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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利、日本等國家的實踐表明，“中等收入陷阱”隻不過是落后國家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遭遇發展瓶頸，而難以在短時間內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消解社會不穩定性因素的正常狀態。過分強調“中等收入陷阱”對於正處於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中國來說，無疑是個陷阱。當前中國正處於發展關鍵期、矛盾凸顯期和改革攻堅期，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中等收入瓶頸”。突破“中等收入瓶頸”的根本出路在於，改革和完善不利於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制度設計。
【關鍵詞】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瓶頸 超常城市化 拉美陷阱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中圖分類號】F124.7 【文獻標識碼】A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誤解與厘清
國內外相關研究動態。對於“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的由來，國內外學術界有一種共識：它最初是由世界銀行提出的。國內許多學者認為，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國際問題研究專家江時學則認為，該報告中沒有使用“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名詞。“中等收入陷阱”首次在公開場合被提及，是在2007年世界銀行發表的題為《東亞復興：關於經濟增長的觀點》的研究報告中。①1997年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東亞四個經濟體陷入發展的泥沼之中，當時許多人預測，危機所揭示的結構性弱點——腐敗、任人唯親和裙帶關系，將使該地區陷入滯脹，但危機過后，東亞經濟體的表現依然很出色，世界銀行《東亞復興》的報告就是針對這一現象的延伸探討。當前使用該概念頻率最高的當屬中國學者，特別是在探討拉美國家現代化的教訓及經驗對中國的啟示時，許多學者往往將“中等收入陷阱”特指“拉美陷阱”。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拉美是“中等收入國家”最集中的地區。按照世界銀行2010年的定義，人均GDP在996美元到12195美元是中等收入經濟體。根據這個標准，在世界銀行目前統計的拉美地區的33個經濟體中，屬於中等收入的就有28個。二是拉美國家滯留“中等收入陷阱”時間長。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拉美主要國家在相繼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后，開始普遍出現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經濟發展波動大、貧富差距凸顯、社會矛盾急劇增加、對外依賴度不斷攀升等問題，難以在短時間內逾越“中等收入陷阱”，長期在高收入國家行列外徘徊。按世界銀行的統計，截至2012年，拉美國家平均滯留“中等收入陷阱”時間長達38年之久，其中阿根廷時間最長，已達50年，墨西哥38年，巴西37年，哥倫比亞33年。②當前國內諸多學者針對“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都有質疑和自己的見解。鄭秉文指出，中國經濟發展己經歷和即將經歷市場驅動、要素驅動、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4個階段和3次跨越。中國要避免掉進“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須實施“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戰略。其中，破除制度壁壘、革新社會政策和健全基礎設施則構成了引領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動力組合。③樊綱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上是福利陷阱，其根源是生產力的發展滯后於工資、福利的增長。他進一步指出，中國目前還未達到中等收入水平，推行高福利不利於經濟的長足發展。④劉福垣認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其成因與發展階段、收入水平沒有必然聯系。“任何國家和社會平均收人水平都必然要經歷一個或長或短的中等收入階段”，它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所表現出來的正常規律，其本質上是現代化陷阱的症狀。⑤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孫立平指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現為原有支撐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耗盡而形成的經濟停滯，當前中國社會發展面臨的不是改革受挫或改革處於停滯狀態，而是“轉型陷阱”帶來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畸形化。而打破“轉型陷阱”的關鍵在於，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識，堅定不移地走向現代文明。⑥胡鞍鋼則認為，誘發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多方面。他強調經濟增長過程中各類要素成本的上升、經濟轉型的滯后，以及由此帶來的“超常城市化”、階層矛盾激化、公共服務欠缺、社會犯罪驟增、制度創新受阻等因素交織影響，從而形成了我國特有的“中等收入陷阱”。他提醒中國要提防中等收入陷阱演變為“政治民主化陷阱”。⑦瑞士銀行經濟學家安德森則從論証中等收入陷阱入手，通過數據發現，中等收入國家的增長率在總體上也並不低於中低收入或低收入國家，並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証據。因而把人均收入增長停滯或較慢作為陷阱的依據是不可靠的。⑧從上述各位學者的觀點中我們不難發現，“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一個值得商榷的概念，雖然大多數處於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或多或少地表現出高度重疊的“中等收入陷阱”特象，但這並不意味著處於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就得為此背負掉入陷阱的包袱。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誤解。誤解一：概念的狹義化。中等收入陷阱，通常是指“處於相對貧困的發展中國家，由低收入國家行列跨入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4000美元）行列之后，便出現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徘徊在4000到5000美元附近的現象”。⑨世界銀行認定出現這種現象的國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中，拉美主要國家墨西哥、巴西、烏拉圭就是典型的例子。由此可見，“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從經濟角度，特別是人均GDP來評判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劣。將一個國家的人均GDP是否達到某一量化指標當作其是否逾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准是顯失考慮的。在GDP拜物教迷霧籠罩下，片面追求經濟增長被視為一切工作的中心，造成許多國家忽視了生態壞境的保護、生產方式的變革和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因而，單從某一確定的數量化指標來審視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質量，很難有說服力。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韋伯認為，“在研究社會分層時，把經濟作為分層標准是必要的。但社會的層次結構是個多層面的統一體，除了經濟地位之外，至少還有兩種同樣重要的分層屬性，在造成社會發展不平等方面具有突出影響力，這就是聲譽和權利”。⑩由此，“中等收入陷阱”僅從經濟角度將不同國家人為劃分為低等、中等和高等三個層級，而不考慮這個國家的政治結構、文化軟實力和社會穩定性，是不可取的。另外，“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的含義，不是確定的概念，也是不穩定的概念，價值不大。我們應認識到，隨著經濟的發展，劃定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基准線也將會發生變化。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是相對而言的。經濟短時間或者長期處於停滯狀態是任何一個國家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都難以避免的命運。阿根廷早在1964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同樣，西方發達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也經歷了經濟增長停滯、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攀升的蕭條景象。既然增長停滯乃至倒退在任何收入水平的國家都可能出現，並非中等收入國家所獨有，那麼是否有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就無法得到証明。11
誤解二：概念的標簽化。《人民論壇》雜志在征求50多位國內知名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列出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十大顯性特征，即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12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華爾特·惠特曼·羅斯托（W.W.Rostow）在其著作《經濟成長的階段》中提出了他的“經濟成長階段論”，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分為5個階段：傳統社會階段、准備起飛階段、起飛階段、走向成熟階段、大眾消費階段。按照“中等收入陷阱”的定義，我們可以大膽估測中等收入國家應該處於“起飛—走向成熟”的階段。羅斯托結合世界經濟發展的總趨勢，通過經濟模型分析后認為，要實現這一階段的跨越大約需要60年的時間。13就發達國家提出的中等收入國家發展陷阱的表現而言，這些其實都是常見“問題”。這些問題並非隻存在於“中等收入”階段，也同樣存在於“低收入”階段，甚至許多發達國家也存在諸如此類的問題。美國20世紀60年代“校園革命”是典型的社會動蕩和信仰缺失，70年代又陷入經濟滯脹，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的就業困難到現在還沒有很好解決。有的學者把拉美國家“過度城市化”、“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也說成是陷阱，更是不著邊際。其實，20世紀80年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幾個拉美主要國家已經達到或跨越了世界銀行按匯率法分類劃定的高收入門檻，成為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因而，以拉美為典型案例的中等收入陷阱說無疑是有異議的。中等收入陷阱帶有濃厚的主觀價值評價色彩，是對經濟發展受阻國家的人為標簽化，嚴重的會造成這些被貼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在全球化，特別是國際貿易過程中失去發展機會，增加發展困難，陷入新的發展困境。14
誤解三：概念的危害性。以美元為衡量標准的中等收入陷阱，反映的是以西方為主導的霸權話語在新一輪國際經濟競爭中採取的自我保護手段。以拉美國家阿根廷為例，20世紀70年代以后，美國在拉丁美洲一些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國家，鼓動和改變那裡原來保守而穩定的民族主義經濟發展方式，很多拉美國家在美國專家的鼓動和直接指導下，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發展政策，包括礦產資源和國民經濟命脈產業都實行經濟完全私有化，模仿美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全面徹底放開金融和經濟管制，以適應所謂的經濟全球化發展。2001年阿根廷爆發全方位的經濟危機，美國等發達國家紛紛撤離資金，導致阿根廷經濟受挫，卻被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定義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阿根廷全國處於戒備狀態，緊急採取臨時性措施，結果不但沒有挽回過去的輝煌，反而干擾了經濟社會的有序發展，使阿根廷陷入新一輪危機的漩渦中。就中國而言，改革開放之初，西方國家普遍抱有懷疑的態度，不時出現“中國即將崩潰”的悲觀論調。改革開放二三十年以后，他們突然發現，中國已經在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中佔據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視的程度，於是又出現了“中國威脅論”的聲音。現在，西方國家對我國民主、人權以及民族問題的丑化攻擊此起彼伏，在國際貿易中對中國產品的各種限制措施也層出不窮，經濟全球化的風險越來越大。因此，必須看到，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特別是世界輿論環境，即“西風壓倒東風”的格局，並未隨著中國崛起、不斷強大而根本改變。相反，隨著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下行壓力的增大，某些方面還有惡化的趨勢。
概念澄清：“中等收入瓶頸”的提出。中等收入陷阱，作為一個經濟學的概念，難以概括一個國家踏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后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領域發展的全貌。簡單的國民人均收入水平這一指標既無法反映本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也掩蓋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結構調整、民主法制建設和民生保障方面取得的進步。因此，就某種程度而言，將人均收入能否達到某一人為設置的標准視為陷入或者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完全是一個偽命題。過分強調中等收入陷阱其本身就是一個“陷阱”，會誘導發展中國家將社會發展片面理解為經濟總量的增加。科學理性地認識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困境及其突破路徑，是這些國家未來社會發展的重要議題。筆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的提出並非毫無可取之處，至少它指明了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可能存在的薄弱環節。從發展中國家的實踐來看，中等收入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具有普遍的、客觀的共性問題。本文基於此，將“中等收入陷阱”修正為“中等收入瓶頸”。正如前文所論述，當一個國家人均收入達到某一確定的中等發展階段后，由於人力資源、自然資源的有限性而難以在短時間內達到更高的發展程度，並長期處於由中等水平向高等層次跨越的瓶頸中。“中等收入瓶頸”並不是一個狹窄化的概念，經濟領域發展的困境往往會造成政治、社會和文化全方位的發展危機。中國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實現了由一個低收入國家發展成長為一個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歷史性跨越。但是，在承認中國保持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所取得成就的同時，諸多類似於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在中等收入階段典型的貧富分化、腐敗多發、就業困難等問題也不同程度存在乃至深化，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同樣面臨著“中等收入瓶頸”的挑戰和考險。15
中國可能跌入“中等收入瓶頸”的因素分析
由於“中等收入瓶頸”的客觀存在，中國未來面臨著諸多發展困境：在經濟領域，由於國民經濟增速的下滑，產業結構升級負擔的增加，自主創新能力動力不足，僅僅依靠經濟增長來保証社會良性運行難以實現﹔在政治領域，官員腐敗問題尚未根治，社會不和諧的潛在風險因素威脅政治穩定﹔在文化領域，民眾意識內化的淡漠，強勢文化的侵入，傳統文化在多元文化發展格局中缺乏應有的自信心，主流意識形態面臨嚴峻挑戰。上述三種困境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形成了特有的“中等收入瓶頸”。
經濟常態化瓶頸。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通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國民經濟蓬勃發展，經濟總量連上新台階。1979年至2012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速達9.8%，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速隻有2.8%。根據2013年世界銀行數據，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已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68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准，中國已經跳出低收入國家隊伍，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單從中國當前人均國民總收入來看，中國已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然而，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經濟增長有其內在規律性。經濟增長本身就帶有“雙刃劍”的性質，它既對社會發展具有創造性的一面，又帶有摧毀性的一面，同時經濟增長的地區和階層差異會加劇社會不平衡和不公正。國內外研究表明，經濟增長往往伴隨著干群矛盾、勞資糾紛、貧富差距，以及人與自然之間不和諧因素的不斷累積，這些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反過來對經濟增長造成巨大的阻礙，產生“經濟增長的負效應”。2010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持續回落，經濟下行壓力逐步增大。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前三季度GDP增長7.4%，相比於2013年減少3個百分點。中國經濟在未來十年將面臨經濟增長的“新常態”，也即未來經濟增速放緩、經濟指標疲軟、固定資產投資減少、國內消費帶動效應受阻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常態化現象。在這種新常態下，中國跌入中等收入瓶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政治民主化瓶頸。由於處於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生產要素釋放經濟增長紅利能力的下降，因而通過提高經濟發展水平來規避中等收入陷阱難以奏效。於是，相關社會利益群體，特別是在現有政治體制下無法實現自身權益的精英群體，開始寄希望於以推進“政治民主化”改革來實現社會整體發展水平的提高。以拉美國家為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眾多拉美國家受美國在全世界范圍內“促進民主”浪潮的影響，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實現了“民主化”。16按照亨廷頓的觀點，民主制度是最可取的、最能保証政治持續穩定的政治制度。17然而，實際情況是拉美的政治“民主化”不僅沒有帶來經濟的繁榮，反而導致了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經濟“失去的兩個十年”。2013年拉美貧困率高達27.9%，是世界上貧富分化和社會問題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中國當前的民主建設需要吸取拉美民主改革的經驗，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制度前提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礎上，夯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凝聚各民族的愛國情懷，避免“街頭民主”訴求的無序膨脹，防止“民主亂象”擾亂經濟社會發展的正常秩序。如果民主建設違背了自己的基本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就可能落入經濟停滯、社會動亂的“低質民主陷阱”。
文化多元化瓶頸。中等收入瓶頸在經濟和政治領域表現較為顯性，而在思想文化領域則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思想文化的變遷往往根源於政治體制變革和生產方式創新。因而，中等收入國家如果在政治、經濟領域發生了不良反應，必然會引發思想文化領域的動蕩。當前我國思想文化領域面臨的突出問題是文化的多元化所導致的非主流文化的興盛，由此引發國民文化的不自信。主流文化和主旋律是我國根本價值的核心所在，是保証經濟增長、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的堅實精神力量。伴隨著社會轉型深度、廣度的不斷延伸，如何在處於中等收入水平的前提下塑造整個社會認同的核心價值觀是擺在中國改革發展前進道路上的關鍵議題。從當前中國文化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主流文化在意識形態領域仍佔據主導地位，特別是中國五千年的優秀傳統文化為保証社會轉型的順利進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們應當看到由於經濟增長放緩帶來的人們社會心態的變化。處於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由於經濟資源的相對稀缺，極易形成反文化心理，比如急功近利、心浮氣躁、壓抑焦慮、怨恨不滿、失衡偏激等。處於社會上層的精英群體則擁有過多經濟資源，這就容易滋生諸如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和個人主義等多元主義文化，它腐蝕著社會主義道德大廈，嚴重威脅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
中國避免跌入“中等收入瓶頸”的路徑選擇
既然在比較意義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並不存在，而經濟增長放緩、停滯乃至倒退是在不同收入階段的各個時期都可能出現的現象，那麼，真正需要做的不是人為構造一個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要具體地分析后發國家面臨的經濟發展階段的特殊問題與挑戰。18從中國當前發展的實際情況而言，突破“中等收入瓶頸”的根本出路在於，改革和完善不利於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制度設計。
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掃清制約中國跨越式發展的不利因素。民主法治雖不是實現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但要想實現穩定的、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民主法治建設是不可或缺的保障條件和重要前提。一個國家如果民主法治不健全，必然會影響經濟建設的可持續穩定發展，最終導致人均收入水平的“不增反減”。而人均財富的低水平就會為政治極端主義提供社會基礎並導致不滿情緒的積累。19民主法治保証了政治的有效運轉，倘若由於民主法治的缺失而引發整個社會強烈的反抗心態，其結果必定是擾亂經濟建設的秩序，破壞社會的和諧穩定。拉美國家發展的實踐提供了恰好的証明。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民主化進程遠沒有得到鞏固，拉美國家傳統的政治體制已經不適應拉美經濟發展新形勢的需要，以行政權力為核心的傳統政治體制造成拉美國家的政治腐敗，進而無法為經濟增長提供一個相當有效的政府力量。許多拉美國家的政府不能有效解決威脅經濟社會穩定的突出矛盾。政治改革進程的緩慢和無效，嚴重阻礙了拉美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目前，拉美腐敗之風尚未根治，貧困人口生活艱難，法治建設難以推行，已經威脅到拉美國家政治體制的正常運轉。中國應汲取拉美國家的教訓，在保証政治體制穩定的框架內，加強民主法治建設。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兩個堅持”即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為中國在推動新一輪改革的關鍵當口維持經濟發展的常態化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強調運用民主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必然對我國新常態下經濟的包容性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產生強大的推動作用。
進一步實施融入全球化的對外開放體系，增強中國經濟增長的外在動力。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邁克爾·斯賓塞曾提出：“為什麼現代化和增長的快速擴張進程開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答案是經濟的全球化，包括產品和服務貿易、流動資本的不斷開放，最重要的是知識和科技的轉讓。”20近代中國的實踐証明，沒有一個成功的高收入經濟體是在閉關鎖國的環境下實現的。因而，后進發展中國家跨越中等收入瓶頸，實現經濟追趕式發展的關鍵就在於充分融入世界經濟貿易體系，利用自身的發展優勢參與世界經濟的分工與協作。在參與世界經濟的競爭與合作中，中國可以根據自身發展的實際情況，直接借鑒和汲取發達國家經過長期的實踐探索才能獲得的經濟建設的經驗和發展工業經濟的知識、技術和信息。邁克爾·斯賓塞認為，二戰后，在經濟全球化的帶動下，知識、技術和創新的傳播與勞動生產率提高開始全球化擴散，使全球經濟呈現追趕性增長的特征。21早期工業化國家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跨越的人均收入陷阱，后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隻需要二十幾年就能在其經濟體對外開放的前提下實現經濟增長的快速發展。因此，作為對世界經濟存在高度依賴性的中國，隻有積極融入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潮，參與外部資源的交換，建立自由開放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在后進發展中具備實現追趕跨越高收入經濟體的必要條件。
正確處理好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系，避免跨越過程中的潛在風險。如果按羅斯托“經濟增長五階段”論的說法，處於中等收入水平的中國正從“起飛”走向“成熟”。由於起飛階段是工業化國家在具備起飛前提條件基礎上經濟增長的實現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土地、勞動力和資源等生產要素的投入可以有效地進行資本積累，促進經濟增長。因而，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有效政府為經濟的追趕提供不可或缺的公共產品，並通過制度安排和政策調節，以維持國家經濟的穩定，防止社會的劇烈震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具備實現工業化的堅實基礎，經濟增長不再是單純依靠生產要素的投入和使用，而是要進行技術的創新。沒有不斷的技術進步，經濟增長就難以可持續發展，也就無法帶來人均收入的提高。而技術創新需要的是經濟體自身的人口素質和創新激勵。22這也就不難理解那種以政府的強制干預為主導的計劃經濟體在現代化工業時代人均收入增長遭遇瓶頸的原因。然而，我們也應該認識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並不是“萬能鑰匙”。正確認識和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中國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階段經濟增長瓶頸的關鍵議題，也是確保經濟增長背后預防社會斷裂的重要前提。
著力於發展型社會政策的經濟效應，增進經濟轉型發展的內生動力。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的發展戰略。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並不局限於經濟社會發展領域，而是在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的同時社會福利也不斷提升。通過增進社會福利來刺激人民群眾消費和生產的積極性，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創造內生動力。23從我國發展的實踐來看，長期缺乏社會政策的協同，使得經濟發展過程中問題百出。一方面經濟增長是以犧牲社會公共資源來獲取量的增加，另一方面經濟發展的成果往往集中於少數人手中，難以惠及廣大的勞動群眾。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及發展成果的分配方式，弱化了社會發展質量，使得社會階層間的利益分化明顯，貧富差距逐步拉大。一系列的潛在社會風險及矛盾制約了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也導致了社會建設長期滯后於經濟發展。因此，需要從發展型社會政策領域尋找社會建設的著力點。發展型社會政策是增進社會公平正義和推動經濟增長的積極的前瞻性手段。它充分考慮人的發展需要，通過實施社會福利政策增強人們的潛在能力，賦予他們更多的自我發展的權利。鑒於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尚且不高、政府財力比較薄弱的實際，實施發展型社會政策需要注意兩點：第一，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國家的社會福利體制，而是要在現有的政治體制框架內，結合我國發展的實踐，探尋一條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特色之路﹔第二，科學合理地選擇社會政策變革的路徑，既要有效地分散社會風險，增強社會凝聚力，又要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並行不悖。24
結語
毋庸置疑，“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帶有“污名化”的標簽，用來衡量處於中等收入階段的發展中國家是不合理的。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政治改革和民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為中國順利突破中等收入瓶頸和跨越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包容性增長奠定了堅實基礎。處於中等收入階段的中國，雖然面臨諸多社會矛盾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但隻要處理得當，中國仍可以抓住難得的歷史機遇加快經濟社會的轉型發展，全面攻破束縛社會改革的體制障礙，厘清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訴求，疏導社會戾氣，健全社會保障機制。當前，增長趨勢放緩將是中國經濟的新常態，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冬天”的來臨。相反，我國經濟新常態的實質是經濟增長動力機制的根本改變和經濟發展質量的整體提升。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續的現代經濟將是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目標。科學認識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社會轉型中的諸多問題，實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強化民主法治建設，不斷增強中國在全球化經濟競爭中的比較優勢，必將有力助推中國實現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質的飛躍。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基層社會矛盾演化規律與維護社會大局穩定抽樣調查研究”成果，課題批准號：10BSH013。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碩士研究生唐惠敏為本文的共同作者）
注釋
1江時學：《中等收入陷阱是個偽命題》，《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3月31日，第14版。
2徐世澄：《拉美有望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人民論壇》，2012年第30期，第52∼53頁。
3鄭秉文：《“中等收入陷阱”與中國發展道路——基於國際經驗教訓的視角》，《中國人口科學》，2011年第1期，第2∼15、111頁。
4樊綱：《中等收入陷阱迷思》，《中國流通經濟》，2014年第5期，第4∼10頁。
5劉福垣：《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偽命題》，《南風窗》，2011年第16期，第76∼78頁。
6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孫立平：《“中等收入陷阱”還是“轉型陷阱”？》，《開放時代》，2012年第3期，第125∼145頁。
7胡鞍鋼：《“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國》，《人民論壇》，2010年第19期，第10∼12頁。
8Jonathan Anderson, Chart of the Day: Is ThereReally Such a Thing As a "Middle -Income Trap" UBS Investment Research, Emerging Economic Comment, July21.2011.
9厲以寧：《論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動態》，2012年第12期，第4∼6頁。
10鄭杭生：《社會學概論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25頁。
11王東京：《“中等收入陷阱”純屬危言聳聽》，《學習時報》，2014年6月，第4頁。
12江時學：《“中等收入陷阱”：被“擴容”的概念》，《國際問題研究》，2013年第2期，第122∼131頁。
13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4-16.
14尹保雲：《中等收入與“陷阱中的發展”》，http://www.chinareform.org.cn/society/income/Practice/201108/t20110826_119872.htm，2011年8月26日。
15毛強：《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研究》，北京：首都師范大學，2013年。
16范和生：《中國應怎樣認識拉美——國內相關研究動態與鏡鑒意義》，《學術前沿》，2014年第17期，第36∼49頁。
17鄧偉志：《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穩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2頁。
1822華生：《城市化轉型與土地陷阱》，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第20、26頁。
19﹝美﹞西摩·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1年，第34∼36頁。
20﹝美﹞邁克爾·斯賓塞：《下一次大趨同——多速世界經濟增長的未來》，王青、劉其岩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2年，第40頁。
21葉雷：《下一次大趨同與中等收入陷阱》，《浙江經濟》，2012年第9期，第58頁。
23江治強：《以社會政策為著力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9月20日，第14版。
24顧昕：《發展主義的發展：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的理論探索》，《河北學刊》，2014年第3期，第93∼98頁。
Is the "Middle Income Trap" a Theoretical Trap?
Fan Heshe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s of Chile,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middle income trap" is nothing but the normal state of backward countries where they encounter development bottlenecks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modernization and have difficulty sustaining economic growth and resolving social destabilizing factors in a short time. Over-emphasiz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 is undoubtedly a trap for China which still belongs to the ranks of middle-income countries. China is now in a key period of development and serious social problems as well as a period of tackling difficult problems in reform, it is inescapable for it to encounter the "middle-income bottleneck"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getting round the "middle-income bottleneck" is to reform and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middle income trap, middle-income bottleneck, extraordinary urbanization, the Latin American Trap,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范和生，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副院長，安徽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教授。研究方向為社會學理論、政治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拉丁美洲研究。主要著作有《社會學》、《現代社會學（上下冊）》、《行政管理新論》、《轉型期安徽勞資關系實証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