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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中國學”是國外學者研究中國問題的統稱。當代中國學的出現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格局的變化密切相關。美國學界據此認為，應加大對非西方國家的研究，從這些國家的文化歷史背景下預測其變化，用跨學科的、綜合的視角觀察把握其未來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區域研究應運而生，並逐漸得到學界承認，誕生了以國別為對象的研究領域。1949年新中國的誕生，大大改變了世界格局，其發展趨勢尤為西方國家所關注。於是，當代中國學興起，給國外的中國研究注入了活力。
在世界格局的巨變中誕生當代中國學
國外當代中國學的發展大致分為兩個時期：一是二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末，二是20世紀80年代至今。
第一個時期，國外當代中國學剛起步，就遭遇了反共的麥卡錫主義的打壓。美國國務院甚至在二戰后成立專門委員會，對許多涉及中國事務和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人進行調查，許多美國的中國學家遭到迫害。如對當代美國中國學的建設有重要奠基作用的歐文-拉鐵摩爾被迫移居英國，被譽為“現代中國學之父”的費正清受到聯邦調查局調查、護照扣留、限制出行。當代中國研究一時陷入低谷，學界更是將中國研究領域視為畏途。
美國學界當時研究當代中國問題運用的是“歷史分析模式”、“現代化比較模式”、“官僚機構分析模式”、“極權主義分析模式”、“比較共產主義模式”和“革命社會分析模式”等。這些模式雖取得不少成果，如費正清的名著《美國與中國》、鮑大可的《共產主義中國的干部、官僚制、政治權利》、史華慈的《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等，但其論點的根基深處總有麥卡錫主義的印記，就連費正清也曾直言不諱地說，其研究是為美國對華政策服務的。
除政治因素影響外，研究條件不足也制約了這一時期國外當代中國學的發展。面對復雜的中國問題，國外學者不僅不能同中國學者展開充分的交流，也沒有進入中國社會的機會，就連必要的資料也很難得到，到了20世紀80年代后，這一狀況才有了徹底改變。
在中國社會的巨變下引發當代中國學熱
在國外當代中國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經濟增長創造了人類社會發展奇跡，引起世界關注。無論西方還是東方，都在用新的眼光、新的視角看待中國、觀察中國。在此背景下，國外當代中國學發展迅速，成為一門受各國學界關注的“顯學”。
20世紀70年代末之前，在西方國家眼裡，中國的一切事務都隱藏在“竹幕”之后，國外學者很難接觸到有關中國社會發展的第一手資料。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和互聯網在中國的普及，使國外學者幾乎可以同步了解中國社會發生的任何事情並進行研究。從僅靠幾份被允許出口的報紙到洞悉整個社會，從霧裡看花般地觀察中國到直面浩如煙海的參考資料，國外的當代中國學成為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后受益最大的學科之一。
“沖擊—回應”是費正清用以解釋中國歷史發展的模式。他將近代中國設定為停滯的社會，認為沒有西方的沖擊，中國就不會改變和進步，這種典型的“西方中心主義”觀點曾長期影響國外的當代中國學。20世紀80年代之后該觀點受到了質疑與挑戰。現在，無論是美國學者還是其他西方國家的學者，都已開始重視站在中國的角度分析中國問題，從而大大提升了其研究成果的客觀性。日本學者小島朋之在其著作《中國學實況》中指出，從世界的角度看，中國是個既普通又特殊的國家，是人口眾多、有數千年文明史的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是它努力奮斗的目標，而且這一目標要在社會主義的框架內實現。隻有將這幾點結合起來，才能理解當代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中國社會的巨變，也使國外學者不得不轉變立場，承認並尊重中國發展的事實，探討“中國道路”的合理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被人稱為堅持“唱衰”中國立場的學者，最近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對中國認識的偏頗，他自嘲地說：“我講的很多東西都是聽別人說的。”
20世紀80年代之前，國外的中國研究主要在大學和專門研究機構中進行，一般大眾給予的關注不多。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在世界事務中地位的提升，各國大學設立與中國有關的課程成為風潮，日本愛知大學甚至設立“現代中國學系”，成為國外大學中第一個以培養當代中國學人才為目的的院系。如今，國外的中國學已向社會各界擴展。近年，各國智庫的加入，使國外當代中國學研究進一步升溫。
如今國外中國研究的熱點，已從歷史的中國轉向現代的中國，從人文科學領域轉向社會科學領域，研究課題廣泛。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變化，都成為國外學者關注的對象，他們正與中國社會同步，觀察著中國的變化，闡述著他們對中國社會變化的看法。2014年，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預測、反腐風暴、國家治理等，成為國外學者使用的高頻詞語。
目前，中國學研究者的文章大受國外各類媒體歡迎，他們提供的有關中國事務的分析，成為各界及政府等咨詢、決策部門的重要參考依據。這是一般學科不能企及的。
在中外文化的互知互鑒中發展國外中國學研究
對國外的中國學熱現象我們應該如何認識呢？
一是它顯示了中國文化與中國社會發展的世界性意義。在中外文化交往中，中國研究早已超越中國的疆域，成為具有世界性意義的學術領域。尤其在中國高速發展的今天，中國的一舉一動都能觸動世界的神經，就是中國文化世界性意義的佐証。英國學者馬丁•雅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俄羅斯學者盧金的《俄國熊看中國龍》、西班牙記者卡德諾和阿羅約的《中國悄悄佔領全世界》，均反映的是外國學者對中國今后走向的分析。這表明，許多外國學者開始認識到，中國的發展關乎世界格局的變化，具有世界性意義。
二是國外中國學成果對我國學術研究及政策制定具有互補和參考性。這一點我們不可小視，更不可忽視，必須給予高度重視。我們還應認識到，國外中國學是國外學人從其特定的視野和角度對中國事務進行的分析，其觀點正確也罷、謬誤也罷，都是客觀存在，對我們全面認識世界和客觀認識自己有重要意義。面對這一研究熱潮的出現，要冷靜分析。哈佛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柯偉林教授指出，中國正處於歷史發展的最佳戰略機遇期，21世紀將是“中國世紀”，但是，“這個世紀裡並不隻有中國”，這句話似有忠告意味。在開展國外中國學研究中，與國外學者進行充分的交流，達到中外文化的互知與互鑒，是這個學科研究的發展方向。
（作者為特約撰稿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