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萬超：構建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知識體系刻不容緩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全球視野下中國道路的內生特性研究”首席專家、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傳媒研究所所長

當今中國，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是構建自己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一方面，這是中國成長為世界大國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當代中國也為這個任務的完成提供了極好的社會條件。中國廣大社會科學工作者理應順應時代需要，以建設性的態度，立足中國，放眼世界，大膽創新，創造無愧於偉大時代的思想理論成果。

其一，構建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知識體系，是增強中國軟實力、使外部世界正確認知當代中國的迫切需要。

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發展除了需要進行物質生產，還需要進行精神生產﹔除了硬實力，還需要軟實力。軟實力是一個國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價值的感召力和國民形象的親和力等釋放出來的無形影響力。而無論是制度的完善、文化的發展，還是國民素質的提升都需要現代社會科學提供知識與理論的支持。

中國的發展使國際社會對中國顯示出莫大的興趣。這不僅僅是因為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提高，他們需要了解中國，而且更因為中國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科學研究最大的實驗場。這種現實為中國提升軟實力帶來了良好機遇。

但如何使外部世界、特別是首先使西方知識界正確認知中國，是中國面臨的一大挑戰。現有社會科學的主要概念和理論，都是建立在西方經驗之上的，都是根據北美、西歐地區人們的集體心理和集體行為總結出來的。換言之，現代社會科學是西方現代化的產物。這些理論在解釋中國問題時顯得比較蒼白，缺乏說服力，無法正確解讀中國。但與此同時，當代中國又缺乏自己具有原創性的社會科學知識與理論體系，這是中國軟實力提升的一大障礙。

如果不能及時構建自己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以此向國內和外部世界解釋好自己國家的文明和發展道路，減少中西彼此文化理解中的障礙，使發展的中國更好地被世界接納，不僅會阻礙國內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而且會使外部世界對中國產生更多誤解和猜疑，最終給中國的發展帶來麻煩。

其二，構建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知識體系，是破除西方文化霸權、確立中國話語權的迫切需要。

隨著傳統中國的衰敗，晚清以降，中國精英階層開始反思中國的文化。近百年的反思使中國文化取得了斐然成績，使我們能夠用現代學理來梳理傳統文化。但在這其中，也不乏錯誤思潮。例如有一種思潮的特點是感性地看待中國，雖然意識到中國存在的問題，卻無力分析和解決問題，其邏輯錯誤在於將中國人在一段時期內未能成功應對現代化的挑戰歸結為中國人不行、中國文化不行，造成中國人喪失文化自信。還有一種錯誤傾向，就是自“五四運動”以來，一部分人主張“全盤西化”，無條件地接受西方的知識體系，而放棄自己的知識體系。這些錯誤思潮都使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失去了應有的話語權。

改革開放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利用自身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優勢，大肆宣揚西方文化價值觀，如新自由主義、西方民主模式等，給中國發展帶來不利影響。以社會科學中的過度美國化傾向為例，我國高校科研機構大量、原版引進美國教材，在研究過程中流行用美國化的思維研究中國問題。實際上，這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研究，而是削足適履。面對西方各種文化的滲透，除了要有理有節地進行批駁，更重要的是要作出嚴謹系統的正面理論回應，這就需要廣大社會科學工作者以中國實踐、中國經驗為基本素材，進行原創性開拓，精心構建中國社會科學體系，構建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話語體系。

其三，構建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知識體系，是中國獨立發展原創性思想理論、改變依附型發展的大好時機。

馬丁·雅克認為，“中國崛起遠遠超出經濟的范疇，包括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崛起，而且中國崛起的影響遠大於美國崛起的影響”。和西方相比，中國當代的發展與轉型無論從規模還是深度來說，都是西方所不能比擬的。這為中國社會科學界進行知識創新創造了很好的條件：無論是研究人員的數量，或是國家財政投入，或是中國學術市場，都為社會科學知識和理論的創新創造提供了肥沃土壤，而中國的發展經驗也完全可以檢驗所有現存的社會科學理論。現在關鍵是，中國社會科學界有沒有足夠的決心與自信，走出一條獨具特色的社會科學發展之路，從根本上破除對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理論依賴，這是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的。

那麼，應當如何構建屬於自己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筆者認為，應當堅持三個基本原則。第一，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方法，加強對當代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重大理論問題的研究。要緊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實際，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第二，充分反映獨特的中國元素。要用中國的理論、中國的學術解讀中國的奇跡，充分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獨特創造、理論的獨特貢獻、制度的獨特優勢。尤其要注重對中華文化的汲取和傳承。第三，既科學借鑒西方社會科學的合理成分，又打破西方對中國問題話語權的壟斷。一方面，要吸收西方理論中有益的思想成分，對中國現實問題作出自己的解釋﹔另一方面，要清醒認識西方理論與中國實際的隔閡，特別是其政治傾向性，不盲從、不輕信，加快理論創新、樹立理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