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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新媒體事件研究的理論想象與路徑方法
在中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近年來新媒體事件頻發，也推動了這一領域研究的火熱。但現有的大多數研究都是從輿論學的框架衍生而來，多停留在片段式、個案式、經驗總結式的層面，少有利用系統而嚴謹的社會科學方法、跨學科方法進行觀照，在理論視野的創新上也有待開墾深化。
2014年5月28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微博微信公共事件與社會情緒共振機制研究”舉行開題研討會，這一由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陳力丹教授擔任首席專家的課題，從去年年底立項一來，一直在探索和尋找新媒體事件、網絡輿論研究方面的新視角、新方法和新路徑。這次開題研討會邀請了相關領域的十余位專家，當天未能到場參會的其他學者通過其他方式提出了對該課題的意見和建議。開題會上各位學者留下了許多富有閃光點的學術觀點和智慧，對未來新媒體事件領域的研究帶來了新的借鑒和啟發。
一、課題釋義：從富有比喻色彩的“共振”切入新媒體事件
研究新媒體事件，需要對“社會情緒積蓄到一定程度上所引發的大規模的情緒共鳴和爆發”這一現象展開考察，這是以往研究中不夠深入卻又十分重要的一部分。這一現象在課題中即為“社會情緒共振”一詞。
參加開題會的各位學者經過討論，在研究題目的釋義上初步達成共識，即把“共振”理解為對物理學名詞的借鑒，是一種形象的比喻而非科學意義上的共振。課題並不是關注“微博微信公共事件”和“社會情緒”之間如何發生“共振”，而應當把“社會情緒共振”視為一體，落腳於研究“微博微信公共事件”與“社會情緒共振”之間的互動關系、因果關系、相關關系。
中國人民大學喻國明教授指出，按照這一思路，課題的課題研究的核心問題可以設定為——何種公共事件可以激發出社會情緒的共振，以及何種公共事件不能激發出社會情緒的共振，研究微博微信公共事件的屬性和其他社會條件是如何影響、作用在社會情緒共振現象上的。
中國人民大學陳力丹教授認為，公眾的情緒通常較為含糊地表達了公眾對於輿論客體的態度，是顯輿論的原始階段。情緒具有社會感染的特點，特別是在具體的輿論場中，這種感染十分迅速，例如大型會議的會場、體育賽事的場地等，往往少數人的情緒表達（鼓掌、叫罵、狂喊等）會在瞬間轉變為全場多數人的情緒表現。在社會范圍內的政治革命或經濟改革所引發的各種情緒表現，也會以輿論波的流動方式，較快地波及到全社會。
而在微博微信開創的虛擬空間中，具體的輿論場中也會發生類似的情緒感染，尤其是輿論波的流動正是情緒共振的雛形。在網絡空間中，情緒表達的動機更為復雜，情緒擴散的速度更快，情緒流動的時空結構更為復雜，還有待於在原有論述基礎上深化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周俊副教授認為，就像輿論的發生一樣，個別意見匯聚成意見共識就是輿論，當某種情緒成為社會的普遍情緒，能夠激發出大多數人共通性情緒，達到一定的數量規模時，產生社會認同之時，就可以認定為“社會情緒共振”。
中國聯通集團綜合部高級編輯付玉輝研究員提出，微博微信公共事件和社會情緒共振的情況需進行區分，因為有些事件容易觸發情緒共振，但有些事件卻不存在情緒共振的現象。探尋公共事件蘊含的何種屬性、何種偏向、何種因素，會對社會情緒共振產生作用，應該是課題要解決的一個核心問題。
二、研究面向：跳出和超越孤立的新媒體輿論場
喻國明教授建議，研究微博微信公共事件時，必須要注意到傳統媒體的影響，不能僅僅停留在新媒體輿論場內。中國對傳統媒體的新聞管制，加速和凸顯了新媒體在公共議題呈現中的重要性。而在西方，哪怕新媒體再活躍、傳統媒體再衰落，主要的意見場還是處於由傳統媒體牢牢把控的領地中，新媒體主要體現的還是實用的、社交的、生活化的功能。在我國，輿論和社會情緒都集中在新媒體單一的出口上，而傳統媒體因為收到已有的新聞管制，沒有幫助新媒體分流出去。
喻國明教授分析稱，我們不能脫離開傳統媒體的角色扮演，就去談微博微信。隻有在兩個輿論場的分工協作中，新媒體會積聚意見、挑選議題，但如果沒有傳統媒介的跟進，事實上新媒體上的事件也很難成為社會的標志性議題。
因為在他觀察看來，許多新媒體事件中的意見發出者都是傳統媒體報道、評論的網絡搬運工。網絡搬運工是互聯網輿情傳播中特別重要的一類主體，看似是中轉者，扮演著“橋接點”的關鍵角色。網絡搬運工會依據對社會情緒合法性的判斷和相應的價值標准，將傳統媒介等意見發出者的信息，搬運到新媒體場域中。
當前，我們對於網絡意見領袖、網絡水軍的研究比較多，但是對於這類來往於傳統媒體場域和新媒體場域之間的內容搬運工，卻給予得關注不夠。研究搬運工的角色機制，我們才可能理解為什麼新媒體上可能孕蓄的上萬個議題、最終凸顯的隻有三五個議題。因此，在共振機制的研究中，應當關注到網絡搬運工的因素，以及由此擴展研究的視域，關注傳統媒體的報道對於公共事件發展的推進、對於社會情緒共振的回應等等。
中國人民大學彭蘭教授認為，對網絡行動者在共振中的角色影響的研究，也應當超越已有的意見領袖、普通網民等主體的研究，加入對網絡水軍、網絡評論員等主體的研究。因為當前許多新媒體事件的輿論並不是“真實”的，而摻雜了許多網絡水軍人為制造的意見。這種對新媒體輿論質量造成重要影響的力量不容忽視。
喻國明教授建議，課題研究不應滿足於研究共振現象是什麼和為什麼，還應當關注到共振的社會后果或社會效應，即考量微博微信公共事件與社會情緒共振會帶來發展還是破壞，這是課題中更有價值的部分。
除了研究主體的拓展外，還有學者提出了研究階段的區分。付玉輝研究員建議，新媒體公共事件的研究可以從歷時性的角度進行梳理，互聯網接入中國已有20年，這20年期間網絡技術有自身的發展軌跡，大的方面即是固網互聯向移動互聯邁向。從微博到微信的這幾年，更是明顯地體現出這一轉變。因此，研究新媒體事件需要區分這兩個階段的不同特征。
三、視角創新：中國制度語境與西方社會學理論資源並重
喻國明教授認為，在研究情緒共振現象時，應該特別考慮到共振的制度背景和中國轉型社會的現實，把共振放置於一種更為開闊的社會背景、敘事視野下研究。要注意社交媒體的社會功能和角色、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性安排、情緒醞釀爆發的群眾性基礎、政府管制的合法性等等因素。
對此，陳力丹教授表示認同，研究必須特別兼顧和考慮中國的國情。新媒體公共事件的頻發，是跟中國的現有國情緊密相聯的，需注意到中國傳統媒體已有的管理制度。
周俊副教授認為，社交媒體最初的功能是用了維護和經營人際關系，開辟新的社會交往的方式，像Facebook和Twitter即是如此。但在轉型中國，活躍的個體賦予了社交媒體更多參政議政、民主協商的功能。為何西方國家被主要用來社交娛樂的這一應用，卻在中國承載了噴薄網絡輿論出口的作用？究其原因，在於整個中國社會的民意表達體系不盡合理完善：傳統媒體對敏感話題有意無意的忽略、司法等部門訴求渠道的程序繁瑣和間歇失靈、線下公共領域場所的缺位……相較這些表達渠道而言，低成本、高效率的互聯網難免會成為大多數人意見表達的首選。
彭蘭教授提出，新媒體事件在近年來的頻發，的確是中國社會進程中特有的。但研究除了要關注共振機制背后的中國現實，除了要關注那些因中國制度環境觸發的公共事件以外，也要盡力地去研究微博微信本身的社交媒體引發的公共事件。研究時，應當注意把中國的微博微信平台和國外的同類平台進行比較。通過對后者的研究才能還原社交媒體技術影響之下的、提煉普遍意義之上的公共事件的樣貌，如文化娛樂等議題等。
除了強調新媒體事件研究特有的“中國特殊語境”外，與會學者還提出了研究新媒體事件時另一個重要的視角，即吸納西方社會學中有關“社會運動”、“公共參與”的理論，作為解釋新媒體事件的理論依據。
清華大學陳昌鳳教授提出，西方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s）領域豐富的研究成果，可以為課題的研究提供理論資源。這一領域雖然不是傳播學的核心概念，但在“公共事件”的概念是很中國化的，但其實包含了社會動員、集體行動、集群行為等，這些現象都可以用社會運動的研究視角給予觀照。一些發生在新媒體上的社會運動，如公益動員、環保運動、地方決策的抗爭、快閃事件等等，是在中國和外國都經常發生的。因此，社會學中的社會運動的相關理論，完全可以用來解釋傳播學問題，尤其是線上情境中發生的各類虛擬社會運動。
中國科學院大學張倫博士建議從公共管理學尋求理論支持。她指出，不同類型的公共事件的發生機制、透過的媒介渠道、線上線下的社會文化氛圍都是不一樣的，因此研究時應當區分公共事件的類型。她建議按照公共事件的類型選擇典型事件進行研究，在數據抓取上更具有可操作性。與新媒體公共事件相近的是突發公共事件的概念，這在公共管理學中已有相對成熟的分類。例如學者薛瀾等按照事件發生的誘因，將突發公共事件分為了五類：自然災害、災難事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突發社會安全事件（包括恐怖襲擊事件）、經濟危機等，這一分類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陳昌鳳教授指出，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的一些理論，值得借鑒並應用到課題的研究中。例如，公共參與（public participation）理論，就包括了行動式參與和意見式參與。微博微信公共事件和社會情緒共振過程中，許多洶涌的網絡民意，都是意見式參與的直接體現。而共振可能會引發的各種社會行動，則是行動式參與的體現。因此，圍繞共振過程和共振的后果效應，公共參與理論都是一個重要的解釋維度。
四、研究難點：微信研究的瓶頸和技術式微的擔憂
如何看待微信在公共事件中的作用？付玉輝博士指出，微信群的討論內容很多側重於社交娛樂和維系情誼，關心時政熱點議題的傾向並不是很明顯。但另一方面，由於去年以來對微博大V的管理和相關淨網行動，使得微博上較為活躍的輿論開始轉向微信這個移動場域，出現“輿論下沉”的現象。
陳昌鳳教授提出，從使用者的感受來看，我們從微信平台獲取的信息多是一些知識類、心靈雞湯式的內容，獲取的多是信任和情感，而對公共事件的嚴肅討論，並沒有形成像微博“圍觀”的狀況。微信用戶在情緒共振方面的表現並不活躍。但這並不能否定微信的作用，微信有點像英尼斯所說的思想起源的社區感，在醞釀集體情緒、深層的情感交流、發起串聯以及組織現實社會行動方面，都體現出它的媒介優勢。
復旦大學鄭雯博士后提出，微博的式微不能撼動微博作為中國最重要的互聯網公共表達平台的地位。微博上的社會階層群體極端豐富，便於抽取樣本﹔微博在公共事件表達中作用顯著，可供分析的內容多。從某種意義上說，公共事件可能在微信這個“私人客廳”中醞釀，但真正的表達、互動、情緒共振還是主要在微博這個“社會廣場”。
如何獲取微信平台上的公共事件和社會情緒數據？這同樣是微信研究中的一個難題。鄭雯博士后分析認為，其實微信數據不可抓取，因為微信本身性質限制了這一社交平台不具有公共表達性。目前已知“微信公眾號”具有用戶數據分析、消息分析、圖文分析等功能，可以獲取地理位置信息，但這些數據比較適合商業信息分析、客戶關系管理等，不大適用於本課題的公共事件傳播分析。因此，微信場域中的公共事件研究，更應當採取非數據挖掘的方式進行研究。
對此，周俊副教授表示認同，他提出，微信類似於一種閉合式的網絡傳播平台，直觀的數據不易獲取。微信上許多公共事件輿論的生成，都是在“微信群”和“朋友圈”的環境中產生的，前者限於群內的參與者，后者的信息則幾乎是個性化定制的結果，因此，要研究微信平台上的輿論表達，更合適的方式應當是網絡民族志和參與式觀察這兩種方法。
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研究生毛湛文提出，可以考慮使用日記卡的方法研究微信。即發放給微信用戶日記卡，讓其記錄每天參與微信群討論、瀏覽朋友圈信息、閱讀公眾賬號、與其他用戶互動、對周圍社會情緒感知的基本情況，並且記錄下微信平台上的信息給自己帶來的思考與體悟。通過收集微信用戶媒介使用的日記，可以獲得第一手的材料，有助於了解具體用戶的情緒變化以及參與公共事件討論的狀況。
彭蘭教授認為，隨著新媒體技術的變化，微博和微信有可能會在未來走向式微，甚至可能會衰落和消亡。但是，微博所代表的弱關系傳播平台、微信所代表的強關系傳播平台，卻仍然會以其他的媒介形態一直存在下去。所以，課題研究目標不應當限於僅僅考察微博和微信上的情緒共振，更應該探尋技術平台背后的關系類型，即對比、揭示出強關系平台和弱關系平台之間的差異性。
五、方法路徑：大數據分析范式與傳統社科方法的結合
香港城市大學祝建華教授認為，要確認共振現象是否存在，需要在研究方法上超越新聞傳播學的方法，引用網絡數據挖掘的技術。在研究案例樣本的選擇上，不一定要按照事件是否典型來選擇，應當遵循“越隨機越好”的原則，對近年來的公共事件進行編號然后隨機抽樣﹔在網絡數據的提取上，應當遵循“越多越好”的原則，數據量越豐富，可以挖掘和結構化的內容就可能越有價值。
祝建華教授建議，在新媒體事件數據提取的方法上，應當採取兩條腿走路的方法。即一方面從已經發生了的新媒體事件中，回溯歷史的網絡數據﹔另一方面則對處於發生發展進程中的新媒體事件，進行實時動態的數據抓取。
中國人民大學潘曙雅博士認為，大數據背景下的社會網絡分析更具有挑戰性，需要從傳統的社會網絡分析出發，明確分析的對象和單位，究竟是事件還是發言者還是微博文本，這些其實都可以發展成為分析的維度和方向。
中國傳媒大學曾慶香教授認為，對社會情緒共振的微觀研究，建立大規模的語料庫成本過於浩大。除了探索一些量化方法外，話語分析、敘事分析、符號與修辭分析的定性方法，應該多加以借鑒，構成研究新媒體公共事件中情緒表達的主要方法。
周俊副教授指出，在新媒體事件的研究中，應當將傳統的社會科學的方法和計算機科學中的大數據分析的方法統合使用。前者包括調查問卷法（對線下現實的社會情緒進行測量）、社會網絡分析分析（對影響共振機制的意見領袖、傳統媒體公共賬號的網絡位置進行測量）、話語分析（對共振背后的社會權力結構和情緒表達符號進行考察）。后者則主要是設計一套指標體系，基於海量網民意見和情緒進行數據挖掘，找到新媒體事件與社會情緒共振之間互動的相關關系，進而建立分析模型和數據可視化。將兩種方法范式結合使用，才能更深入地解釋新媒體事件與社會情緒共振的影響因素、轉化機理以及社會后果。
（課題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