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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中之:中國慈善倫理的文化血脈及當代價值

2014年10月22日16:56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國家社科基金專刊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慈善倫理的文化血脈與價值導向研究”負責人、上海師范大學教授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慈善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慈善事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慈善倫理研究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方面獲得了新的發展契機。社會生活拷問慈善倫理:面對地震、洪水等嚴重自然災害時,如何喚醒人們的良知和增強社會責任感,筑起抗震救災的“鋼鐵長城”?在社會貧富差距逐漸被拉大的情況下,如何發揮好慈善關心困難群體的作用?近些年來,一系列以慈善為中心內容的重大熱點事件,在社會中產生了廣泛影響。在肯定慈善事業對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作用時,迫切需要解決如何讓倫理之光照耀慈善發展道路問題。要深入、全面地研究當代中國的慈善倫理,首先必須追根溯源,揭示慈善倫理背后的文化血脈。

慈善是人類良知的重要體現方式,指對人關懷且富有同情心,仁慈而善良。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上,盡管王朝更替,但濟貧賑災、醫療救助、養老扶幼等慈善行為並無中斷。

慈善倫理是在一定的民族的文化傳統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民族文化發展的積澱物。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的“仁愛說”和“性善論”是儒家慈善倫理的兩大理論基礎,對中國慈善倫理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孔子是儒家的創始人,他的學說以“仁”為核心,主張“仁者愛人”。但他的仁愛,首先是“愛親”,即把基於血緣關系的親子之愛置於仁愛的首位,然后才是“泛愛眾”。孟子繼承和豐富了孔子的“仁愛”思想,將推己及人的實踐途徑具體化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並在人際關系上倡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道德風尚。他認為“仁愛”源於人性中的“惻隱之心”,而“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所謂“惻隱之心”就是同情心、憐憫心,正是在其驅動下,人們將慈善訴諸行動。儒家的“仁愛說”和“性善論”無疑成為儒家慈善倫理的理論基礎和應有之義。

除了儒家的慈善倫理思想外,中國古代道家和佛家的慈善倫理思想在古代社會生活中也有廣泛影響。道家的“積功累德、慈心於物”是其慈善倫理思想的精練表達。道家認為“損有余而補不足”是天道,信徒應施舍多余財物以濟貧扶困。道家主張每個人都要有“濟世度人”的社會責任感,強調在社會生活中,每個人都應遵守社會的公共准則,友善地對待他人,在人與人之間要實行互助互愛。提倡“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有財物的人應當“周窮救急”、“有財相通”。而佛家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報應論為理論基礎,主張悲憫眾生、提倡布恩施惠。

中國慈善倫理思想有著深遠的文化血脈,內容是豐富的,既有以仁義為基礎的儒家慈善倫理思想,又有以慈善積德為核心的道家慈善倫理和以慈悲為善為宗旨的佛家倫理思想。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到宋代以后,儒、道、佛通過調和、會通、融合、吸收等辦法,相互認同,合流已是主要傾向,三家的慈善倫理思想形成了更多的共識。

慈善倫理的狀況是社會文明發展程度的標志,反映了一定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面貌,凸顯的是社會成員在財富觀和人生觀上的價值取向以及社會道德風尚。

市場經濟帶來了利益分化,每個社會成員的利益訴求和價值願望不盡相同,價值取向的多元是不爭的事實。中國慈善倫理在走向現代文明的過程中,要立足於中國的國情,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導向,建立當代中國慈善倫理規范體系。這一規范體系必須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才能為社會成員所認同、接受和踐行。同時也應當看到,傳統文化中的慈善倫理與現代社會的慈善倫理觀念有著不少差別,必須吸收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在慈善倫理規范體系中注入法治的理念、平等的精神。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慈善倫理規范體系的靈魂。在當代中國慈善倫理規范體系中,必須包括自願奉獻原則、平等互尊原則、誠實守信原則。這三大原則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特別是其中文明、自由、平等、誠信、友善的直接體現。自願奉獻原則體現了慈善的倫理本質,是慈善倫理規范體系的首要原則。人是自由和自主的,慈善捐贈、捐助是個人自由和自主選擇的結果,是自願的而非外在強制的。當代慈善倫理倡導奉獻精神,但堅持理想性和現實性的統一,包容慈善動機的多元。在施助者和受助者之間,應該倡導人格平等、互相尊重。特別是施助者作為強勢的一方,更要尊重弱勢的受助者。中國慈善事業要大發展,培育大量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慈善組織是關鍵,要努力提高中國慈善組織的公信力,改善慈善組織的道德形象。

當代中國慈善倫理規范體系的建設迫切需要制度的安排、法律的支持。由於中國現代慈善倫理的理念和運作與發達國家還有不少差距,特別是有關慈善事業的法律建設比較薄弱,因此必須大力加強和完善慈善的法律建設。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使當今世界進入了“大數據”時代。應通過信息技術,使慈善事業的運作透明化,從而提高慈善組織的公信力。法治是建立在客觀事實基礎上的,也需要大量的信息和數據作支撐。總之,當代中國慈善倫理規范體系的建設與法治建設、信息技術建設是合為一體的。

(責編:趙晶、程宏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