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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憂慮的是，當前小說創作中傳統小說文體的“流失”，包括章回體的通俗化與筆記體的邊緣化。一旦切斷了與傳統血脈的關聯，流失的又何止是傳統小說文體，更為重要的是傳統小說所寄寓的文人精神。
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行世以來，不少學者以此為進路，在諸多具體問題的研究中遞有發揮，一時新見迭出，奠定了中國傳統小說研究的基本格局。然而，此類研究多緣於新材料、新發現。《中國小說史略》重返史志、會通中西精神，早已隨五四新文學思潮的消隱而漸次被遺忘。取而代之的是，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批評一枝獨秀，並在1949年后成為中國大陸傳統文學研究的主流范式。
重構中國傳統小說學
20世紀50年代末，西方漢學界掀起中國傳統白話小說與西方小說的比較熱潮。這場持續數十年的爭論，其結果是一些漢學家明確反對以西方現代小說的標准衡量中國小說，鼓吹重返明清批評﹔同時，他們反對“五四”以來中國學者所持的小說“通俗”說，強調中國小說存在兩種傳統：文學（人）小說與地攤書籍，認為后者是通俗的，前者是文人的。然而，在詮釋文人參與下章回小說這一新文體的興起及其所寄寓的精神內涵上，海外漢學研究卻進入瓶頸狀態。相應地，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文學理論界與現當代文學界在西方影響下，開始了中國小說批評的敘述學轉向，並迅速波及中國傳統小說的批評領域。這一思潮影響力之大，使得學術界不斷有人倡導回到傳統——其極端口號便是所謂的“回到乾嘉去”。這一口號終因底氣不足，不得不以實証之學為依歸。
即便如此，文學界回溯傳統的種種努力，仍可謂功不唐捐。僅就小說領域而言，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小說、話本、演義、傳奇等基本概念的持續考索，使得20世紀下半葉以西學為標准的相關界定支離破碎。而經由實証之學的操演，進而開始回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傳統學術脈絡本身，成為新時期一些學者的學術自覺，或許也將是重構中國傳統小說學的開始。
傳語者乃庶人而非士人
《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文法術語考釋》（以下簡稱《考釋》）（2012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入選作品）一書，不僅可以看作對此前問題意識的一次總結，而且對當下研究者系統反思傳統小說具有重要啟發。
全書開篇即道：近年來，對中國小說研究之反思不絕於耳，出路何在？梳理中國小說之譜系或為有益之津梁，而術語正是中國小說“譜系”之外在呈現。作者認為，“作為‘通名’之‘小說’、‘說部’，均從學術分類入手，逐步延伸至通俗小說，由‘子’而‘史’再到‘通俗小說’。”因此，子、史兩部皆是中國小說之淵藪，也是中國小說之本源。同時，中國小說糅合“子”、“史”，又衍為通俗一系，“其中維系之邏輯不在於‘虛構’，也非全然在‘敘事’，而在於中國小說貫穿始終的‘非正統性’和‘非主流性’。”把小說概念置於學術史脈絡當中，較之僅從其文學特征加以考察，無疑顯得更為周延。
至於“稗官”，歷來考証者甚多，書中所收陳廣宏教授《稗官考》一文，利用出土的秦漢律指出，稗官在秦漢時期是指縣、都官之屬吏，位於最基層，這些稗官並非天子之士，而是庶人之在官者。也就是說，傳語者乃庶人，而非士人。由這些庶人之在官者來採集民情俗議，決定了早期“小說”乃“小道”、“小家珍說”。
“筆記”與“演義”對立
“小說”一門的細目名稱，如章回、傳奇、話本、詞話、演義等概念，歷來論者常常混用，該書突出對“演義”與“筆記”的界分。
首先，“演義”概念的使用，同樣經歷了由“子”至“史”再到通俗的過程，並最終成為白話小說的統稱，“子史之余”與“通俗”始終是演義最重要的品格。因此，近代以來僅將演義視為章回小說的一個文類並不確切。在明清人的議論中，“演義”更多是一個文體概念。不僅如此，以“演義”統稱白話小說，體現了白話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的文體自覺，即明確白話小說以通俗為特性，以說話為源頭，以教化、娛樂為功能，而迥別於此前的文言小說。
進入20世紀初，“筆記”開始與“小說”連用，其具體內涵雖仍有爭議，卻往往與“傳奇小說”相對，被視為文言小說的一體﹔相應地，“筆記”遂得以與“傳奇”、“話本”、“章回”並稱為小說四體。該書以為，筆記一體長期隱於子、史兩部中，宋人始以“筆記”為書名，多為議論雜說、考據辨証。而近人所說筆記體小說，以載錄鬼神怪異之事和歷史人物軼聞瑣事為主，是“史之流別”，以“資考証、廣見聞、寓勸戒”為目的，屬於篇幅短小、語言簡古的札記體。把“筆記”一名置於不同時代的歷史情境，有利於在語言的流變中把握概念的內涵變化。
在以上研究基礎上，作者提出，對不同文體術語的界定，體現了不同的價值定位，“古人將‘傳奇’與‘筆記’劃出畛域，又將‘演義’專指白話小說，即有價值層面之考慮”。作者最終認同了胡應麟、四庫館臣等關於小說的界分，明確標舉“筆記”與“演義”的對立，這一譜系徹底擱置了小說乃 “虛構敘事散文”的研究前提，而強調小說文白兩體的雅俗之別：在中國傳統小說中，文言小說始終是正宗，而非現代以來小說史所稱之白話小說，在文言小說中，筆記始終是正宗，而非現代以來小說史所稱之傳奇。這一翻案文章盡管會引起一定爭議，但從全書論証來看，卻非無根之論。
傳統小說文體流失
應該指出，民國時期有關“筆記”體概念的提出，有著頗為特殊的意義。它試圖甄選出傳奇以外其他富於小說意味的短篇文言——以志怪志人為主、兼及其余札記，將之歸於“筆記”名下。概言之，“志怪志人—傳奇—話本—章回”這一譜系強調的是歷時性發展，是對小說史的勾勒﹔一旦以“筆記”取代“志怪志人”，強調的卻是小說四大文體的共時性存在。“筆記”體的提出，不僅折射出當時學人試圖以現代小說概念，重新界定傳奇以外短篇文言的努力，同時也折射出當時小說創作領域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晚清民國時期，在新興現代小說之外，通俗小說之章回體與文言小說之傳奇體、筆記體同樣盛行。其中，傳奇體與現代小說頗為相似，不過文白有別罷了。這樣，隨著現代小說的大興，傳統小說的發展最終成了通俗小說 （“演義”）與文人札記（“筆記”）的兩極對立，雅俗之間相隔日遠，前者進一步走向市井委巷，后者則退向文人學者的案頭。
全書憂慮的是，當前小說創作中傳統小說文體的“流失”，包括章回體的通俗化與筆記體的邊緣化。一旦切斷了與傳統血脈的關聯，流失的又何止是傳統小說文體，更為重要的是傳統小說所寄寓的文人精神。
由此來看，全書以 “子史之余”與“通俗”來界定小說的基本特性，並標舉“演義”與“筆記”的對立，試圖由此來重新演繹傳統小說的譜系，自有其特殊的理論語境。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