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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往歷史中，晚清以來中國與西方關系是中國學人必須認真思考與研究的。從某種意義上講，那是一個“歐風美雨”浸染中國的時段﹔然而，從更長的時空關系來看，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系中，還有一個歐洲百年以中為師、儒學漢風塑造西方人精神世界的時代。隻有從長時段的中西文化關系研究中，我們才能解開東西方文明相互影響、互師互利的歷史真相，而進入這個長時段歷史的關鍵就是：關注1500—1800年間的中西文化交流史，關注西方早期漢學的研究進展。
近20年來，中國學術界對西方早期漢學研究以及中國文化在歐洲早期傳播的研究上取得了長足進展。嚴紹璗先生曾說：“國際中國學（漢學）的基礎性研究，必須以原典性實証方法論，解明中國典籍向世界的傳播，探討這種傳遞的軌跡和方式，並從事收集、整理和研究相關的文獻。失卻了這一基本性功能，所謂對漢學的研究，都是無根之本，無源之水。”對西方早期漢學的研究大體是沿著這樣的學術路向展開的。
20世紀80年代開始，謝方先生所主持的“中外關系史譯叢”拉開了基礎文獻翻譯整理的序幕：利瑪竇的《中國札記》、門多薩的《中華帝國史》、曾德昭的《大中國志》相繼翻譯出版﹔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和大象出版社合作與推動下，一大批16—18世紀歐洲早期漢學原典著作翻譯出版﹔伴隨著澳門回歸祖國，澳門基金會、《文化雜志》等推出了一大批來華傳教士的基礎文獻翻譯與研究著作，“澳門學”由此而生。在這個領域，中外學術界的合作成果不斷推出，隻要讀一下新近出版的《卜彌格文集》，就會知道中國醫學的經典在17—18世紀傳到歐洲的曲折歷程。
回首30年來的學術進步,周發祥主編的“中國古典文學走向世界叢書”、閻宗臨的《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李天鋼的《禮儀之爭：歷史、文獻與意義》、林金水的《利瑪竇與中國》、張國剛的《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計翔祥的《十七世紀中期漢學著作研究》、張西平的《歐洲早期漢學史》、閻國棟的《俄國漢學史》等著作均極大推動了國別漢學研究。在中國文化影響史方面，孟華的《伏爾泰與孔子》、談敏的《法國重農學派學說的中國淵源》、許明龍的《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吳澤霖的《托爾斯泰對中國古典文化思想》、王寧和錢林森的《漢學的重建與世界文明新秩序》等著作琳琅滿目。從中可清楚地看到，當代學者在錢鍾書的《十六世紀—十七世紀英國文學對中國文化的接受》、范存忠的《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陳受頤的《中國文化對十八世紀英國文化的影響》、朱謙之的《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等奠基性著作基礎上，已經邁出了嶄新的步伐。
正是通過這些研究，一個不為大多數學者所關注的嶄新領域展現在中國學術界面前，在那個時代，中國文化影響西方思想進程，傳教士漢學與歐洲啟蒙思想互動。傳教士漢學——這個看似在基督宗教外衣下發展起來的學術催生了歐洲東方學一個新的學科——西方專業漢學。可以說，海外漢學研究是近30年來中國學術界最為活躍的學術領域之一。如果從更為廣闊的歷史來看西方早期漢學研究，它所包含的思想文化意義就會進一步呈現出來。
第一，這段歷史大大豐富了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由於來華傳教士記載了大量關於中國歷史的重要文獻，這些原本是傳教史研究的史料，同時也成為中國近代史的重要史料。在這個意義上，“西方語言中國史料學”或“中學西書”的梳理與整理就成為學術界必須做的基礎性工作。“西方語言的中國文獻學”或“中學西書”包括：凡是用西方文字出版的關於中國的書籍、藏於西方檔案館尚未出版的關於中國的檔案、手稿、資料。盡管這些年我們有了一些進步，但還只是剛剛開始。
第二，我們可以初步摸清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翻譯傳播到西方的歷程。中國古代文化經典被翻譯成西方語言始於明萬歷年間耶穌會入華。意大利來華傳教士羅明堅第一個把儒家經典《大學》的一個段落譯成拉丁文，並在歐洲發表。利瑪竇確立了對中國文化的“適應”政策后，耶穌會傳教士一直把翻譯中國典籍作為其重要的任務。在此期間，耶穌會士翻譯中國經典的最高成就是捷克來華傳教士衛方濟，他的“中華帝國之經典”已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孝經》、《小學》全部譯成拉丁文。在耶穌會時期，《易經》、《詩經》、《春秋》、《尚書》的主要內容也都先后被翻譯成歐洲文字，特別是《易經》當時已經有了多種譯本。
1840年后基督新教入華，其間出現了一些優秀的傳教士漢學家。理雅各是近代以來在西方漢學史上對中國經典翻譯作出重大貢獻的西方人，他和中國文人王韜合作先后翻譯出版了《論語》、《大學》、《書經》、《孝經》等名著，這些譯本至今仍是當代學者從事翻譯中國經典的重要參考文獻。德國傳教士衛禮賢在華期間也翻譯了《論語》、《老子》、《列子》等大量中國典籍，特別是他在晚清遺老勞乃宣幫助下，對《易經》的翻譯取得了很高成就。西方專業漢學家后來對《五經》也有一系列的譯本。以《詩經》為例，英國漢學家阿瑟•韋理的英譯本、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英譯本，都具有較高學術價值。了解這段歷史對於我們從事今天的中國典籍翻譯十分重要。
第三，走出西方中心主義，在文明互鑒的史觀下重新理解中國文化的當代意義。歐洲人在19世紀以后逐步佔據了世界領導地位，由此，他們不再講述自身文化形成中對異文化的學習。實際上西方文化稱雄一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外部文化的吸收與學習。文藝復興的火炬是被阿拉伯文化點燃，啟蒙運動是對中國文化的學習。隻要讀一讀萊布尼茨對中國文化的論述，看一看伏爾泰《風俗論》中對世界史的安排，就可以看出那時歐洲人對待其他文化的謙和態度。但強大后的歐洲忘記了這些，開始編造一些神話，把本來屬於地方性的知識和思想說成全人類都應該遵守的“普世價值”。最典型的莫過於馬克斯•韋伯的一些論述。不可否認，西方人在現代化進程中為整個人類貢獻了很多智慧和思想財富，但西方文化不是一個自我成聖的文化，把自己神聖化既不符合歷史規律，同時也丟掉了西方最寶貴的文化遺產。
百年煙雲，滄海一粟。今天，19世紀以來的世界文化與政治版圖將會被重新改寫，伴隨著中國的崛起，東西方文明將重新回到平等對話的起點上。回顧近400年中西思想交流的歷程，我們應從整體上對中西關系作出新的說明。在這個意義上看，對西方早期漢學的研究，不僅可以加強我們對西方近代以來思想文化的實際演進歷程的認識，也可以走出長期困擾我們的“現代與傳統、東方與西方”二元對峙的思維困境，同時我們可在一個更廣闊的歷史空間中重新思考中國傳統文化與東方文明的歷史價值和現實價值。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梵蒂岡藏明清天主教文獻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