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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出土簡帛文獻與古代中國哲學新發現綜合研究”首席專家、北京大學教授
記得帕斯卡爾曾經說過，思想形成人的偉大。我想說的是，思想也形成民族的偉大。在思想中，哲學和形而上學是其中深奧的部分，它們深深地承載著歷史的記憶和民族的命運，難怪黑格爾會這樣說：“一個有文化的民族竟沒有形而上學就像一座廟，其他各方面都裝飾得富麗堂皇，卻沒有至聖的神那樣。”有人說，中國隻有思想，沒有哲學﹔也有人說，中國隻有哲學，沒有形而上學。這些說法都是似是而非之言。一點都不夸張地講，中國不僅有思想，也有哲學﹔不僅有哲學，也有形而上學。早在中國“軸心時代”的百家子學中，思想、哲學和形而上學的偉大時代就被開創。傳世的那個時代的子學經典，與新出土的簡帛文獻中的思想和哲學文本，相互輝映，共同見証了這一傳統的古老，也見証了它的多樣性。
以宇宙觀、形而上學為例，新出土文獻不僅証實了道家是它的主要創建者，而且也証實了它有著多樣性的形態。就目前掌握的文獻來看，殷周時期人們對宇宙和萬物的解釋主要是宗教性的。在從“三代”大傳統到東周新世界觀的突破中，有兩個思想范式的轉變具有革命性，一個是從“三代”宗教到儒家的人文主義的興起﹔另一個是從“三代”宗教到道家的自然主義的興起。不同於古希臘的“哲學突破”先是從“自然哲學”開始，然后再轉到人類的自我意識上，中國的這兩種突破幾乎是同時發生的，並且是在思想的多元競爭中展開的。
相對來說，對儒家人文主義的興起人們沒有大的疑問，但對於道家自然主義這一革命性轉變的開端則疑問重重。這主要是由於道家早期文獻不足且又被過度懷疑造成的。如海內外一些學者把《老子》這部書看成是《庄子》之后甚至是秦漢時期的產物，認為古代中國的宇宙生成論出現得很晚，甚至到了漢代的《淮南子》才有了它的典型形態。現在看來，這更是一種不實之論。戰國（中期前后-墓葬年代）簡《老子》（我推測是“部分陪葬本”）的發現，不僅証實了這一經典的早出，也証實了它早已創立了形而上學的最高符號“道”。如其中就有非常重要的第25章：“有狀混成，先天地生，寂寥，獨立不改，可以為天下母。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國中有四大焉，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三代”大傳統的超自然之“帝”和“天”被老子設立的形而上學之“道”所取代。
從新出土的帛書《道原》（屬於《黃帝四經》）、郭店簡《太一生水》、上博簡《恆先》和《凡物流形》等千古佚文可知，在諸子學中，道家學派對宇宙和萬物的起源、根源、根本更有興趣和好奇心，他們是宇宙這部“天書”的最熱心的窺視者，因此，他們就成為中國的宇宙觀和形而上學的最初奠定者。他們對宇宙生成提出的解釋，對宇宙和萬物秩序給予的說明，都是立足於本根性的“道”和“一”。結合傳世文獻，《庄子》一書發展了老子的“道”觀念，特別是它還提出了“氣化”的自然觀。《管子》“四篇”對“道”和“德”的解釋、《韓非子·解老》把“道”和“理”結合起來等，同樣也發展了道家的宇宙觀和形而上學。
以上所說只是簡帛思想記憶的一個側面。整體而言，根據簡帛思想記憶，再加上傳世文獻記憶，中國古代早期思想和哲學的豐富性不言而喻。這一時期作為中國的“軸心時代”，它是極具活力和原創性的時代，是思想文化競相迸放的時代，是人們抱持強烈的好奇心和勇於探索的時代，是人們敢於擔當並紛紛為時代課題尋找答案的時代。
中國的“軸心時代”不僅為我們重新認識中國古代文明的典范性、為世界不同文明之間展開對話帶來了活力，也為當代中國思想和文化的新開展提供了無限的精神資源和營養。現在，中國正在實現新的復興，它在經濟和技術方面已經表現出一些明顯的趨勢，但我們還沒有建立起影響世界的現代思想和文化體系。未來的中國不僅要成為世界經濟和科技的大國，而且還要成為世界文化大國，就像在歷史上的“軸心時代”那樣，重新燃起思想和文化創造的火炬。
首先，我們要在傳承傳統與回答當代中國課題之間建立一種持久的良性互動。我們仍然會不時遇到將傳統與現代對立起來的單向度立場。原則而論，思想和文化的創造總是對時代狀況和問題的一種深度思考和認知的產物，這種境況和問題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與此同時，思想文化的創造又總是在對傳統的高級性批判（而不是簡單性的否定）中展開的。通過這種批判能夠過濾掉那些已經過時的東西，而將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東西變成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其次，我們要在自身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建立一種持久的良性互動，真正克服將自身文化認同與攝取外來文化對立起來的立場和做法。如果說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創造總是對自身思想文化主體性的建設，那麼吸取外來的思想和文化就像一個人汲取不同的營養那樣總是有益的。在全球化時代，人類不同的國家和族群、不同的傳統已高度聯系在一起，把自己封閉和孤立起來的想法既不現實，也不可取。我們既要避免自我中心主義，又要抵制形形色色的文化帝國主義﹔既要善於從他者中獲得啟示，以相互補充，又要善於從多樣性中尋找共識，以獲得人類的一些基本價值。
再次，我們要在充分運用自己的理智與相互之間的思想競爭和批評之間建立一種持久的良性互動。思想文化的創新客觀上要求當代中國學人，有敢於充分運用自己理智的勇氣，有建立思想和學派的勇氣，有自立於世界思想和文化之林的勇氣。事實上，我們還缺乏這些勇氣，我們還沒有充分做好這方面的思想准備。與此同時，我們要建立一種思想文化自由競爭的空間和相互之間真誠展開對話與批評的氛圍。隻要是創造性的東西，就是具有生命力的東西，也是能夠經受住歷史和時間檢驗的東西，當然也是能夠經受住真誠學術批評的東西。在漢語知識界和思想文化界，我們尤其需要培養這種批評精神。
最后，我們要在關懷社會、關懷現實與耐心的沉思和不懈的探索之間建立一種持久的良性互動。任何思想和文化的創新既是對社會和現實真正關心的結果，又是一種生命的學問，是高度專一和專注的結果。當前，有兩個消極因素影響思想文化的創新，一是大量的社會誘惑一定程度上腐蝕著人們的心靈，一是部分學者脫離社會現實而沉溺於足不出戶的“純學術”。這都是思想文化創新的嚴重桎梏，其有效的破解之道是在現實與思想文化之間建立起良性互動關系。
總之，“軸心時代”的中國思想文化創造是世界性的典范，不斷地凝視與回顧這一典范，並從中汲取精神和力量，我們就能迎來當代中國思想和文化的新開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