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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與反思海外學界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是近年來國內的學術熱點之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基於全球境遇下比較視野的開拓，需要學術上互通有無、切磋琢磨﹔另一方面也是繼續深化學科發展、探索多元研究理路的內在需求所致。對海外中國學的清理與反思，既有對傳統漢學“東方主義”意識形態的省思和批判，也有對其“西方主義式”的利用和借鑒。當然，終極目標還在於建構一種世界文學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
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起步於20世紀50年代。彼時冷戰思維頗濃，西方學術觀念中也常含二元對立的結構。如普實克和夏志清，盡管兩人都有意就文學的科學性發表見解，圍繞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交換意見，但是他們或者屬意於歷史的關懷，或者懷抱美的追求，你來我往，以為審美意識和家國觀念終難兩全，顯示出言之鑿鑿的科學史觀之下，其實各有無法放下的意識形態偏見。不過，兩位學者的精神遺產，尤其是他們關於抒情與史詩的辯証思考、現代中國感時憂國精神結構的見解，都已成為今日文學研究常談常新的議題，不斷激起后來者的對話興趣。
相比於兩位先驅者在時間流程中提煉文學特質、把握文學走向的宏觀做法，20世紀60年代以來，學者們更關心的是專人專作及其以小見大的功力。某種意義上，他們是在普實克、夏志清劃定的疆域內，踐行著不斷“解域化”和“再域化”的工作，對現代文學有了更具體、切實的把握。例如，米列娜的晚清研究、林培瑞的通俗小說研究、耿德華的淪陷區文學研究等等，從文類到現象，從運動到思潮，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西方有了更細致、系統的討論。更重要的是，由此印証了“五四”典律之外，“現代/文學”其實可以有更廣闊的時空坐標和論述維度。
時至20世紀90年代，隨著各種西方理論的潮漲潮落，以理論介入、干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趨勢也日益明顯。具有代表性的是周蕾的《婦女與中國現代性》。她立定邊緣立場，動用女性主義、后殖民批評以及心理分析等諸多理論，對既往的批評范式發起挑戰，尖銳揭示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西方世界無可避免的西化立場和傾向。面對周蕾如此具有自我批判意味的學術審視，張隆溪也一針見血地指出，其所思所念無非是將“西方理論”與“中國現實”做了截然的劃分。不管學者們的意見如何沖突，不得不承認，西方理論的介入，對於全面理解現代文學，並以跨科際的思路整合現代、界定文學極具啟示意義。比如，傳統的文字文本，在當代理論的推動下，已經開始向城市文本、電影文本乃至情感及文化人類學文本擴展。這無疑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入地反思文字、文學以及文化的關系，並對所謂的“文學性”做出更廣義的理解和觀察。
由海外學界所觸動生發的種種議題，包括文化生產、性別政治、后社會主義，乃至全球歷史、創傷經驗，當然也不斷挑動國內學界對此做出回應。首當其沖的是，海外中國學到底是代表了一種全新的學術訓練，還是一種迥異的學術立場，甚或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這種疑問背后，除了有對海外學界所啟用的研究方法、取材內容、達成結論的懷疑，更有對論述背后所負載的權力結構的推敲。一方面，我們需要認識到海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當然隸屬於悠久的漢學系統，自有一套傳演迭代的范式方法和學術系譜，而且通過隔海遠望的超然姿態來坐言起行，也難免有隔靴搔痒、為學術而學術的傾向。但另一方面，現代文學研究又不妨有自己的學科訴求，在傳統“漢學”、“中國學”之外，必然要推演新的論述空間，尋求新的論証方案。在全球景觀中，學術資源的流動性和互動感不斷加強，許多中國學人游走西方學院，西方學者親臨中國現場，彼此切身發膚的現實體驗，也必然或多或少影響到各自的研究實踐，從而獲得更多的對話機會，開創更大的對話空間。
近十年來，我們一直努力推動國內對海外中國學的關注，著重梳理了海外學界對中國文學研究的歷史與經驗。隻有辯証、歷史地對待和研究海外中國學，才能真正推動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走出去”，也隻有不回避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並作出科學准確的回答，才有可能企達我們所期待的世界文學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
一是理論與材料的紛爭。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理論熱潮下，出現了一種不斷征用各種理論，卻暗含學術利益和知識優越的研究傾向，特別是某些挾洋自重的做法，更是割裂了理論與文本的辯証關系，並以此解構西方和東方之間永恆不變的殖民等級。其實放寬眼量，我們如數家珍的福柯理論、薩義德學說，未必都是放言空論的高頭講義，其根源皆在於有理有據的事實推演和文本解析。換句話說，理論的限度不僅在於是否可以幫助把問題說清道明，更在於作為一種材料，它是否足以激發問題意識的產生和知識脈絡的延伸。
二是所謂的“中國問題”，還是“以中國為問題”。海外學者所辨析的跨語際實踐，未必爭論的是問題的對錯，而是其被創造性利用的可能。杰姆遜關於“中國現代文學乃是大我小我不分的民族寓言”的結論，在研究者看來，當然問題重重，他小看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能動性，以為知識分子只是任由民族家國觀念擺布、裹挾的螺釘。如此極端的推論，無非是對當代美國知識分子一再疏離社會關懷、罔顧道德承擔的反向批評。在杰姆遜那裡，“中國”不是材料和對象，而是一種方法。而反過來觀察這些研究的時候，對海外中國學到底是簡單地視為結論、觀點來吸收，還是以方法視之，不斷加以利用與對話，也值得反復斟酌。
三是中國中心觀，還是多重緣起論。針對傳統漢學西方中心式的論証模式，柯文曾極力主張尋求中國劇情，形塑以中國為中心的觀察。但是，近來的研究也一再揭示，所謂中心，當然有自我想象的維度，背后可能仍有放不下的霸權觀念。西方學者對中國研究如此篤定的判斷和歸類，本身就顯示了某種高人一等、自以為是的姿態。更何況，幾個世紀以來，知識、理念、族群的遷徙從未停止，如何從“周邊看中國”也成為中國形象的關鍵層面。因此，所謂的中心觀、等級觀，必須被更為多元的路徑和視界所解構和取代。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現代文學在英語世界的評價與研究”負責人、蘇州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