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搜索
站內搜索
2013年9月、10月，習近平總書記訪問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時提出的建設“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既是我國新時期周邊合作的重要依托，又是構建新型區域合作機制的積極嘗試，也是我國經濟外交的新平台，還是新一輪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
任何對外戰略，處於核心位置的，始終是戰略目標的確定和目標實現途徑的選擇。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們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決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在此，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構成我國涉外國家利益的三大支柱。三者相輔相成，三位一體。維護並最大化國家利益，便是我國的對外戰略目標。實現戰略目標的途徑多種多樣，其關鍵在於確定優先順序，找准實施抓手，以求綱舉目張。能夠同時兼顧三大目標的途徑或手段，便是“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就我國對外戰略目標而言，如果說主權是關鍵，安全是首要，發展是基礎，那麼“一帶一路”便是途徑。要把“一帶一路”戰略構想落到實處，應從器物、制度、貨幣和理念四個層面齊頭並進且各有側重。
在器物層面，應注重發揮中國在基礎設施、裝備制造等領域的比較優勢，通過國內產業升級帶動對外產能合作，打造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先決條件的跨區域生產網絡和共同市場。中國擁有龐大的生產能力和國內市場，而“一帶一路”沿線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擁有豐富的資源和勞動力，通過產業鏈的延伸和市場規則的協調，各國的生產要素與市場能夠深度對接和融合，凝成牢固的利益共同體與發展共同體。
從某種意義上說，規則決定成敗。在國際博弈中產生的現行規則多具有“制度非中性”的特征。這意味著同樣的規則，作為規則主要制定者的發達國家從中獲益更多，作為規則主要接受者的新興及發展中國家獲益較少。“一帶一路”戰略規劃的落實將給予后者參與為國際社會建章立制的機會。中國連同沿線發展中國家可以在繼承特別是創新現有國際規則體系的過程中，讓國際制度變得趨於中性，甚至更加有傾向性和針對性地保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實現全人類的共同繁榮與發展。
在貨幣層面，落實“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舉措，是推進人民幣或華元國際化和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最終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貨幣金融新秩序。應推動發揮人民幣或華元在“一帶一路”區域內計價、支付、結算及儲備等方面的作用，以此降低區域內經貿投資活動的交易成本，管控匯率風險，增加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性。也應看到，貨幣既體現大國權力也體現大國責任。美國人說“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我們應當摒棄這種傲慢，為“一帶一路”共同繁榮打造穩定的貨幣錨是我們的責任。
“一帶一路”還將帶來理念層面的變化。古絲綢之路的合作精神將在現代經濟技術與社會條件下煥發新的活力，沿線古老文明亦將因其在當代的偉大交匯而迎來群體性復興的浪潮。“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有望隨著“一帶一路”實踐的不斷展開，獲得持久的世界性影響力，成為人類精神殿堂的寶貴財富。為此，應當講好“一帶一路”這個有關友誼、奮斗、協作並最終改變命運的故事，使之成為聯系和振奮沿線民心的重要紐帶。
作為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開創性的跨區域大合作規劃，“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和落實應當秉持審慎原則，對其中可能的風險，應按性質、嚴重程度及發生概率等條件作合理的區分、充分的評估，並提出有效的管控之策。
具體說來，對可預防的風險，應當通過完善制度建設和程序措施等方式來消除風險隱患。例如，“一帶一路”具體項目中的操作風險，就可以通過汲取現有國際開發機構所從事各類項目的經驗教訓，完善項目管理與激勵機制，規范運作程序，防患於未然。
對那些經過成本收益分析后願意承擔的戰略風險，則應當做好內部的動員解釋並預提好應對風險的資源儲備。例如，“一帶一路”的建設和投資涉及的一些區域地緣風險較大，還有一些國家或地區基礎條件較差、投資風險高，在這些地方推進經濟合作，國內也有一些疑問。對此，應當對可能承擔的風險做到心中有數，同時更加全面和長遠地揭示相關成本和收益，充分凝聚國內共識。
對那些無法完全預見且可能超出中國自身管控能力的外部風險，應當建立公正合理的風險分散機制，通過更廣泛的國際合作來共同應對。“一帶一路”戰略構想要獲得成功，一定要成為沿線各國的共同事業。其他國家的參與程度越深，中國能發揮的領導力就越有價值。共同的風險應對機制，是凝聚“一帶一路”各國力量的強大“黏合劑”。
當代中國領導人運用“一帶一路”這一富有戰略意蘊的原創概念，重新劃定了以沿線60多個發展中國家為優先范圍的“朋友圈”。這是用“三個世界”理論劃分世界格局以降，中國領導人審時度勢，對世界“棋局”的再次“洗牌”，將開辟出利在當代、澤及后世的功業。以務實和審慎的態度，將“一帶一路”這篇大手筆開端的文章，寫成中華民族復興史上光輝偉大的一頁，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光榮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