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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們必須最大可能地凝聚共識，需要我們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汲取人類文明發展的成果，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價值觀始終存在於人類社會
我們倡導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些是從國家和社會層面看的，有些則屬於公民道德層面。可以說，國家和社會層面的核心價值觀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體現，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對中國人民的承諾、對人類未來前途命運的把握、對歷史發展方向的定位﹔而公民道德層面的價值觀則是人民群眾生活的倫理規范，是用來調節人與人和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的。二者既存在密不可分的聯系，又有著性質和功能上的區別。前者是國家制度的意識形態，而后者則是人民的行為規范。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必須分清社會制度價值觀和人民生活價值觀。
盡管在我國古代沒有明確提出“價值觀”的概念，但並不是沒有價值觀。實際上，自人類社會產生以來，就有價值觀作為人類行為的規范，引導人們的行為和社會的發展。例如，在古代中國，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設想，后來出現了階級差別，私有利益就成為人的行為的驅動力。在奴隸制條件下，統治階級以遵從“天命”自居，奴隸則被視為“會說話的工具”，奴隸主甚至對他們擁有生殺之權。在那時，人和人不僅不同，有些人甚至不被當作人，這就是奴隸制的核心價值觀。當然，在奴隸主和自由人民之間也有道德價值觀來調節他們的利益和行為，如中國的“忠”“勇”“節”“孝”，古希臘城邦的“勇敢”“理智”和“適度”等。
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出了一套完整的價值觀和價值體系，不僅有道德層面的價值觀，如“仁義禮智信”（五常），還有反映社會制度性質的社會規范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顯然，歷史地反映封建主義社會等級制的價值觀是“三綱”，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而反映人民生活道德的是“五常”，即道德生活的規范性要求，以達到“懷仁義以相接”。
在歐洲中世紀，封建統治者也宣揚君權神授，認為人是分等級的，貴族是上帝的選民，地位天然高於平民。針對封建主義等級制的價值觀，法國大革命中“第三等級”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新價值觀，成為新興資產階級反抗封建主義等級貴賤價值觀的思想武器。
在資本主義革命初期，新興的資產階級還沒有掌握政治權力，他們希望擺脫封建主義束縛，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制度性價值承諾，對封建主義的等級貴賤價值觀進行批判，由此順理成章地舉起動員各個階層人民的旗幟，並在歐洲范圍內逐漸推翻了封建主義統治，確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隨著資產階級奪得了統治權，資本主義制度獲得確立，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現實社會主義實踐的壓力下，資產階級也逐漸把其核心價值觀調整為“民主、自由、人權”，從而仍能在一定程度上繼續掌握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制高點。
“自由、平等、博愛”與“民主、自由、人權”是有區別的：前者是新興資產階級在力量相對較弱情況下提出的，要求統治者給自己以自由，要求獲得平等相待的權利﹔后者則提出於資產階級政權鞏固之后，一方面反映了資產階級的制度需要，即不僅要有資本的自由，還要有資本發展的基本權利﹔另一方面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眾的覺醒和為擴大權利而斗爭的現實。例如，美國建國初期就提出了民主、自由和天賦人權的價值觀，但眾所周知，當時的美國不僅還存在著蓄奴制，婦女也是此后很晚才獲得了投票權。
社會主義價值觀：超越資本主義價值觀狹隘性藩籬
從歷史發展角度看，價值觀的變遷是以社會發展的階段和生產方式的變化為基礎的。在奴隸制背景下，必定出現不把奴隸當作人而是看作“會說話的工具”的價值觀﹔在封建制背景下，社會的階級構成必定以貴賤差別的等級區分的價值觀為主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為了資本和勞動者出賣勞動力的自由，必定倡導抽象的民主、自由和權利的價值觀。隻有歷史地看，我們才能理解資產階級核心價值觀在歷史進程中的進步性，即資產階級價值觀是對封建主義等級制的核心價值觀的反抗﹔從歷史發展角度看，我們就能夠理解：資本主義價值觀必定表現出歷史局限性，培育與弘揚社會主義價值觀十分必要。
無論在什麼制度下，國家社會層面的價值觀往往與社會制度聯系更加直接、更加緊密。譬如，在新中國，“三綱”顯然不合時宜了，但“五常”卻可以在加以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之后仍然有效。譬如，我們在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時候仍然要立足於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道德規范。同樣，資本主義產生時期的新教倫理，如勤勞、節儉、自立、誠實，如果合理地理解，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也仍然有效。道德價值觀在形式上似乎變化不大，但是概念的相同並不等於內涵的相同。例如，“禮”在封建社會是按照等級制來要求人的行為，而在當代中國則是按照人人平等的和諧友善原則來設定的。又如，新教倫理的節儉、勤勞是對勞動者的道德要求，希望他們完全服從於資本的需要，這與社會主義人人平等的道德規范具有很大差異。
社會主義價值觀試圖也必然要超越資本主義價值觀狹隘性藩籬。社會主義是基於一種嶄新的價值理想而產生的，即建立使每個人都能夠得到自由全面發展的、基於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公平正義的社會。社會主義不抽象地反對資本主義社會提出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而是從社會發展角度考慮價值觀的合理性。因此，社會主義不抽象地談“人人有投票權”的民主，而是實現讓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權利方面當家做主，讓窄化了的、僅有周期性投票權的民主變成具有廣泛權利的人民民主﹔社會主義不是反對自由價值觀，而是讓自由建立在社會公平的框架裡，因為離開社會公正的自由，隻能是強者壓迫弱者的自由，即資本壓榨勞動的自由﹔社會主義不但不排斥人權，而且還讓人民的權利基於現實的基礎上，倡導人人尊重彼此權利的和諧價值觀，這種和諧價值觀包含人權價值觀，且超越人權價值觀。
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須著眼於歷史發展的前進方向
如前所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區分了國家社會制度層面的價值觀和公民道德價值觀，前者反映的是制度先進與否的問題，后者是對善惡或好壞的看法。作為社會制度或意識形態精髓的核心價值觀，是這種意識形態對人類歷史發展方向的制度性承諾或表達。譬如，像“自由、平等、博愛”就是新興資產階級反抗封建主義等級貴賤價值觀的思想武器﹔作為道德要求的價值觀則是調節人們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譬如，在古代中國有“仁義禮智信”，古希臘有“勇敢”“理智”和“適度”，歐洲中世紀有“虔誠”“謙卑”“服從”，近代資產階級有所謂“勤儉”“勞作”“自律”等。社會制度的價值觀往往決定著道德規范的社會性質和內涵，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必須有自己社會層面的核心價值觀，沒有新的價值觀就不可能有新的社會制度。反映社會制度的價值觀變了，道德價值觀的內涵和功能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在歷史進程中，無產階級也曾經基於資產階級價值觀而進行爭取自己權利的斗爭，盡管也取得了許多推動社會進步的成果，但都未能獲得最終的和實質的勝利。因此，“十月革命”后，社會主義革命以人民解放和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新社會作為核心價值觀，激發了全世界人民對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向往。一時間，各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曾經擔心社會主義革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但是，既是由於社會主義在實踐中的某些失誤，也是因為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逐漸把某些價值觀蛻化為單純口號，將“愛國”“忠誠”“守法”之類的道德生活價值觀當成社會制度層面的價值觀，從而遮蔽了社會主義制度實質的價值取向，導致社會主義的吸引力漸漸減弱。譬如，在柏林牆兩邊，東柏林的吸引力就比不過西柏林，東德需要建立一堵高牆來阻擋人民往另外一邊跑。價值信念崩塌了，人心也就渙散了，內在認同出現了危機，問題終將暴露出來。價值認同出現問題了，靠外在的牆來阻擋往往是無效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蘇東劇變也是核心價值觀失落的結果。
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証明，必須分清社會層面的價值觀與人民及公民價值觀或公民道德，不能拿公民生活價值觀來替代社會層面的價值觀。譬如，國民黨蔣介石集團以所謂“禮義廉恥”的生活價值觀作為核心價值觀，以圖整合中國社會，但顯然不能抗衡以建立沒有階級剝削、沒有壓迫的公正社會為價值取向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以解放人民，建立民主、自由、獨立和公正的社會為價值取向，這是有社會變革方向感的核心價值觀。“禮義廉恥”只是調節人們生活的道德價值觀，沒有社會變革的價值取向，因而不可能成為體現歷史前進方向的核心價值觀。
總之，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著眼於人類歷史發展的前進方向，必須反映社會發展的要求，隻有這樣，才能站在價值觀競爭的制高點上，掌握文化競爭的主動權。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中國文化走出去協同創新中心主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工程重點教材《西方哲學史》首席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