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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將為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提供可資借鑒的有益經驗。圖片來源：北京商報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世界經濟轉型調整趨勢及中國的應對戰略研究”首席專家、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新常態是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表現形態
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新常態，但對於新常態特征的正確理解還處於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因為中國經濟進入的新常態，不僅是從高速增長換擋，轉向中高速增長，而且更重要的是正從規模擴張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
引導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國內因素，是投資消費的結構以及推動生產的要素發生了變化。從投資視角看，傳統產業投資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互聯網+”的投資潛力巨大。投資內容和投資方式的轉型，決定了中國的投資規模將從高速增長進入中速增長。從消費視角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証產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滿足新的消費需求的創新型生產和供給，也決定了經濟增長從高速向中高速換擋。另外，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余勞動力減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這也就決定了經濟轉型不可避免。
世界經濟新趨勢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從某種意義上講，當前世界經濟出現了一種新趨勢，由20世紀90年代初到21世紀初的快速增長進入了深度調整的中低速增長，世界經濟結構的調整正在更廣的層面展開。一系列的外部新因素決定了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在放緩增長速度的同時，也給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提供了新機遇，促使中國經濟在更有質量、可持續的基礎上保持中高速穩定增長。
第一，世界經濟在信息革命的推動下經歷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長，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衰退后進入了長周期的調整階段。盡管美國在金融危機后進行大力調整，甚至動用了前所未有的量化寬鬆政策刺激經濟發展，並將調整的成本轉嫁給其他國家，美國經濟復蘇的動力卻並未如人們想象的那樣強勁。頁岩氣所帶來的低價能源雖然令美國的“再工業化”有了一些進展，但美國經濟強勁增長的科技創新基礎並沒有全面建立，局部的技術進步尚無法支撐美國全面復蘇。因此，美國經濟盡管在發達國家中“一枝獨秀”，但缺乏20世紀80年代末帶動世界經濟快速增長的動力。相比之下，歐洲和日本等其他發達國家的調整更是慢了一拍，經濟增長乏力，陷入低速增長的態勢更加明顯。
第二，經歷快速增長階段的信貸擴張和危機后刺激經濟所啟動的量化寬鬆政策，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公共債務和私營部門的債務普遍達到歷史高位，潛在的風險仍然居高不下。這就使得大多數國家政府和私營部門投資的增速偏低。另外，危機后家庭負債率也正在修正，通過去杠杆化從高位回落，儲蓄率在恢復，這使得消費的增長也處在相對比較低的水平。投資和消費的這種調整，決定了發達國家以及不少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增速無法回到危機前的高位。
第三，對發達國家市場依賴程度較高的新興市場國家在發達國家低速增長、需求不旺的影響下，出口增長速度明顯下降，經濟增長速度普遍下滑了一個台階。全球貿易增長速度也處在低速增長區間。這些因素構成了全球經濟增長的新趨勢。中國在世界經濟的這一新趨勢下，出口從2001年加入WTO后每年增長20%∼30%一路下滑至7%左右，使得出口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小。
第四，國際分工的格局進入調整期，原有的國際分工格局正在改變。經歷了30多年高速增長后，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已經大幅度上升，而一些相對落后的東南亞和南亞國家則以比中國更低廉的勞動力優勢參與到國際分工的行列中。於是，跨國公司一面將一些低端勞動密集的行業轉移至勞動力價格更加低廉的國家，一面則將一些服務業外包給中國企業，或者將價值鏈的服務環節轉移至中國。這就導致中國的產業結構進入一個調整期，工業增長速度緩慢下降，服務業則進入快速增長期，工業化后期特點逐漸顯現。
第五，新科技革命正在醞釀中，現有高端技術的應用和擴散正在向更廣領域推進。這對於經濟增長的效應是雙重的：一方面，由新科技革命突破帶來的大規模投資尚不會出現，因而全球GDP的高速增長無法實現。另一方面，運用現有高端技術與傳統行業嫁接，或者將現有先進技術進行整合創造出新產品和新需求的投資仍然有很大空間。這既給經濟增長提供了動力，又使得不同國家間的競爭更加激烈，使新興市場國家趕超或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中國在經濟新常態下能夠繼續以7%的增長率冠蓋全球，說明中國經濟在新常態下仍然存在繼續趕超的可能。
第六，全球經濟治理進入新階段，全球投資貿易規則正在重構，全球經濟治理以及新秩序和新規則制定主導權的競爭正在多個層面展開。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試圖通過新貿易投資規則的制定將美國的國內標准變成國際標准，從而獲得新的競爭優勢。新興市場國家一方面在努力爭取話語權，表達自身的關切，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做出調整，應對新規則發展趨勢的挑戰。這種調整將使得中國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發生改變，以新常態應對新開放發展趨勢和規則的制定。
中國經濟新常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
中國經濟由外延擴張向內涵質量提升轉型對世界經濟將產生重要的影響。首先，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仍將穩定在較高的水平。中國經濟增長即使從高速轉向7%左右的中高速，仍然處於世界經濟增長前列，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中國經濟發展創造的需求是世界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基礎。如果用速度稍微下降換取更高的質量和可持續增長，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貢獻的質量也會大幅度提高。
其次，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是整個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經濟的成功轉型將為世界經濟的調整提供動力。尤其是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孕育過程中，中國一方面在加快現有成熟技術的應用，推動傳統制造業的升級換代，另一方面也加大科技創新投入，在新的科技領域與發達國家一樣進行探索和推進，比如新能源、生物基因工程的研發。這些都為全球經濟向更有效率、更綠色和可持續方向發展提供了動力。
再次，中國經濟的轉型決定著世界經濟的轉型。中國人口世界第一、經濟規模世界第二，中國經濟向技術進步、質量導向、環境友好和可持續方向轉型直接影響著世界資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其生產和消費從粗放式向集約式和精細化轉型，對全球資源使用效率的提升是不言而喻的，而對環境保護所產生的積極影響恐怕整個亞洲和世界都會受益匪淺。
最后，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將創造一個發展中大國從工業化向后工業化轉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特殊模式，為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提供可資借鑒的有益經驗。很多發展中國家在人均GDP達到中等水平向1萬美元跨越時，陷入了增長停滯、社會動蕩的陷阱。中國目前正在向1萬美元跨越，雖然面臨挑戰，但改革和調整的方向已經明確，並且正在顯現效果。如果轉型成功，無疑將提供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嶄新典型，而這將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