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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敦煌寫本文獻學通論”負責人、浙江大學“一帶一路”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教授
我國古代文獻的傳播大體可分為銘刻、抄寫、印刷三個大的階段。銘刻是指用刀鑿或硬筆在甲骨、銅器、陶器、碑石上刻寫，傳世的文字資料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及石刻文字等。抄寫是指用毛筆或硬筆蘸墨或朱砂在竹、木、帛、紙等材料上書寫，按其載體不同，又可分為簡帛和紙本兩類。印刷是指採用刻版或活字排版方式印制書籍，其印刷物稱為刻本。寫本相對於刻本而言，主要指刻本流行之前的手寫紙本文獻。至於使用時間更早的竹簡木牘和縑帛文獻，雖然也系手寫，但通常稱為簡牘帛書，一般不稱寫本。
寫本的流行與紙張的發明有關。大約西漢時期，我們的祖先發明了造紙術，東漢蔡倫又對造紙術加以改進。由於紙張薄軟輕靈的特質，且原料易得、價格低廉，“莫不從用焉”。魏晉時期，紙書漸多。東晉桓玄下令“古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從此，紙張取代其他文字載體，成為主要書寫材料。書籍的流傳也從銘刻、簡帛時期邁向寫本時期。
從東漢至北宋，寫本文獻流行了一千多年，是這一時期中華文明傳承的主要載體。但由於宋代以后刻本流行，寫本古書風光不再﹔隨著時間推移，一些早期的古寫本日漸湮沒無聞。清末以來，國內外的科學家和探險者先后在甘肅、新疆、陝西一帶發現了早期寫本文獻，包括西漢文景時期古地圖、晉代《戰國策》、《三國志》等寫本，但數量有限。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被打開，從中發現大批唐代前后的寫本文獻，震動了整個世界。民國以后，又有吐魯番文書、黑水城文獻、宋元以來契約文書、明清檔案等眾多寫本文獻公諸於世，輝耀世界。寫本文獻的數量充盈，重回世人視域之中。於是，寫本文獻開始與刻本文獻比肩而立，共同組成了中華民族寶貴文化遺產的兩翼。1925年，王國維在題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的演講中講到，近二三十年古器物圖籍有四大發現：
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塚書﹔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此四者之一，已足當孔壁、汲塚所出。
王國維所講的后四大發現，寫本文獻佔了半壁江山。從數量上說，寫本文獻也不遑多讓，據粗略統計，吐魯番文書、敦煌文獻、黑水城文獻總數分別達5萬、7萬、2萬號左右﹔宋元以來契約文書的總數尚無法預估，僅徽州契約文書總數就在50萬件以上﹔明清檔案更是多達2000萬件，數量之豐、方面之廣、內容之富，令人驚嘆。這些寫本文獻，分門別類而言，學界已做過或多或少的研究，但作為整體而言，尚未引起學界足夠重視。事實上，寫本文獻在中華文明傳承中具有重要地位。
寫本文獻是古代文獻傳承中的重要一環。我國傳世的古書，主要以宋以后刻本的面貌呈現。而刻本以前的情況如何，往往不甚了然。其實，唐以前的古籍流傳至今，必然要經過宋代以前一次又一次手抄相傳的過程，寫本是古代文獻傳承中極為重要的一環。這些寫本古籍因其去古不遠，未經后人校改竄亂，更多保存了古書原貌，是古書整理校勘最可寶貴的第一手資料。以前，由於傳世寫本太少，古書傳寫情況不明。現在隨著大批寫本古籍的出現，我們對寫本階段的情況有了較多了解，原先的許多疑難，也因寫本的發現得以解決。居今日而談古籍整理，必須留意古代文獻傳承中寫本文獻這一原本缺失的環節，必須對敦煌吐魯番等文獻中保存的古寫本給予足夠的重視。
寫本文獻保存了大批世無傳本的佚典。寫本文獻中既有傳世古籍較早的抄本，也有大批世無傳本的佚典。如西晉道士王浮撰《老子化胡經》，是反映當時道教與佛教斗爭的重要資料，唐高宗、唐中宗都曾下令禁止，后又列元世祖下令焚毀的《道藏》偽經之首，從此亡佚，而敦煌文獻中卻有該書的6個寫卷，可借以窺知原書的基本面貌。又如晚唐韋庄《秦婦吟》詩，為現存唐詩第一巨制，描繪了黃巢起義驚心動魄的歷史畫面，是當時家喻戶曉、風靡一時的名篇，但不久以后卻突然失傳了，而敦煌文獻中發現了9個《秦婦吟》寫本，其中敦煌金光明寺學仕郎張龜寫本，距韋庄創作此詩僅隔22年。諸如此類，不少久已失傳的古書在敦煌寫本文獻中得到保存，一線孤懸，殊可寶貴。
寫本文獻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了學術史。20世紀初以來，大量寫本文獻的發現，重新改寫了中國古代學術史。胡適指出，“在敦煌的書洞裡，有許多唐、五代、北宋的俗文學作品。從那些僧寺的‘五更轉’、‘十二時’，我們可以知道‘填詞’的來源。從那些‘季布’、‘秋胡’的故事，我們可以知道小說的來源。從那些‘《維摩詰》唱文’，我們可以知道彈詞的來源。”鄭振鐸在談到敦煌變文寫本的學術價值時說：“在‘變文’沒有發現以前，我們簡直不知道：‘平話’怎麼會突然在宋代產生出來？‘諸宮調’的來歷是怎樣的？盛行於明、清二代的寶卷、彈詞及鼓詞，到底是近代的產物呢？還是‘古已有之’的？”自從敦煌寶庫發現了“變文”的一種文體后，一切的疑問，才漸漸得以解決。這個發現使我們對於中國文學史的探討，面目為之一新。胡適、鄭振鐸當年所見僅僅是敦煌寫本的一小部分，涉及的也僅僅是其中的“變文”、“五更轉”、“十二時”等俗文學寫本一類，然而對文學史的研究，這小小的一部分影響就如此之大，那麼，所有敦煌寫本乃至其他寫本文獻的學術價值之巨，恐怕我們怎樣估計都不過分。
寫本文獻真切展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傳世古書大抵是以社會上層人士為中心的，而寫本文獻有大量反映百姓生活的公私文書，如名籍、戶籍、田籍、手實、差科簿等籍帳文書，買賣、佃租、雇佣、借貸、分家等契約文書，律、令、格、式、判集等法令文書，什物歷、入歷、破歷、諸色入破歷算會牒等會計文書，社條、社司轉帖、社歷、社牒狀等社邑文書，慶佛文、行城文、禳災文、滿月文、娘子文、入宅文等齋文、書儀范文，以及告身、信牒、公驗、詔敕、度牒、戒牒、書狀等官私文書，數量浩博，內容包羅萬象﹔其作者多為來自社會底層的經生釋子、信眾社人及仕子學郎等，文化水平不高，所抄文本多系個人自用，大多沒有經過加工改造，原生態，接地氣，真切展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研究中古以來各階層社會文化生活的寶貴資料。
寫本文獻推動了一批新學問的誕生。王國維認為，“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后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寫本文獻的大量發現和刊布，同樣催生了一批新學問，如吐魯番學、敦煌學、徽學、古文書學等等。又如寫本文獻是魏晉以來各種字體積存的大寶庫，是異體俗字的淵藪，推動了俗文字學、近代漢字學等新學問的誕生﹔吐魯番文書，敦煌文獻中的變文、曲子詞、王梵志詩，以及願文、契約等社會經濟文書、宋元契約文書，包含大量方俗語詞，是近代漢語語料的淵藪，孕育並推動了中古漢語、近代漢語、俗語詞研究等一些新興學科的發展。
總之，從東漢至清末，寫本文獻源遠流長，傳承有緒，與刻本文獻比肩，已經並將繼續改寫中國學術文化的歷史。面對巨量寫本文獻，如何正確整理、准確理解並弘揚利用，需要我們揭示並把握古代寫本的特點。事實上，寫本文獻在形制、內容、字詞、校讀符號等諸多方面都與刻本文獻大異其趣，面貌迥殊，很有必要從“版本學”分化出一門獨立的“寫本文獻學”進行研究。誠如方廣锠所言，“從東漢到北宋，寫本的流通期約1100年﹔而從東晉到五代，寫本的盛行期約為700年。遺憾的是，敦煌藏經洞發現之前，中國傳世的宋以前寫本極為稀見，大多深鎖於宮掖，少數秘藏於私家。一般的學人，既難得一睹，亦無從研究”，“后人論古籍，言必稱‘版本’，且唯以‘宋版’為矜貴。寫本研究的缺失，起碼使700年學術文化之依托難明”，“由此，敦煌遺書還將孕育一門新的學問——寫本學，這一學問的產生將對中國中古學術研究的進一步開拓作出貢獻”。可見，學界對創建這門學問充滿了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