題，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國民大核算體系論”13、“建立適應可持續發展戰略需要的國民核算新模式——關於國民大核算體系的理論思想”14、《國民大核算及其功能系統的研究》15。
整合MPS與SNA，推進中國國民經濟核算制度改革
在國民經濟核算發展的歷史上，國際組織和一些國家也曾經試圖將MPS和SNA整合在一起，但因經濟、政治和技術等方面的原因，一直未能實現。例如，1989年聯合國統計委員會在討論MPS當時發展和SNA與MPS聯系的工作時，匈牙利代表提出：“統計委員會既不要解釋兩大體系的差異，也不要構建兩大體系之間的短期或長期聯系，而應制定明確的方法用以綜合兩大體系。”這一思想得到了委員會所有參與者的一致贊同。聯合國統計委員會報告指出：“SNA/MPS之間聯系工作……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現在，主要目標是在SNA和MPS趨同方面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最終目標是整合兩大體系。”在這次會上，委員會贊同召開SNA/MPS綜合的專家組會議。該會議於1989年12月在莫斯科舉行，參加會議的專家來自東西方，范圍很廣泛。會議認為綜合兩大體系是一項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任務。如果經互會國家（CMEA）的政治形勢保持不變，那麼開展這項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可是，由於在1989年和1990年間，政治形勢發生根本性改變和基本制度的重建，所以，原先SNA和MPS整合計劃破產。16
1984年，國務院成立了專門的國家經濟統一核算標准領導小組，先生接受任命，擔任總體規劃組組長，領導和參與我國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組織設計、試點總結和制度建立等各項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1992年8月，國務院正式批准了改革方案，並確定1995年全國國民經濟核算轉入新的核算體系。《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試行方案）》在世界范圍內首次真正實現了MPS與SNA協調整合。它從當時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實際出發，科學認真地對待MPS和SNA兩大體系。既不保守原有的MPS，也不完全照搬SNA，而是博採眾長，兼容並蓄，把兩者的優點結合起來設計適合中國國情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這個體系採用了SNA中的國際通用的核算原則與核算方法，同時保留了原有MPS的核算口徑和內容，並且在有關核算表中採取積木式、板塊式的結構，可以方便地進行不同核算體系的數據轉換，既可以進行國際比較，也可以進行本國的歷史比較，具有較強的適應性。
從市場經濟的視角看，《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試行方案）》有不足之處，但從辯証的觀點看，它不僅有助於人們認識與熟悉SNA，而且為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后來的改革和《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02）》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果沒有當初的《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試行方案）》，就不可能有今天與SNA接軌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因此，筆者認為，《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試行方案）》是對世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一大貢獻，必然要載入國民經濟核算的史冊。
凝練兩門統計學，優化統計學科體系
學科是大學的最基本元素，是教學、科研、師資等方面實力的集中反映，學科水平直接影響一所大學的辦學水平。所有國際一流大學都高度重視學科建設，搶佔學科的制高點。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經濟統計學科體系照搬前蘇聯的模式，分行業設立統計學，造成經濟統計學科體系龐雜、邏輯性差、內容重復、方法落后。學生學到的知識基本上是國家經濟統計制度，致使統計專業畢業生走向社會缺乏能力，后勁不足。
早在1972年，我國正式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需要加強對國外的研究，先生帶領團隊接受原國家計委的委托，研究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核算問題，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圓滿完成了研究任務。在此基礎上，先生寫成專著《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統計學》。自1974年起，《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統計學》用於廈門大學統計專業的教學。恢復高考制度以后，統計專業教育逐步走上正軌，《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統計學》課程受到全國統計和經濟學界的高度關注，許多高校紛紛派出統計學專業骨干教師前往廈門大學進修這門課程，或直接引進先生撰著的教材開設相應課程。這本著作於1982年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被《世界新學科總覽》等辭書作為新學科的代表作重點推介。該著作在1987年國家教委組織的全國高校優秀教材評選中榮獲國家級獎勵。鑒於“綜合平衡”是國民經濟理論與管理追求的目標，此后，這門課程逐步借鑒國際上國民經濟核算的研究成果，並根據中國宏觀經濟管理與分析的需要進行卓有成效的開拓和創新，發展成為《國民經濟統計學》或《國民經濟核算原理》。1991年，經國家教委和國家統計局召集主要高校專家討論，《國民經濟統計學》被確定為統計專業的五門主干課程之一，並成為高校經濟管理類專業最重要的經濟統計基礎課。為了加強學科建設，先生主持並邀請國內高校知名教授共同編寫了該學科的多種全國統編教材和國家級規劃教材，這些教材先后獲得多項國家級和省部級獎勵。
自上世紀80年代起，先生倡導中國經濟統計學教學體系的全面深化改革，力主將名目繁多的部門經濟統計學課程凝練為《國民經濟統計學》和《企業經濟統計學》兩門主干課程。先生的觀點得到了統計學界的普遍贊同，有力推動了中國經濟統計學課程體系的改革和發展，其意義重大，其成就喜人，其影響深遠。
時至今日，《國民經濟統計學》和《企業經濟統計學》課程在全國范圍內不斷發展壯大，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由於經濟統計學課程凝練為《國民經濟統計學》和《企業經濟統計學》兩門主干課程，優化了課程結構，節省了學時，從而實現了人才培養目標——基礎厚、素質高、能力強、潛力大。
創立經濟新學科，發展經濟學理論
創立兩門經濟學，完善經濟學科。經濟理論是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統計的基礎，經濟統計學家必須具備寬厚的經濟學理論，經濟學家必須具備統計學理論與方法。先生是名副其實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早在1972年，先生接受原國家計委的委托，研究美國國民生產總值與國民收入的統計問題過程中，就萌發撰著《國民經濟學》的想法，但由於主客觀條件都不具備，未能如願。改革開放為撰著這本書創造了條件，於是從1983年起，先生開始設計與撰著《國民經濟學》，於1986年和1987年分別出版第一版《國民經濟學》上冊和下冊，1992年出版第二版，2000年出版《國民經濟學》（新增訂版）。2002年《國民經濟學》出版成為《錢伯海文集》（第四卷）17，以慶祝先生從教五十周年。
先生提出：“社會主義已經經歷了幾十年的歷史，人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了豐富多樣的實踐經驗。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理論與實踐的辯証原理，迫切需要建立一門以國民經濟為整體，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結合起來，既研究國民經濟運動質的規律性，又研究其量的規定性的綜合性學科，這就是國民經濟學。”18先生認為，國民經濟是一個有機整體，企業是這個整體的細胞，因此，需要建立相應的《企業經濟學》。《企業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結合，研究企業運行規律。
《國民經濟學》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有機地結合起來，著重闡明國民經濟的運行機制，以及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運用經濟杠杆管理與調控國民經濟經濟運行的基本原理、原則和方法。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宋濤、谷書堂和李成瑞分別在《人民日報》19、《經濟研究》20、《經濟學家》21和《中國經濟問題》22上發表書評，高度評價這部著作。
1995年前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組織研究生專業目錄修訂，大力壓縮原來偏多的專業設置。先生作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經濟學科評議組的成員提交了一份書面材料，提出建設性建議：針對原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而管理學已經獨立成為與經濟學科平行的大門類學科，要把原目錄中的“國民經濟計劃與管理”和“投資經濟學”等合並為“國民經濟學”。這個建議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採納，“國民經濟學”被確定為應用經濟學一級學科下面的二級學科，從而實現了對經濟學科的優化重組，有助於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
先生提出的關於創立《國民經濟學》和《企業經濟學》的觀點完全符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英明論斷：“隻有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結合起來觀察，把社會基本矛盾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才能全面把握整個社會的基本面貌和發展方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不斷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調整生產關系，不斷適應經濟基礎發展完善上層建筑。”23
構建供需平衡經濟學，豐富宏觀經濟調控理論。1997年，先生將其主持完成的國家社科基金“八五”重點項目研究成果——《社會總供需平衡及其調控機制的系統研究》出版，成為新學科著作——《供需平衡經濟學》24。這部著作旨在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提供理論支撐。在這部新著中，先生確立了供需平衡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體系，論証了它與有關經濟、統計諸學科的關系。先生認為，物質不滅，能源守恆，這是大自然法則，人們隻能服從，按照規律辦事。生產部門從事生產，制造產品，絕不是創造產品，只是組織勞動者運用勞動手段作用於勞動對象，改變物質的內在成分和外觀形態，形成新的產品和使用價值，以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改變是對原物質的否定，對原物質的消耗，因而生產過程本身就是物質和能量的消耗過程。生產產生供給，消耗形成需求，要求供給與需求取得平衡。因此，從供需平衡的基本要求來看，是要人們尊重大自然法則，樹立資源有限性的觀點，有計劃地開發和利用資源，注重資源平衡、生態平衡，源遠流長，保証社會經濟和自然資源諸方面的可持續發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價值和使用價值相伴隨、相轉化，投入產出，或買或賣，形成無以計數的供給和需求，使得供需平衡的內容極大地復雜化。因此，對供需平衡的內容進行考察，必須和社會再生產相結合，從不同再生產環節加以研究和探索。
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總量的基本平衡，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引導國民經濟持續、健康地發展，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經濟總量平衡主要是總供需的平衡，經濟結構優化主要是資源配置的優化。優化資源配置與供需平衡密切關聯，相互制約，隻有講究供需平衡，包括總量平衡與結構平衡，才能使人力、物力、財力最有效地利用，不積壓，不脫銷，購銷兩旺，貨暢其流。隻有做好資源配置，優化資源配置，才能使供需平衡建立在最大效益的基礎上。相反，在資源浪費、生態失衡的情況下，也可以使供需保持暫時的平衡，但不牢靠不鞏固，無法持久，國民經濟平衡最終將無法實現。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宏觀調控一定要把供需平衡放在突出的地位。
著名經濟學家宋濤、衛興華、蔣學模和胡代光等認為該書是一本高水平的新學科著作。著作中的許多創新性觀點與建議對於當今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實現穩中求進、創新發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建立經濟學體系新論，推進政治經濟學發展。為了消除政治經濟學領域的一些“歷史的誤會和誤會的發展”，改革與完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先生傾注多年心血，於1999年出版著作《經濟學新論》。這部著作既不同於側重於研究生產關系的傳統政治經濟學，又不同於側重於研究資源配置的傳統西方經濟學，而是兩者有機的整合與創新。其理論體系由“基礎理論”、“市場經濟”、“企業經濟”、“國民經濟”和“國際經濟”等五大部分組成，從而充分體現了先生的學術思想——“經濟學是研究發展生產、滿足需要及其規律性的科學”。
這部著作無論是在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體系上，還是在具體內容上，都具有系統而又重大的突破和創新。關於經濟學基本理論和方法的創新，可以歸納為5個方面，共有48條25，其中有的旨在創新與發展政治經濟學教材體系與內容。《經濟學新論》猶如春風吹拂經濟學理論界和教育界，溫暖了人心，鼓舞了士氣，從而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經濟學的創新發展。
堅持以人為本，繪制經濟學發展藍圖。2003年10月，先生在病中撰著論文《發展生產，滿足需求：從人的本性本能談起》26，構建了經濟學新框架。在這篇論文中，先生基於《三字經》的開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認為，作為人的本能要求，應該是求生存，維持人類生命生活的延續。這種延續是通過其父母的撫養來體現的。但作為人類的這種本性和本能，則有其普遍存在的共性，它永存於人間，甚至是一切生命體的普遍規律。當然，人們不僅求生存，而且求發展，渴望生存的條件越來越好，發展的環境越來越優越，這就體現人類的欲望。這是人類存在與發展的基本動力，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永恆的動力。欲望無止境，這是人類普遍存在的本能和本性。
欲望不是憑空滿足的，物質生活的欲望和精神生活欲望，都是通過人們的生產活動來實現的。勞動是一切財富的主要源泉。隻有通過分工協作，發展生產，提供各種物質文化生活成果，才能滿足人的欲望。因此，“發展生產，滿足需求”成為人類社會的永恆主題。經濟學的宗旨和根本任務，就是要揭示其經濟規律，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理論指導。人們不僅要利其器，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且要努力創造利其器的社會經濟條件，從而更好地實現“發展生產，滿足需求”這個人類社會的永恆主題。
先生借用《三字經》的語言形式，把人類的本性本能及其發展的實踐過程凝練為：“人之初，性存己，要為己，必為人﹔我為人，人為我，共存榮，私與公﹔物要產，貴在器，勤勞動，立本義﹔階段論，不可越，明道理，功可期。”這四方面構成了彼此獨立的社會經濟內容，確立了經濟學研究的重點，繪制了經濟學研究的藍圖。這完全符合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要學習和掌握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緊緊依靠人民推進改革。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要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推進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唯有如此改革才能大有作為。要處理好尊重客觀規律和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關系。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按照客觀規律辦事，一張藍圖抓到底，抓好打基礎利長遠的工作。”27
先生的學術思想具有科學性、前瞻性、指導性和可操作性。他的許多理論預見與黨和政府的最新決定、政策相吻合。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關於“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決定，就體現了“社會勞動價值理論”﹔關於“完善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加大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產能過剩、科技創新、安全生產、新增債務等指標的權重，更加重視勞動就業、居民收入、社會保障、人民健康狀況。加快建立國家統一的經濟核算制度，編制全國和地方資產負債表28，建立全社會房產、信用等基礎數據統一平台，推進部門信息共享”和“探索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的決定，就體現了國民大核算思想。
“勤，敬勞動，崇尚‘物化’，富民強國之本也，別無他途！清談誤國，憂患興邦，唯物辯証之道也，永志不忘。”——先生的話語振聾發聵。先生的道德文章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典范。建設經濟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要先生這樣憂國憂民、腳踏實地、嘔心瀝血、獻身科學、追求真理的精神。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完善經濟社會發展考核評價體系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批准號：14ZDA013）
注釋
①錢伯海：《錢伯海文集》（第一∼五卷），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2002年。
②Frits Bos. "The National Accounts as A Tool for Analysis and Policy: In View of History," Economic Theory and Data Compilation Issues.VDM Verlag, 2009.
③錢伯海：《論國民經濟核算的平衡原則》，《中國社會科學》，1984年第3期。
④錢伯海：《正確認識社會產品、國民收入的生產、分配和使用》，《經濟研究》，1983年第5期。
⑤國家統計局：《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試行方案）》，北京：國家統計局，1992年。
⑥錢伯海：《再論國民經濟核算的平衡原則》，《經濟與管理研究》，1998年第6期。
⑦錢伯海：《社會勞動價值論》，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年。
⑧王莉霞等：《確認物化勞動創造價值才能使我們堅信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經濟評論》，2001年第1期。
⑨聯合國等：《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0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年。
10高敏雪：《SNA－08的新面貌以及延伸討論》，《統計研究》，2013年第5期。
11蔣萍：《SNA研究的最新進展：中心框架、衛星賬戶和擴展研究》，《統計研究》，2013年第3期。
12錢伯海：《國民經濟核算通論》，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2年。
13朱啟貴：《國民大核算體系論》，《財經研究》，1997年第8期。
14戴亦一：《建立適應可持續發展戰略需要的國民核算新模式——關於國民大核算體系的理論思想》，《統計研究》，2000年第7期。
15錢爭鳴：《國民大核算及其功能系統的研究》，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年。
16朱啟貴：《世紀之交：國民經濟核算的回顧與前瞻》，《統計研究》，2000年第11期。
17錢伯海：《錢伯海文集——國民經濟學》第四卷，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2年。
18錢伯海：《國民經濟學（上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6年。
19劉國光：《創建社會主義經濟學新體系的嘗試》，《人民日報》，1986年12月1日。
20宋濤：《評錢伯海主編的〈國民經濟學〉》，《經濟研究》，1986年第11期。
21谷書堂、劉迎秋：《一本現代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力著—評錢伯海主編的〈國民經濟學〉》，《經濟學家》，1993年第3期。
22李成瑞：《社會主義經濟學科建設的新成果——錢伯海教授主編的〈國民經濟學〉增訂本評價》，《中國經濟問題》，1993年第6期。
23習近平：《推動全黨學習和掌握歷史唯物主義，更好認識規律，更加能動地推進工作》，《人民日報》，2013年12月5日。
24錢伯海：《供需平衡經濟學》，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年。
25戴亦一、孫秋碧：《錢伯海對經濟學基本理論的新探索》，《東南學術》，2001年第4期。
26錢伯海：《發展生產，滿足需求：從人的本性本能談起》，打印稿，2003年10月。
27習近平：《推動全黨學習和掌握歷史唯物主義，更好認識規律，更加能動地推進工作》，《人民日報》，2013年12月5日。
28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The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 Foundation and Change
—Analyzing Important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of Professor Qian Bohai
Zhu Qigui
Abstract: Professor Qian has devoted his whole life to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with an objective and practical method and has been highly accomplished in original research,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in China. His innovative research achievements mainly include: establishing the balance principle in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creating the social labor theory of value, proposing the general concept of national accounts, advancing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statistics majors, creating new economics majors, innovating economic theories, and drawing up the bluepri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Professor Qian's devotion to science and pursuit of truth is a great tribute to the mission of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tists to learn about the world, carry on civilizations, innovate theory, advise the government and educate the public, serve society, and create wealth, which has set a great example for us to follow.
Keywords: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s system, principle of balance in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general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ocial labor theory of value, Qian Bohai
【作者簡介】
朱啟貴，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民經濟核算與分析、國民經濟理論與政策、可持續發展、公共經濟。主要著作有《可持續發展評估》、《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論》、《區域協調可持續發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