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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艾沖教授的論文《唐代夏州城通往豐州區域的道路考述》正式發表
02. 保宏彪助理研究員的論文《遼宋夏金時期鄂爾多斯高原的行政建制》正式發表
03. 肖珺、婁娟娟兩位碩士撰寫的《鄂爾多斯高原考察記》正式發表
04. 歷史政治地理組與歷史災害地理組聯合考察隊展開陝西與內蒙古交界地帶考察
05. 艾沖教授攜論文參加在成都市召開的中國歷史地理學年會
06. 李大海副教授的論文《明代榆林城市空間形態演變研究——以“三拓榆城”為中心》正式發表
07. 碩士研究生孟洋洋的論文《兩漢時期朔方郡建置沿革考論》正式發表
08. 碩士研究生陳嬌的論文《兩漢時期上郡龜茲縣治城位置新探》定稿
09. 歷史水文地理組與歷史城市地理組聯合考察隊展開寧夏平原段黃河野外實地考察
10. 艾沖教授的論文《戰國至秦漢郡縣制在鄂爾多斯高原的建立、發展和分布》正式發表
11. 艾沖教授的論文《東漢州郡縣體制在鄂爾多斯高原的確立、調整和遷徙》正式發表
12. 艾沖教授的論文《兩漢時期大城縣故城初考》正式發表
13. 碩士研究生白雪的論文《西漢時期五原郡諸縣治城新考》正式發表
14. 國家重大項目組召開鄂爾多斯高原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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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01. 艾沖教授的論文《唐代夏州城通往豐州區域的道路考述》正式發表
艾沖教授的論文《唐代夏州城通往豐州區域的道路考述》於2014年9月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3期正式發表。
唐代夏州城既是“河曲”地域（略當今鄂爾多斯高原）中南部的軍政中心，又是人員往來、物資流通和信息傳遞的交通中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然而時移境遷，今天人們已難辨識一千年前的道路位置。尤其是夏州城通向豐州的主干道路，因后日庫布齊沙漠、毛烏素沙漠的蔓延擴散而引起地貌變遷，難於復原。迄今除已故王北辰教授作過初步探討之外，幾乎無學者就此專題著力研究。
《新唐書·地理志七》所記載“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中的夏州城通向豐州地區的干線道路，經過多年的探索與調查，絕大多數經由地名是可確定其位置的。為便於梳理和考証，茲將前轉錄交通路線劃分為三個地段——夏州城至烏那水段、烏那水至寧遠鎮段、屯根水至吐俱麟川段，逐一考述所經由地點的當代所在。自夏州城至烏那水段道路呈南北走向，主要穿行於今內蒙古烏審旗全境、鄂托克旗東隅和杭錦旗南部之地，路程約達480裡。經行地帶呈現典型的波狀高原地形，湖澤、鹽池眾多，地表和緩起伏，因而道路垂直變化較小。烏那水至寧遠鎮段道路全部分布在今杭錦旗境，呈南北縱貫格局。由於須穿越庫結沙（早期庫布齊沙漠），遂成為這條交通干線路況最差的路段。寧遠鎮北至吐俱麟川段路程分布在今烏拉特前旗、烏拉特中旗和達爾罕茂明安旗境，穿行於后套平原東部和蒙古高原南部。這條路線並非赴豐州的主干道路。其主干道路是寧遠鎮至西受降城段交通線路，終止站應是豐州都防御使司（天德軍都防御使司）的駐地——西受降城（簡稱西城）。其故址在今烏拉特中旗烏加河鎮奮斗村古城，位於今烏加河北側。自寧遠鎮（今沙圪堵淖爾村西南）北行涉過屯根水（今黃河）后，道路伸至安樂戍（今烏拉特前旗新安鎮東隅）。在此轉向西北抵達豐州城（今五原縣城南鄉境，一說即今烏拉特前旗金星鄉西隅的西局子村古城）。據《太平寰宇記》載，天德軍舊城西渡黃河至豐州城160裡，其中西至黃河5裡。因此，安樂戍城西北至豐州城實長155裡。而自豐州城西北渡黃河而至西受降城（奮斗村古城）的裡程為80裡。至西城，夏州城通向豐州地區的干線道路才抵達終點站。
豐州城是唐代后套平原的州級政區行政中心。由豐州城西去100裡（《元和志》作116裡），可達永豐縣城（今五原縣西部的豐裕鄉五份橋村古城址，或指為臨河區八一古城址）﹔西至黃河135裡。東南去40裡，抵豐安縣城（今烏拉特前旗西部的屈家圪旦村西側古城址）﹔正北至黃河40裡。自豐州城東行，經安樂戍，東渡黃河，經永清柵（今烏拉特前旗烏梁素海漁場附近），可抵達元和九年東遷的豐州都防御使司駐地——修繕后的天德軍城（今額爾登布拉格蘇木西北、烏梁素海近岸湖底土城子遺址）。東南至夏州城750裡。這就表明：夏州城是溝通北部邊疆的天德軍都防司與京師長安交通聯系的樞紐和關鍵節點。
02. 保宏彪助理研究員的論文《遼宋夏金時期鄂爾多斯高原的行政建制》正式發表
保宏彪助理研究員的論文《遼宋夏金時期鄂爾多斯高原的行政建制》已在《西夏研究》2014年第3期正式發表。兩宋時期，鄂爾多斯高原由於相繼或分別被遼、宋、夏、金四個王朝所控制，因而該地域的行政建制就呈現出復雜多變的態勢。北宋在鄂爾多斯高原南部及鄰區建置綏德軍、銀州、麟州、府州、豐州，以及延安府、保安軍。遼朝在鄂爾多斯高原東北部及毗鄰區建置東勝州、天德軍、豐州、雲內州、金肅州和河清軍等行政管理單位。西夏的地方行政建制仿照宋制，在鄂爾多斯高原及毗鄰的寧夏平原建置15州，即興、靈、定、懷、靜、鹽、夏、銀、綏、宥、洪、龍、石、豐、勝諸州，還有南威州、會州。金滅遼后，接管其在鄂爾多斯高原東北部及前套平原的行政建制﹔滅北宋后，接管其在鄂爾多斯高原南部及毗鄰區行政建制，並有所變動。
總之，鄂爾多斯高原因處於西夏、北宋、遼、金四朝攻防之區，各政權皆置有行政建制單位，實際上被分割佔據。北宋長期控制鄂爾多斯高原南緣地帶，遼朝則控制鄂爾多斯高原和前套平原，金滅遼、北宋之后接管上述地區，西夏則不但穩固地據有鄂爾多斯高原大部區域，而且先后與宋、遼、金三朝展開鄂爾多斯高原東部邊緣的武力爭奪。因此，在這個地域，宏觀上處於各方戰略制衡狀態，微觀上因應政局的發展而不時有局部的變化。
03. 肖珺、婁娟娟兩位碩士撰寫的《鄂爾多斯高原考察記》正式發表
肖珺碩士、婁娟娟碩士合作撰寫的《鄂爾多斯高原考察記》已於2014年9月在學術期刊《中國人文田野》第6輯正式發表。
該文較為系統詳實地記錄著2012年暑假期間由17人組成的項目組考察隊對鄂爾多斯高原西部展開歷時8天的野外考察活動的曲折過程、野外考察內容和重要收獲，以及作者的豐富經歷和切身感受。該文的價值在於給人們留下那次野外實地考察過程的真實記錄，也提供著重要的參考資料。
04. 歷史政治地理組與歷史災害地理組聯合考察隊展開陝西與內蒙古交界地帶考察
2014年8月23日—28日，歷史政治地理組與歷史災害地理組聯合考察隊展開2014年第二次鄂爾多斯高原野外實地考察。考察隊由6人組成，分別是陝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艾沖教授、博士生王興鋒、碩士生孟陽、旅游與環境學院趙景波教授、博士生馬延東、碩士生吳燦，以及司機任增饒。此次考察區域限定在陝西省與內蒙古自治區交界地帶，包括內蒙古烏審旗、陝西靖邊、橫山、榆陽和神木諸地。
鄂爾多斯高原南部區域，既是沙漠——黃土過渡地帶，也是農牧業生產交錯地區。聯合考察隊期望通過實地考察，從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兩個方面尋找研究資料和線索，解決室內研究難於解決的問題。
聯合考察隊首先前往靖邊縣北部的統萬城。我們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統萬城考古隊邢福來隊長的指引和講解下，進一步加深了關於統萬城的認識。趙景波教授率領其研究生意欲探明統萬城建城的地質基礎。他們在統萬城遺址內部及周邊用手鑽展開鑽孔取樣工作，採集地層樣本，以揭示統萬城建城前的地理環境。與此同時，艾沖教授率領其研究生分別踏察烏審旗南部的三岔河古城、靖邊縣北部的海子灘窪地古湖泊遺址。基本探明歷史時期海子灘窪地確有湖泊存在，並勘定古代湖泊的基本范圍。其后的兩天，聯合考察隊共同勘察了楊橋畔鎮龍眼水庫古城址、榆陽區西部的古城界古城、白城台古城、火連灘古城、神木縣禿尾河東側的石峁古城和喇嘛河古城遺址，對大部分古城址進行了實地測量。
這次考察活動歷時六天，行程安排得緊張而緊湊。通過這次野外考察活動，進一步拓展了鄂爾多斯高原歷史地理的研究視閾和資料收集范圍，可為今后的區域研究提供新的証據。聯合考察隊於8月28日下午返回學校，圓滿結束這次野外考察活動。依照慣例，考察隊隊員在各自撰寫的考察日志基礎上對此次野外考察分別作出回顧與總結，並整理在野外所獲第一手數據和資料。 （王興鋒 供稿）
05. 艾沖教授攜論文參加在成都市召開的中國歷史地理學年會
中國歷史地理學年會於2014年9月19至23日在成都市召開，會議主題為“歷史地理學的繼承與創新暨中國西部邊疆安全與歷代治理研究”。會議由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和四川大學共同主辦，四川大學中國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四川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等單位承辦，四川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成都圖書館、巴蜀書社等單位協辦。艾沖教授應邀攜論文《戰國至西漢時期郡縣制在鄂爾多斯高原的建立與發展》參加此次歷史地理學界的全國性學術大會，在會上介紹了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並與其它與會學者積極進行學術交流和討論。
在會議期間，還參加了會議承辦方組織的區域地理考察活動——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望江樓和青城山等地，經過實地親歷和觀察，獲得一定數量的關於岷江流域之地理信息。
06. 李大海副教授的論文《明代榆林城市空間形態演變研究》正式發表
李大海副教授的論文《明代榆林城市空間形態演變研究——以“三拓榆城”為中心》已於2014年9月在《陝西師法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正式發表。
從對“三拓榆城”的解析，繼而對明清榆林城市史展開的重新探索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明人雖然將榆林城市空間形態變遷的歷史概括為“三拓”，但卻語焉不詳﹔清人在照抄其說時，往往因未詳究原委，以致臆測前人之意，含混解釋“三拓榆城”。對此，尤以雍正《陝西通志》和道光《榆林府志》為代表的地方志書表現得最為明顯。今人不察，仍以清人之說為據，且疏於考証，草率得出結論，可謂復以清人之謬而謬，愈發武斷而疏離事實。考諸史籍，榆林城創建於正統二年（1437），成化九年前后余子俊對其南北城垣進行翻修。至成化二十二年（1486），黃紱擴建城池﹔弘治九年（1496年），熊繡又向南擴建﹔正德十年（1515），鄧璋再向南擴至今榆林古城南牆處。核實而論，上述三次擴建才是“三拓”所指。
明清時期各種文獻對榆林城市空間形態的描述，是立足於該城業已形成的北、中、南三城格局，來展開書寫和確定其中各個部分相對空間位置的。因此，對這些文獻而言，所涉及帶有地理含義的城市內部空間稱謂，都屬在當時的“當代”語境下形成的概念。道光《府志》按語中說三城為“舊有”之格局，當始於正德年間鄧璋拓城之后。要而言之，今人不能將諸如此類描述涉及的城市內部空間概念，視為一種“歷史地理”的敘述。否則就會發生時空限定的錯置，成為誤讀曲解史料的誘因。令人稍感遺憾的是，由於缺乏明代原始文獻對榆林三城范圍的可信記載，因此今天隻能依靠清人對所謂“三拓榆城”的解釋來做進一步的還原工作，或者說來構想明代榆林三城的空間形態變遷過程。
明代榆林城市空間形態的演變問題被引入學術討論的緣起，來自於侯仁之對我國北方農牧交錯地帶沙漠化歷史進程研究的開創性探索。本文得出的認識，可以充實和完善過往侯氏討論的最終結果，同時有助於深化和推進明清榆林城市史的相關研究。以上兩個方向的探討，仍然值得繼續深入開展下去。
07. 碩士研究生孟洋洋的論文《兩漢時期朔方郡建置沿革考論》正式發表
碩士生孟洋洋的論文《兩漢時期朔方郡建置沿革考論》已在《陰山學刊》2014年第6期正式發表。
論文認為：西漢朔方郡始建於漢武帝元朔二年（-127），領轄10縣。至王莽新朝時期，朔方郡與其屬縣的名稱雖被更改，但無實質變化。東漢光武帝建武五年（29），朔方郡被盧芳割據勢力盤踞。過了兩年，朔方郡被劉秀集團接管。其后，曾短暫被撤。至建武二十七年（51）復置。此后，朔方郡建制一直延續至漢獻帝建安中。建安二十年（215），朔方郡建制最終被撤銷，其人口改屬新組建的新興郡。至此，漢代朔方郡建制遂退出地方行政區劃歷史舞台。曹魏明帝青龍三年（235），朔方郡雖得重置，但已是另一時代的地方行政單位，與漢代政區體系無關，且建置地域東移至今山西省中部。兩漢時期，朔方郡建制的興廢變化與鄂爾多斯高原西北部及其毗鄰地區的政治、軍事局勢的變化，以及漢王朝的戰略部署和邊疆民族關系密切相關。
東漢光武帝時期也對朔方郡的屬縣進行調整，撤銷5個建制縣，又增領原屬西河郡的大城縣﹔朔方郡於是僅轄6縣，較西漢晚期大為減少。其調整時間當在建武七年（31）之后。至於屬縣變動的具體時間，還有待挖掘新的証據而繼續探索。
08. 碩士研究生陳嬌的論文《兩漢時期上郡龜茲縣治城位置新探》定稿
碩士研究生陳嬌撰寫的《兩漢時期上郡龜茲縣治城位置新探》於2014年12月定稿。
論文認為：兩漢時期，龜茲縣作為上郡屬縣之一，具有重要的軍政地位。但由於史書記載簡略，漢代龜茲縣治所位於今天何處，學界觀點不一，歷來諸說紛紜，未能達成定論。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榆林市榆陽區古城灘古城、鎮川鎮上鹽灣附近、烏審旗嘎魯圖鎮（原名達布察克鎮）附近。本文依據《水經注》的黑水、交蘭水、帝原水、諸次水的相關信息為依據，大致勾劃出漢代龜茲縣域的范圍輪廓。進而在該區域參照文物考古調查的古城遺跡、野外實地考察的資料，基本判定今烏審旗嘎魯圖鎮敖柏淖爾古城就是漢代龜茲縣城故址所在。再以“龜茲鹽池”為突破點，在前文圈定的龜茲縣境范圍內，依據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和自然地理環境，推定達巴淖爾或敖拜淖爾可能為史書所載“龜茲鹽池”，或者“龜茲鹽池”是指代漢代龜茲縣域所有鹽湖的統稱，從而反証敖柏淖爾古城就是漢代龜茲縣故城。兩漢時期龜茲縣故城的定位，對於研究漢代北部邊疆的行政區劃體系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09. 歷史水文地理組與歷史城市地理組聯合考察隊展開寧夏平原段黃河野外實地考察
2014年10月12—17日，歷史水文地理組和歷史城市地理組聯合考察隊展開寧夏平原段黃河的實地考察，歷時六天。其中，野外考察約四天，往返時間約兩天。考察隊由7人組成，包括：張維慎、肖愛玲、王興鋒、陳嬌、保宏彪、艾沖，以及司機劉磊。考察地域預定在寧夏平原段黃河東西兩側地帶。南至青銅峽口，北至惠農區石嘴子，西限於賀蘭山，東限於鄂爾多斯台地西緣。
野外考察內容包括：1. 青銅峽水庫大壩至石嘴子黃河大橋段黃河河道，及其所在地理形勢（地勢地貌）﹔2. 黃河沿岸的古城址、古墓葬的具體位置，及其與黃河的空間關系﹔3. 黃河與其支流河道匯合處的具體位置﹔4. 採集相關地理要素（古城、古墓、河道交匯點）的經緯度、海拔數據，採集古城邊長、河道寬度等數據。 考察路線如下：10月13日，銀川市——永寧縣——青銅峽市——吳忠市利通區——靈武市——銀川，循濱河公路行進。考察青銅峽108塔、唐徠渠進水閘、扁擔溝古城、官馬湖漢墓群、古城灣古城、苦水河入黃處、東塔鎮鎮河塔，返回銀川市。10月14日，銀川市——平羅縣——惠農區，循濱河公路行進。考察橫城堡及附近長城、水洞溝入黃處、兵溝入黃河處、兵溝漢墓群、月牙湖、都斯圖河入黃處、石嘴子及黃河大橋。10月15日，平羅縣——惠農區——賀蘭縣——銀川市，循109、110國道行進。考察平羅縣城/玉皇閣/鼓樓、省嵬城遺址、寶豐縣故城遺址（寶豐鎮）、田州塔/定州故城遺址（姚伏鎮東北）、新渠縣故城遺址（姚伏鎮東1公裡）、暖泉古城（平羅縣崇崗鎮暖泉村）、暖泉漢墓群（賀蘭縣暖泉農場蘋果隊）。10月16日，在銀川市境內，考察興慶區高台寺村（鳳翔園住宅小區）、高台寺遺址（三號住宅樓）、訪問寧夏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學者、尋購文獻資料等。
經過7名隊員齊心合力的行動，在適當調整考察計劃的基礎上順利完成此次野外考察任務。
10. 艾沖教授的論文《戰國至秦漢郡縣制再鄂爾多斯高原的建立、發展和分布》正式發表
艾沖教授的論文《戰國至秦漢郡縣制再鄂爾多斯高原的建立、發展和分布》已於2014年12月發表在《陝西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鄂爾多斯高原，亦稱“河套”地區、“河套高原”。鄂爾多斯高原地域歷史時期郡縣兩級行政區劃建制的出現是在戰國時期。其后，歷經秦朝、西漢兩個時期，地方行政區劃經歷郡縣建制單位逐步增加、管轄區域調整，乃至演變為東漢州郡縣三級制的進程。其發展演變的時間和空間過程諸多細節，今人已不甚清楚，實有復原該時段歷史政區地理真相的必要。
戰國時期，趙、秦兩國對鄂爾多斯高原及毗鄰之銀川平原與河套平原的開拓與經略，成為郡縣兩級政區出現在鄂爾多斯高原的序幕。趙、秦兩國創立的郡縣兩級行政建制推廣至鄂爾多斯高原，從而使本地區進入中國政治歷史的新紀元。趙國郡縣制出現在鄂爾多斯高原的時間至遲應在趙武靈王二十六年（-300）。秦國在秦昭襄王三十六年（-271）吞並義渠戎政權后，郡縣制也推行至鄂爾多斯高原地域南部。
秦統一天下后，增置九原郡，並向北擴展北地郡、上郡的轄域，形成四郡並存的行政區劃格局。
西漢在秦代北地郡、上郡、雲中郡建制的基礎上，於元朔二年（-127）后相繼重置九原郡——更名為五原郡、增置朔方、西河兩郡。此后，形成北地、上郡、西河、雲中、五原和朔方6郡分治的政區格局。元狩三年（-120），在“河南地”創建五個匈奴族屬國作為特殊行政建制。安定郡屬國都尉治三水縣城（今寧夏同心縣紅城水古城），上郡屬國都尉治龜茲縣城（今內蒙古烏審旗敖柏淖爾古城），西河郡屬國都尉治美稷縣城（今內蒙古准格爾旗暖水鎮榆樹壕古城），五原郡屬國都尉治蒲澤縣城（今內蒙古達拉特旗白泥井鎮城圪梁村附近）﹔以及毗鄰今鄂爾多斯高原的金城屬國，其都尉府治勇士縣城（在今甘肅榆中縣境）。上郡匈歸都尉府，治塞外匈歸障（今鄂托克前旗城川鎮大場子古城址）。此外，朔方州刺史部的監察區域，包括北地、上郡、西河、朔方、五原5個郡級地方高層行政單位。
11. 艾沖教授的論文《東漢州郡縣體制在鄂爾多斯高原的確立、調整和遷徙》正式發表
艾沖教授的論文《東漢州郡縣體制在鄂爾多斯高原的確立、調整和遷徙》已於2014年11月在《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21輯發表。在我國歷史上，“州”作為地域的通名出現很早。在先秦文獻中就記載大禹治水后劃野分州的構想。例如：《尚書·禹貢》記載所謂夏禹時期的“九州”，且有具體的州名和范圍。至漢武帝時期，先秦學者的構想變成現實的地方區劃制度，即西漢元封五年（-106）創立的監察區劃制度——州制。是時，劃分全國疆土為十三個大區，以“州”作為區域通名。征和四年（-89），又置司隸校尉部，察舉京師百官和近京七郡（三輔、三河與弘農郡）。於是，形成十四州部的監察區劃體系。漢成帝綏和元年（-8），“十二月，罷部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漢哀帝建平二年（-5），“夏四月……罷州牧，復刺史”。兩漢交替之際的戰亂期間，各州長官的權力擴至行政、軍事、財稅領域，遂完成由監察區劃向行政區劃的演變，從而奠定東漢初期州制轉變為行政區劃的職權基礎。
州級政區確立於東漢光武帝劉秀建武十一年（35）。此年，漢廷調整州級單位數量，廢除朔方州，將其地劃歸並州，即“是歲，省朔方[州]牧，並並州”，從而使州部數量降至13個。同時，改交趾州為交州，改司隸校尉部為司州，即東漢“建武中復置，並領一州。”使州名得到整齊劃一。漢光武帝還特別頒布一道詔書，“初斷州牧自還奏事”，為各州主官指定固定的駐所，使之長期駐在地方。東漢政府並擴大州牧的權限，使之在履行傳統的監察職責之外，掌握著陟黜郡國官員之權、統兵權、財賦征收轉運權等權力。建武十八年（42），漢朝於“是歲，罷州牧，置刺史”。因此，州制的性質已轉變為行政區劃，即州級政區確立於公元35年。
東漢建立伊始，在州郡縣三級制的大背景下，今鄂爾多斯高原及毗鄰區存在7個郡。其大多數被劃歸並州統轄，少數劃入涼州管內。上郡、西河、雲中、五原和朔方5郡歸屬於並州管內， 北地、安定2郡歸屬於涼州所部。東漢時期，7郡相繼經歷建武年間（25-57）、永初年間（107-113）、永和年間（136-141）的三次遷徙。漢靈帝中平元年（184）后，鄂爾多斯高原及鄰區的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諸郡漸次內遷與廢棄，至漢獻帝建安二十年（215），撤銷朔方、五原、雲中、定襄４郡。4郡分別被改置１縣，領該郡遺民，並合４縣而置新興郡。新興郡治九原縣（今山西忻州市），管區分布於今山西省中部滹沱河南北地區，北限於句注山。於是，漢代朔方、五原、雲中和定襄４郡被終結其行政管理的歷史使命。至此，中國古代第一階段行政區劃建制在鄂爾多斯高原及毗鄰的寧夏平原和河套平原退出歷史舞台。
與西漢末期相比，東漢中期今鄂爾多斯高原的縣級單位數量大幅減少。西漢末期7郡共領136縣，至東漢中期7郡尚存64縣。其中，在今鄂爾多斯高原與其毗鄰區，西漢末期7郡共領75縣，至東漢中期猶存35縣。西漢末年猶存的部分縣級建制，至東漢前期不復存在，顯然已被撤銷。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地方政局動蕩、農業人口減少、中央政府的政區調整政策的影響所致。
北地郡西漢末期管轄19個縣，而至東漢中期僅存６縣。其中，在今鄂爾多斯高原和寧夏平原范圍，西漢末期北地郡管轄10個縣，至東漢中期僅存４縣，即：富平、靈州、廉縣、弋居。縣數減少６個。
安定郡西漢末期管轄21縣，至東漢中期僅存８縣。僅有１縣——三水縣在今鄂爾多斯高原。這種狀況反映戰亂后的政區格局。
上郡西漢末期管轄23個縣，而至東漢中期僅存10縣。其中，在今鄂爾多斯高原范圍，上郡西漢末期管轄16個縣，至東漢中期僅存６縣，即：膚施、龜茲、白土、楨林、奢延、候官。縣數減少10個。
西河郡西漢末期管轄36個縣，而至東漢中期僅存13縣。其中，在今鄂爾多斯高原范圍，西河郡西漢末期管轄30個縣，至東漢中期僅存9縣，即：美稷、廣衍、平定、訚陰、訚陽、中陽、樂街、平陸、益蘭。縣數減少21個。
雲中郡西漢末期管轄11個縣，至東漢中期仍轄11縣。其中，在今鄂爾多斯高原范圍，雲中郡西漢末期管轄1個縣，至東漢中期仍是1縣——沙南縣。
五原郡西漢末期管轄16個縣，而至東漢中期尚存10縣。其中，在今鄂爾多斯高原與前套平原西部范圍，五原郡西漢末期管轄11縣，至東漢中期尚存9縣，即：九原、五原、臨沃、宜梁、成宜、西安陽、河陰、曼柏、文國。
朔方郡西漢末期管轄10個縣，至東漢中期尚存6縣。其中，在今鄂爾多斯高原范圍，朔方郡西漢末期管轄６個縣，至東漢中期尚存５縣，即：臨戎、沃野、廣牧、朔方、大城（原屬西河郡）。
導致東漢時期今鄂爾多斯高原郡縣幾度移徙、數量減少的原因較復雜，包括頻繁的戰亂、游牧族群人口遷入、社會秩序混亂、農耕人口減少、地方官員的畏難心理和中央政府的調整措施等因素。透過對近兩千年前鄂爾多斯高原行政區劃演變的探討，可為該區經濟文化發展、民族團結和諧提供歷史借鑒。
12. 艾沖教授的論文《兩漢時期大城縣故城初考》正式發表
艾沖教授的論文《兩漢時期大城縣故城初考》已在《中國古都研究》期刊2014年第2輯正式發表。《漢書·地理志》所載西河郡“大成”縣，在《后漢書·郡國志》中則寫作“大城”縣。東漢之后，大城縣建制雖然被廢，但其治城——大城則沿用至十六國時期。東晉十六國時期，割據於鄂爾多斯高原的赫連夏政權早期就以“大城”為統治中心，換言之，即其早期都城。
論文判斷其地理位置的依據如下：首先，從東漢永元六年（94）南匈奴偽可汗逢侯自美稷縣城向西逃亡路線、北魏登國六年（391）拓跋珪討伐匈奴劉衛辰部的進軍路線、太元十七年（392）后秦朔方郡治——大城、赫連勃勃多次將戰爭擄獲人口共計二萬四千戶（十二萬余口）遷往大城、赫連夏在大城建置幽州牧、並以此城為早期都城等文獻記載分析，“大城”故城即今霍洛柴登古城。其次，從自然地理、交通地理、政區地理諸方面考察，“大城”位於東勝梁西延余脈北坡而地勢較高亢、牧師城西方且扼東西交通必經之地、西河郡和朔方郡交界地帶，這些地理條件皆與霍洛柴登古城所處地理位置相吻合。再次，從霍洛柴登古城址的考古調查與試掘資料觀察，該古城傍水而建、地勢和緩，其城牆長度、佔地面積特別突出，古城的東、南、西分布著為數眾多的古代墓葬而反証當年城內人口稠密，城址內外分布著鑄幣、制陶等手工業作坊遺址。可見，霍洛柴登古城遺址與文獻記載“大城”情況適相符合。因此，兩漢時期的“大城”相當今鄂爾多斯市杭錦旗浩繞柴達木蘇木北部的霍洛柴登古城遺址。
至於“大城塞”，略當今霍洛柴登古城西偏北的敖楞布拉格古城址。
13. 碩士生白雪的論文《西漢時期五原郡諸縣治城新考》正式發表
白雪碩士的論文《西漢時期五原郡諸縣治城新考》已於2014年11月在《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21輯發表。
論文認為：秦漢時期郡縣兩級行政區劃研究，對於復原鄂爾多斯高原歷史政區地理真相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五原郡諸縣治所定位研究更是如此。《漢書·地理志》記載：“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縣十六：九原、固陵、五原、臨沃、文國、河陰、蒱澤、南輿、武都、宜梁、曼柏、成宜、稒陽、莫黑旦、西安陽、河目。” 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秦西漢東漢卷》標繪出西漢時期五原郡12個屬縣的治城位置，而未標繪的屬縣有：蒱澤、莫黑旦、固陵、文國4縣。就已標繪出的12縣而言，其具體依據尚不明晰。況且有的縣僅標出其名稱，並無具體位置。因此，對秦漢時期五原郡諸縣治所還有繼續研究的空間。
該文依據《漢書·地理志》、《張家山漢簡·秩律》、《水經注》等古代文獻資料、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文物考古資料，對五原郡各縣的治城所在再行定位探討。作者按照《水經注》所記載由西往東的順序，將河水流經的今烏拉特前旗、達拉特旗、包頭市境的9座縣城與考古調查資料相結合，依次進行定位考証。尚有7個屬縣在《水經注》中未曾明確敘及，作者也對其治城位置進行初步判定。其中蒲澤、曼柏、南輿、文國4縣的治城當在今達拉特旗境內，莫黑旦、固陵、武都3縣的治城應在今固陽縣境。
透過五原郡各屬縣治城位置的探討，作者提出與《中國歷史地圖集》西漢五原郡的屬縣位置與統轄范圍不同的學術見解。河目、西安陽、成宜、宜梁4縣的治城在今烏拉特前旗境內﹔五原、九原、臨沃、稒陽4縣城在今包頭市境﹔河陰縣、蒲澤縣、曼柏縣、南輿縣、文國縣5縣城在今達拉特旗境﹔莫黑旦縣、固陵縣、武都3縣城在今固陽縣境。由此可知，西漢五原郡的統轄區域相當今烏拉特前旗烏梁素海以東、包頭市區、固陽縣境，以及黃河以南的達拉特旗、准格爾旗北部地區。《中國歷史地圖集》將西漢五原郡管區標繪成朝東南方延伸的狹長區域，顯然不符合常理。
當然，由於資料匱乏，西漢五原郡的極少數縣城定位研究，只是透過既有資料的初步判斷，考証依據尚有待繼續補充。希望今后能夠發現新的歷史資料，再行后續補充論証。
14. 國家重大項目組召開鄂爾多斯高原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
鄂爾多斯高原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於12月13日在陝西師范大學雁塔校區崇鋈樓三層敏行廳舉行。這次學術研討會由國家重大項目“鄂爾多斯高原歷史地理研究”項目組召開，本項目組成員及參與課題研究的研究生等共計33人與會，收到論文30篇。
學術研討會於上午8時40分正式拉開序幕。在簡短的開幕式上，國家重大項目主持人、歷史文化學院艾沖教授就此次學術研討會的籌備過程、重要意義和預期目的做了說明。我校原西北環發中心主任朱士光教授致辭，強調了國家重大項目研究的重要性，鼓勵項目組研究人員合力推進課題研究工作，拿出超越前人的高質量科研成果。
開幕式之后，學術研討會分為兩個階段展開：大會主題發言和分組發言討論。
在上午的大會發言期間，共有8位學者作主題報告。在上半場，趙景波教授首先作題為《毛烏素沙地歷史時期的沙漠化研究》的報告，闡述沙地和沙漠的區別、沙漠化的歷史階段性。李令福教授作題為《從畫像石資料研究陝北東漢時期農業的發展》的發言，就區域歷史農業地理研究如何利用形象生動的漢畫像石資料，提出個人的看法。肖愛玲副教授的發言題為《秦漢直道研究進展及相關問題分析》，回顧了學術界關於秦直道位置的幾種觀點，提出在研究縱貫鄂爾多斯高原的秦漢直道時應甄別“直道”和“馳道”的不同。李大海博士的報告題為《元代陝西行省察罕腦兒城今地考》，首先介紹學界關於元代察罕腦兒城的幾種觀點，並在比較分析中提出個人的判斷。在下半場，劉景純教授首先作題為《萬歷〈延綏鎮志〉若干問題釋証》的報告，就明萬歷《延綏鎮志》存在諸如“套內”、“套中”、“界石”、“邊禁”、“官豪”等問題，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說明。張維慎研究員的題為《〈新唐書〉“青他鹿角”新解》的大會發言，就《新唐書·地理志》所載鄂爾多斯高原南部諸州“土貢”之一“青他鹿角”究竟為何物？提出“青他”、“鹿角”各是一種“土貢”物產，得出“青他”是一種毒蛇的創新結論。張健博士的大會發言題為《無定河徑流突變及其周期特征分析（1933—2012）》，就近期八十年間鄂爾多斯高原南部的無定河流量變化進行探討，並分析其周期性變化的特點。岳連建研究員的大會發言題為《雕陰故城位置考》。大會報告分別由朱士光、呂卓民和趙景波教授主持。
下午的分組發言與討論，按照“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人文地理”的分組展開。
歷史自然地理組共有8人分別就湖泊定位、河道變遷、自然災害，以及“榆柳之藪”分布地作專題發言。艾沖教授就漢代湖泊“奢延澤”的位置問題展開探討，依據《后漢書》的相關歷史記載和野外實地考察的資料，認為今靖邊縣海子灘村北側湖盆窪地應是漢代“奢延澤”遺址。張青瑤博士關於《公元3—9世紀黃河前套平原段河道變遷》的發言集中在前套平原段黃河的早期變遷研究，介紹了專題研究的實際進展和文獻資料的收集狀況。關於漢代“榆柳之藪”范圍、明清鄂爾多斯高原自然災害諸專題，則由研究生陳嬌、陳志青、馬延東、楊曉玉、李如意等人發言。陳嬌的發言題為《兩漢龜茲縣治城位置新探》，陳志青的發言題為《鄂爾多斯高原清代旱災研究》，馬延東的發言題為《鄂爾多斯高原明代旱災研究》，楊曉玉的發言題為《鄂爾多斯高原清代雹災研究》，李如意的發言以《鄂爾多斯高原清代洪澇災害與氣候事件研究》為題。呂卓民教授在發言中，就神木縣石峁遺址的研究，提出可借鑒絲綢之路中亞段古城址為旁証，繼續向前推進。
歷史人文地理組共有8位發言人，分別就鄂爾多斯高原先秦狄族文化、考古學文化、民族分布、漢代政區地理和明清宗教文化地理作專題發言。張文安副教授在題為《先秦時期北方狄族文化的歷史考察》的發言中，就狄族的三大分支、分布范圍、風俗習慣作了系統的文獻梳理，指出鄂爾多斯高原東南部是狄族分布區之一。孫戰偉助理研究員在《清澗縣李家崖東周墓地新認識》的發言中，就李家崖墓地的時代、文化類型進行探討。關於兩漢時期鄂爾多斯高原民族分布、郡縣政區的分布及變動，則有研究生王興鋒、孟洋洋、石春平和白雪分別探討，提出若干新見解。王興鋒的發言題為《漢代西河屬國都尉府暨使匈奴中郎將府駐地——美稷縣故城新探》，孟洋洋的發言題為《西漢朔方郡諸縣治城考述》，石春平的發言題為《漢代西河郡建置沿革考》，白雪的發言則以《西漢五原郡諸縣治城考述》為題。關於歷史宗教文化地理專題，則有陳華偉碩士、研究生張志國分別探討，陳華偉的發言題為《鄂爾多斯高原藏傳佛教文化地理格局的歷史變遷》，張志國則以《基督教在鄂爾多斯高原的傳播和發展》為題發言。
由於大家討論熱烈，兩組皆未曾中間休息，時間竟然延續至傍晚六點半才結束。隨后舉行了簡短的閉幕式。呂卓民教授、劉景純教授分別作了小組總結，歷史文化學院院長何志龍教授作總結性講話。在熱烈的掌聲中，艾沖教授宣布國家重大項目組本次學術研討會圓滿結束。（孟洋洋、陳嬌 供稿）
（課題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