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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台灣文學‘人間派’研究”負責人、廈門大學教授
台灣文學“人間派”（亦稱“左翼鄉土文學”）萌發於20世紀60年代的《筆匯》、《文學季刊》，成型於70年代的《文季》、《夏潮》等，得名於80年代中、后期的《人間》雜志，至1998年出刊《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以來極具戰斗性。全面梳理堪稱真正“台灣文學精神”代表“人間派”的發展脈絡，深入總結其思想成果和創作經驗，對豐富中國文學寶庫實為必要。
思想與創作：“人間派”領軍人物陳映真
左翼統派作家陳映真，是“人間派”當之無愧的旗幟人物。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特定語境中，其出手不凡的早期創作呈現出“孤獨的反抗”，對台灣文壇模仿西方、逃避現實、缺乏思考力和批判性的現代主義文學持檢省和批判的態度。60年代中期后，他所撰寫的《將軍族》、《六月裡的玫瑰》等小說，觸及了當時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思潮中的許多敏感問題。1975年后，他投入鄉土文學論戰，並撰寫了《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揭露西方資本主義跨國公司在台灣地區的新殖民主義行徑。80年代初、中期，撰寫的《山路》、《鈴鐺花》、《趙南棟》等小說，涉筆50年代台灣地區國民黨的“白色恐怖”。2000年前后創作的《歸鄉》、《夜霧》、《忠孝公園》等小說更以悲憫情懷呈現特定時代人物的復雜人生和人性。
無疑，陳映真站立於中國台灣最優秀小說家之列。他不僅具備小說創作才情，更擁有豐厚的思想。在他看來，缺乏思想視野而創作，是不可思議的。陳映真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思想上的敏銳批判性，這從他在台灣文壇創造的多個“第一”就可見一斑：1965年，“第一個”撰文明確批評台灣現代主義文學脫離現實、盲目模仿西方的“亞流”性格和“思考上和知性上的貧弱症”﹔1968年，在《文學季刊》發表《日本軍閥的陰魂未散——評〈日本最長的一日〉》，“第一個”揭示了戰后日本篡改歷史、掩蓋戰爭罪責、為軍國主義招魂的思想動向﹔1977年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中，“第一個”將“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學”概念引入台灣文壇，對葉石濤的某些觀點和概念中的曖昧含義發出疑問，警惕其中隱藏的分離主義傾向和苗頭﹔1981年，在《苦悶的台灣文學》一文中，針對張良澤為了建構“台灣人”不同於“中國人”的獨特性，並以所謂“三腳仔”精神解說整個台灣文學的謬論加以嚴厲駁斥，打響了台灣文壇正式批判“文化台獨”思潮的“第一槍”……這種建立在對現實密切關注下的敏銳性，觸動陳映真總能很快、甚至超前地感應台灣社會變動的現實脈搏，始終走在時代發展的前端，道人之所未道，引領台灣社會話題，批判台灣地區出現的錯誤思想和傾向。這無疑是陳映真對台灣文學和台灣社會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人間派”的煉成：陳映真的前輩、戰友和后繼者
當然，陳映真並非文壇“孤鳥”。從前輩作家楊逵、鐘理和、姚一葦那裡，陳映真吮吸了豐富的精神和藝術滋養。楊逵的抗日小說以“民族”和“階級”雙重視角書寫台灣，而在台灣光復初期又汲取魯迅的現實主義“戰斗”精神批判腐敗官僚統治，寫出《和平宣言》呼吁兩岸文化人的率先團結，其精神品格、思想創作都成為陳映真效法的楷模。鐘理和雖然僅是“素朴”的寫實主義者，但其充滿“美的愉悅”的台灣鄉土作品，曾讓甫入文壇的陳映真心儀不已，並對比出當時充斥文壇的“文界官僚”和“富有貴族階級”文學之“丑”。姚一葦則在“寒冷、恐懼和令人窒息的苦悶”年代，以無法暢所欲言的方式，向陳映真傳送著“諄諄然、藹藹然的安慰和鼓勵”，被陳映真深情地稱為“暗夜中的掌燈者”。
黃春明、白先勇、劉大任、唐文標等是與陳映真同時代作家，也是陳映真的文友乃至戰友，有的大體上與陳映真志同道合，如黃春明、唐文標﹔有的與陳映真在文學觀念上有所區別，卻能“不同而和”，如白先勇﹔有的與陳映真關系曾有曲折起伏，后來卻因共同的左翼理念而再度趨和，如劉大任。黃春明早期小說帶有現代主義色彩，稍后致力於描寫社會轉型時期的台灣鄉土世界，70年代轉向民族主義立場的反“新殖民”敘事，表達台灣人民由於美日新殖民主義入侵而經濟受益、精神受虐的主題，80年代后則走向歷史文化視角的鄉土書寫，其創作顯示了與大陸現代鄉土文學傳統的密切關聯。陳映真視“為誰而寫”、“寫什麼”最重要，白先勇卻將“怎麼寫”擺在首位，但文學觀念上的差異並不影響這兩位當代台灣最優秀小說家的相互尊重和肯定。“保釣”大將劉大任從早期的現代主義創作到“保釣”前后的思想左轉，再到80年代的傾向“新自由主義”，新世紀以來則重新向左翼回旋，其思想曲折和文學發言均極具意義。唐文標早年熱衷於現代詩創作，受“保釣運動”洗禮，70年代初對台灣現代派詩展開猛烈批評，成為“現代詩論戰”的主角。上述作家的思想和創作，亦代表著當代台灣文學的厚重部分。
年輕一代的繼起顯示了“人間派”的生命力。文學評論家呂正惠借鑒盧卡契現實主義理論而將“現實主義”在台灣具體化。報導文學作家藍博洲挖掘和書寫20世紀50年代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統治史，塑造懷抱理想，勇於為民眾福祉奮斗、獻身的左翼進步人士形象。農民詩人詹澈的詩藝從“敘情”到“感悟”的演變具有豐厚的中華文化傳統底蘊﹔《人間》報導文學作家關曉榮、鐘喬較好傳承了始自楊逵的台灣左翼報導文學的理論和創作經驗﹔“台社”知識群體近年來通過閱讀陳映真使西方“新左派”理論得以連接台灣地區的社會現實，從而推動左翼思潮上升。年輕世代的接續努力是台灣左翼鄉土文學永葆其介入社會、介入現實能力的關鍵。
“人間派”與“台獨”思潮的斗爭
近些年來，“台獨”言論泛濫於台灣高校講台、傳媒。“人間派”在台灣文壇毅然扛起“反台獨”大旗並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斗爭。其中有幾個大回合的斗爭：一是有關“台灣民族論”和“本土化”問題的論爭，包括以“第三世界文學論”對抗“台灣本土文學論”﹔批判“台灣民族”論，指出陳芳明等建構“台灣民族主義”以對抗“中華民族主義”的荒謬﹔以及1995年由陳昭瑛發起，得到陳映真、王曉波等支持，批判“獨派”學者將“本土化”從以“中國”對抗“日本”、“西方”扭曲為以“台灣”對抗“中國”的異化行徑。二是對於“皇民文學合理論”的批駁，針對張良澤、葉石濤等美化、正當化“皇民文學”的言說，陳映真、呂正惠、曾健民等紛紛撰文，揭示皇民文學“精神的荒廢”本質，並指出其作為戰后未經認真清理的日本殖民統治的精神遺毒，仍對當今產生影響。三是對陳芳明、藤井省三等的“台灣新文學史觀”的深入批判，並鮮明地指出陳芳明的“戰后再殖民”論，實際上是將戰后中國政府合情、合理、合法收復台灣的行為，視為對台灣進行再殖民的“台獨”史觀的文學翻版。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人間派”積累了豐富的理論、創作成果和經驗，作為台灣文學最有價值的部分，以其審讀台灣社會、文化、思想變遷的獨特視角，涵納於中華民族文學發展的歷史洪流之中。經過對它的梳理和研究，不僅可以豐富中國文學的整體經驗，還將延展整個中國文學的思想邊界。“人間派”高舉愛國主義、現實主義旗幟，堅持革命理想，其創作成果和精神風骨，對於海峽兩岸人民特別是青少年具有教育意義。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台灣文學‘人間派’研究”負責人、廈門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