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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關涉國家安全、社會安全與人的安全的“不定時炸彈”、“非常規災害”和“非常規戰爭”的存在，凸顯了檢驗檢疫在國家公共安全體系和國家安全治理能力建設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從非傳統安全的角度來看，檢驗檢疫具有“技防性”、“災防性”和“國防性”的安全職能，其職能發揮具有“全空間”“整體性”、“多變量”“交織性”、量值的“強弱性”、因時而變的“動態性”等特征。在未來發展中，檢驗檢疫需要確立“前伸”、“內延”、“中轉”、“外聯”以及加強“應急”與“反恐”的總體思路，拓展與實現“場域安全”維護職能。【關鍵詞】檢驗檢疫 公共安全 非傳統安全 場域安全
【中圖分類號】 X4 【文獻標識碼】A
世紀之交以來，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凸顯使得人們在重視“國家安全”的同時，越來越重視“人的安全”與“社會安全”，尤其是政府在深化改革中不斷把涉及民生的安全問題納入政治議題，以求為打造“平安中國”提供良善的公共秩序與良好的公共服務。“出入境檢驗檢疫”（以下稱“檢驗檢疫”）的安全職能既關涉國家安全，又關涉社會安全與人的安全，是國家公共安全體系中不可或缺、不可分割、不可輕視的重要部分。當前，我國正處於深化改革、重新思考和建構公共安全體系之際，考察與反思檢驗檢疫的公共安全維護職能，不僅關乎民生，而且關乎國運﹔不僅關乎中國，而且關乎世界。
“不定時炸彈”與檢驗檢疫的“技防性”安全職能
公共安全是指人在公共活動領域中生命、健康、財產的災險防控與環境保護。社會公共安全狀態“是社會群體和個體從事正常生產、生活和工作的必要秩序狀態，是不特定多數人生命財產維持安全的狀態”。①公共安全產品的提供者主要是政府。從“空間邏輯”上來區分，一國公共安全體系主要包括軍事性的“國防”、非軍事性的“境防”②和國內公共安全的廣義性“災防”，即包括指向對外的抵御主權受侵犯的“國防安全”（含邊防安全），指向邊境出入境口岸（或稱國境口岸）非軍事性執法的“境防安全”（或稱口岸公共安全），指向國內公共安全維護的廣義性“災防”（有“民防/人防”、“消防”、“交防”、“社防”、“技防”、“物防”、“安防”及其他具體的“災害防護”等）三大部分。
出入境口岸執法的“境防安全”，亦稱“國門安全”，是國家公共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相關的公共部門眾多，如武警、公安、海關、質量監督檢驗檢疫以及交通運輸的“海事安全”部門，衛生的“藥品管理”部門，等等。口岸公共安全的維護內容繁多、因時而變，有時需要跨部門、多部門聯合執法。口岸公共安全管理中的出入境檢驗檢疫，是依法行使國家職權、體現國家主權的特定部門，其職能是“依照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和國際慣例等要求，對出入境的貨物、交通運輸工具、人員進行檢驗檢疫、認証及簽發官方檢驗檢疫証明等監督管理”。③截至2012年6月，全國共有一類口岸285個，其中空港口岸63個、公路口岸64個、河海口岸139個、鐵路口岸19個、開展有旅檢業務口岸190個，建有動植物現場檢疫通道749個。④“檢驗檢疫”是一個涉及主權與人權、關聯國際與國內的“口岸公共安全”的專用詞，它源起於人類生產力提升后的商業往來與國際交往的不斷擴大，形成於人與疾病、災害的斗爭中，因而檢驗檢疫所涉及的安全，是各國普遍認同的一種跨越國界的安全，體現了主權的安全，是保障人的生命健康與社會發展的安全，具有“全方位”、“多向度”、“長時效”的性質。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⑤成立10年來，全國檢驗檢疫業務量增長就超過4倍，可見社會發展對檢驗檢疫的需求十分迫切。
2014年1月8日，《人民日報》刊登的一篇關於兒童玩具被召回的報道稱，“我國每年有超過20萬14歲以下兒童因意外傷害死亡，致傷致殘的兒童數量更為龐大，其中兒童玩具及用品等導致的意外傷害約佔5%左右”，⑥為此，國家質檢總局啟動“召回程序”。這些玩具可能出現小零件脫落、邊緣銳利、機械強度不足、重金屬超標、電池爆炸等問題，或者用於包裝玩具的塑料包裝袋、剛性材料上的圓孔厚度、動態耐久性測試、危險夾縫等方面存在安全隱患，因而被稱之為“不定時炸彈”。2013年我國共實施了103次玩具召回，其中主動召回72次，責令召回31次，涉及缺陷玩具產品近6萬件。⑦除了兒童玩具，許多質量不合格的商品都可以成為對人的安全產生威脅的“不定時炸彈”。
眾所周知，“炸彈”和“定時炸彈”是傳統軍事武器中的一種，用於戰爭或者特定的敵對性破壞活動。如今對一切內含質量問題的、對人有著傷害風險、甚至已經危及眾人的產品統稱為“不定時炸彈”，不僅簡單、易解，而且透視出一種人們對“安全”的“非傳統”解讀，即“安全問題”從國家的領土是否被入侵、國家的政權是否被顛覆，轉向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危險與威脅。對商品質量問題是“不定時炸彈”的解讀正是表達出了“非傳統安全的問題意識”在人們腦海中的強化，也體現了與質量相關的日常生活性的“人的安全”與“社會安全”問題越來越受到政府和民眾重視。隨著中國打開國門走向世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貿易體和第一貿易大國，各種與人的安全和社會安全直接相關的“不定時炸彈”種類品名繁多，這些“不定時炸彈”除了與各類出入境的工業產品、醫用藥品、生活用品及食品相關，還與動植物、人體攜帶的病菌的傳入傳出以及各類生物產品的引入、進入或侵入等相關。為了把好公共安全關，“檢驗檢疫”就成為了國家公共安全體系中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
從非傳統安全的視角分析，檢驗檢疫所涉及的安全事項與職能首先具有“技術性”⑧的特征，同時還具有“涉災性”、“涉外性”特征，這些特征反映了非傳統安全的廣義性內涵，而“正是非傳統安全作為一種‘廣義安全’，凸顯了全球安全、國家安全、社會安全、人的安全的相互之間的關聯性與轉換性”。⑨因此，檢驗檢疫的安全職能除了日常的技術性檢測與口岸公共安全的維護外，還特別需要考慮與之相關的“非常規災害”與“非常規戰爭”對國家安全、社會安全與人的安全可能產生的危害與影響。
“非常規災害”與檢驗檢疫的“災防性”安全職能
“人類對‘非軍事威脅’及其危害的關注，是非傳統安全認知的邏輯起點。”⑩歷史上，非常規災害（或稱非戰爭災害）曾多次打擊人類。曾幾何時，“黑死病”伴隨著入侵者的鐵蹄肆虐黑海之濱，改寫歐洲歷史﹔野兔隨著歐洲的殖民擴張在澳洲草原上迅猛繁殖，形成生態災害。有害生物入侵，疫病瘋狂蔓延，此類非戰爭威脅早已有之，然而隨著全球化帶來的世界性人口流動與要素傳播，這些不確定的非戰爭侵害逐漸以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方式顯露，以其從未有過的破壞力接連帶來意想不到的跨國家、跨區域甚至全球性災難。目前，我國與檢驗檢疫直接相關聯的“非常規災害”威脅可概括為七大類：
外來生物入侵威脅。外來生物入侵是指非本地生物（植物、動物和微生物）以各種（自然或人為、有意與無意）方式進入，造成本地生態系統、人類健康、物種危害的現象。目前，我國確認已有544種入侵的外來生物，其中大面積發生、危害嚴重的有100多種，全球100種最具威脅的外來物種中，入侵中國的就有50多種，幾乎所有生態系統均遭受入侵。據農業部的初步統計，外來入侵生物中危害最嚴重的有11種，這11種外來入侵物種每年給我國造成大約600億元的損失。11危險性外來有害生物在造成生態退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引起土著物種尤其是珍稀瀕危物種消失和滅絕的同時，還嚴重影響國際貿易、人畜健康與社會安定。
傳染病傳播威脅。烈性傳染病從來就像惡魔，會對人類生命健康造成巨大危害，國境衛生檢疫針對的正是傳染病跨境傳播。“檢疫”一詞源於14世紀意大利人為了與鼠疫作斗爭而創設的制度。15世紀末以來，歐洲興起大航海高潮，衛生檢疫受到各國重視。年復一年，人類共同攜手逐步戰勝各種瘟疫。1985年6月4日，北京在出入境衛生檢疫時發現從美國傳入我國的首例艾滋病人，此后，艾滋病逐漸成為了我國一大病害。2003年的SARS危機曾造成個別城市人人自危。近年來，我國一些大型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還報告了一些新的病毒病菌，如新型冠狀病毒、各類肝炎病毒等，它們構成了威脅公共衛生安全的新陰影。
食品安全威脅。全球氣候變化、環境污染、微生物污染、新型食品生產技術開發、世界性快速食品配送系統應用、國際性人流物流增加、食品產品的貿易手段變化與貿易往來增多等，均帶來了跨國性食品安全事故發生率的上升。食品安全事故，因其早期的隱匿性、分布的散發性、源起的突發性、暴發的群發性、后果的嚴重性和影響的恐慌性，12成為了國家公共安全維護的一大重點。
轉基因產品威脅。轉基因產品問題比較復雜，贊同者與反對者13 對峙多年。美國是轉基因產品最大的輸出國。歐盟曾強烈抑制轉基因產品的進入，而后要求任何轉基因產品進入歐盟須作出特別標明。俄羅斯因不放棄對轉基因產品的抵制等原因而一直未能加入WTO。中國政府在積極推進轉基因生物技術研究的同時，亦高度重視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
核幅射威脅。日本福島核電站發生泄漏以后，我國的檢驗檢疫部門加強了對來自日本貨物的核幅射檢測，以保障國門安全。例如，自福島核泄漏污染事故發生至2012年8月，僅寧波口岸就陸續有多起、總數為8000多噸的環保項目不合格進口廢物原料被擋在國門之外。與此相應，中國各機場口岸均啟動了核輻射監測設備。
貿易壁壘造成的經濟安全威脅。技術性貿易壁壘以國家和地區的技術法規、協議、標准和認証體系等形式出現，包括了科學技術、衛生、檢疫、安全、環保、產品質量和認証等諸多技術性指標體系。2012年，我國有23.9%的出口企業受到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不同程度的影響，導致我國全年出口貿易直接損失685億美元，比2011年增加62.4億美元。14
污染物造成的公共安全威脅。產品在生產、加工、運輸等一系列環節中易受到污染或有毒有害物質的侵襲。2011年我國收到出口國家或地區的食品不合格通報的原因共涉及16大類，其中農獸殘、微生物、食品添加劑等安全衛生項目佔到69.53%。另外，舊電子物料、二手服裝、工業及放射性廢料等“洋垃圾”回收少、填埋多，給我國的大氣、土壤等生態環境帶來難以修復的破壞。
總之，對於防御和應對上述種種“非常規災害”，檢驗檢疫有著極其重要的體現“災防性”的安全維護職能。近十年來，我國檢驗檢疫部門累計截獲各類動植物有害生物4000多種、200多萬次，成功阻擊瘋牛病、非洲豬瘟、地中海實蠅等重大動植物疫病疫情傳入。15 2013年，全國檢驗檢疫系統共截獲有害生物4716種、61.02萬次，同比分別增長8.89%和5.32%。其中，檢疫性有害生物320種、5.37萬次，同比分別增長12.68%和5.5%。各口岸共從旅客攜帶物、郵寄物中截獲各類禁止進境的動植物及其產品412717批次，發現有害生物39351批次，同比分別增長15.56%和25.25%。2013年全年僅從郵寄物中截獲的各類禁止進境的動植物及其產品就多達15994批次，發現有害生物1533批次，同比分別增長36.68%和12.14%。16
“非常規戰爭”與檢驗檢疫的“國防性”安全職能
非傳統安全威脅引發的“戰爭”是一種“非常規戰爭”，根本特點是使用“非致命武器”，其不僅使戰爭簡便、隨意、可行，而且給受攻擊國帶來深重的生態環境破壞與各類人道主義災難。之所以稱這類戰爭為“非常規戰爭”，是因為“非武力、非軍事，甚至是非殺傷、不流血的方式也同樣甚至更可能有利於實現戰爭目標”。17由非傳統安全威脅引發的“非常規戰爭”，將是國家之間的一種新的戰爭形式。這種戰爭並非是“領土之爭”，也不是傳統的“主權之爭”，而是利益安全場域和社會心理安全場域中“軟邊疆”18 上的利益爭奪與“綜合國力”上的力量消解，甚至可以對受攻擊國造成全民侵害或代際侵害以達到無形中打敗對方的目的。
從檢驗檢疫的角度看，“非常規戰爭”主要有五類：
“生物戰”。生物入侵和生物威脅會帶來生態災害，而運用生物武器或生物戰劑來進行攻擊則會形成一場看不見的“隱形戰爭”。在傳統安全中，將生物武器用於軍事戰爭早就有之，如細菌戰等。在非傳統安全中，用生物武器進行看不見的戰爭則是很現實的威脅。生物武器特別是基因武器的特點是殺傷力大且成本低和可批量生產，傳染性強且難防治和施放手段多樣，保密性強且有分辨力和隻攻擊敵方特定人種，使用方法簡易且能對敵方產生強烈的心理威懾作用。19 為此，“生物入侵”、“生物危害”、“生物威脅”、“生物戰爭”、“生物國防”、“生物疆域”、“生物安全防備”、“生物安全戰略”等概念開始被提出和流行。20
“貿易戰”。貿易保護而導致的貿易摩擦與沖突往往是引發非傳統“貿易戰”的重要原因。本世紀初以來，歐美與中國的紡織品貿易爭端以及對多種商品的“反傾銷”、美國在匯率問題上對中國的施壓等都是“非傳統貿易戰”的不同表現。21 據國家質檢總局調查統計，從2005年到2011年，中國出口貿易遭到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影響而減少的出口損失逐年增加，從2005年的288.13億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622.59億美元，比“兩反一保”（反傾銷、反補貼，特別保障措施）對我們造成的損失還要大，除了經濟損失，還對中國國家形象和企業聲譽造成惡劣影響。22
“信息戰”。“海灣戰爭前夕，伊拉克軍方曾為防空系統進口了一批電腦，美國軍方得知這一情報后，就派人秘密將載有‘病毒’的軟件封裝到主板用的芯片中，然后將此電腦通過法國商界倒手賣給了伊拉克。到海灣戰爭空襲前，美軍方以無線電搖控的方式，將隱藏在主板芯片中的‘電子定時炸彈’——‘病毒’激活。瞬間病毒迅速蔓延，致使伊拉克的預警、指揮、通信和火控等系統都陷入癱瘓。”23 這是通過國際貿易而實現的“電腦戰爭”。目前，由於量子技術的發展，利用國際貿易手段進行信息攻擊的可能性更大，“隨著量子信息科學技術的不斷突破，將會推動信息化戰爭產生新的飛躍”。24
“垃圾戰”。全球每年約產生2000萬至5000萬噸電子垃圾，其中70%被傾銷到亞洲。25 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數據，從2000年至2011年，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垃圾廢品交易額從最初的7.4億美元飆升到111.5億美元，佔2011年中國從美國進口貿易總額的11.1%，僅次於農作物、電腦和電子產品、化學品和運輸設備。“洋垃圾既危害中國消費者的健康和安全，也污染了環境。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廢棄果汁盒就曾繁衍了5.5萬隻以上的蒼蠅，廢棄塑料制品需要上百年才能降解，焚燒電子垃圾產生有毒害氣體，廢棄金屬排泄嚴重染污水源，諸如此類的危害不勝枚舉。”26
“質量戰”。“質量戰爭，就是圍繞產品質量展開的沒有硝煙的經濟戰爭。”27 2007年，以美國為首的部分國家對中國產品的質量提出質疑，引發“中國制造”的信譽危機，危及中國出口企業，直接影響了中國經濟。質量問題是產生“不定時炸彈”的主要原因。
針對上述這些“非傳統”性質的名目日漸增多的隱形“非常規戰爭”（如“經濟戰”、“金融戰”、“石油戰”、“生化戰”、“能源戰”、“水資源戰”等），檢驗檢疫的安全維護職能必然要具有國家安全的“國防性”特征，因而檢驗檢疫中的衛生檢疫可稱之為“衛生國防”、動植物檢疫可稱之為“生物國防”、質量檢驗可稱之為“質量國防”，等等。上述列舉的這些“非常規戰爭”往往是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具有“多向度”、“不對稱”、“共時性”、“超限度”的特點，且把“安全邊界擴展到了政治、經濟、資源、民族、宗教、文化、網絡、地緣、環境以及外太空等多重疆域”，28 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現行國家安全體系的能力范圍，帶來了國家安全某種“軍事力量無效化”的“防御困境”，29成為各個國家未來需要面對的普遍性安全課題。
“場域安全”與檢驗檢疫安全職能新定位
面對深度全球化的“大貿易”、“大通關”、“大口岸”、“大物流”的形勢，檢驗檢疫尚存在許多問題，如“法律舊、問題新”，“人員少、任務重”，“開放口岸多、監管難度大”，“貿易壁壘多、國別差異大”，“領域標准多、疫病疫情變化快”，“執法要求高、社會認可度低”，“信息共享弱、跨界協同差”，“技術標准散、隱性危害大”等，這就更需要我們重視對檢驗檢疫的非傳統安全分析，著力建構中國特色檢驗檢疫理論與體制，著力提升檢驗檢疫風險預警與快速反應能力，著力加強檢驗檢疫與海關全面聯網與合作等。
為了重新對檢驗檢疫的安全職能進行考量，就需要通過在理念上對“場域安全”進行探究來提升檢驗檢疫在國家安全治理中的地位與作用。“場”是一種表達事物在特定空間與時間中具有某種關系特征與狀態的指稱，如“電場”、“磁場”、“引力場”等。在物理學中，場是以時空為變量的物理量，它至少有四種基本性質：第一，場是“延伸至整個空間”的分布狀態，是一個“全空間”的概念﹔第二，場又是“具有無窮維自由度”的動力系統，是一個“多變量”的概念﹔第三，場還是“一種其量值因時空而變”的強度存在，是一個“量值性”的概念﹔第四，場還可以是“與時間變動相關聯”的函數關系，是一個“時變性”的概念。場的這些物理性質構成了“物理場”運動的規律與效應。把物理學中的“場”引入到社會“安全場”中，“全空間”、“多變量”、“量值性”和“時變性”特征詞可以用“整體性”、“交織性”、“強弱性”、“動態性”特征詞來替代。
引伸到安全研究領域，場則是以時空中的關系為變量的社會量。由於社會領域較之物理領域更具有關系的復雜性，用“場域”來替代“場”更能反映這種復雜性。也就是說，由“場”的概念拓展到“場域”的范疇，除了物理時空中的關系特征與狀態外，還聚加了人的活動所表現出來的某種時空集疊狀態與某種社會專有活動性質。“場域”則是“時空范圍”與“活動領域”的組合，是時空關系狀態與活動性質特點的組合，是“場地”、“場所”含義與“關系”、“狀態”含義的疊加與復合，如“商場”，不僅指從事商業領域活動的場地或場所，還指商業領域中的特定關系與狀態﹔同樣的還有軍事領域的“戰場”，政治領域的“官場”等。在安全研究中，“場域”范疇較之“場”的概念更好地表征了安全要素構成的社會關系的集合特征。
根據“場有哲學”30關於生命是一種“場有”的理論，安全也是一種“場有”的狀態，也就是說，關聯著多行為體的安全不僅是一事一物的沒有危險或威脅的持存狀態，而且是與事物相關聯的沒有危險或威脅“關系”的持存狀態。由此可以得出對“場域安全”的基本理解：即“場域安全”是指與安全相關聯的、具有特定活動性質的、沒有危險或威脅的關系狀態，它強調的安全不是一種單一的、線性的、局部的、純技術的安全，而是復合的、非線性的、整體的、技術與價值混合的安全。“場域安全”更強調反映在安全問題上的社會活動的復雜關系，更凸顯多重“時空關系”與多種“活動性質”在安全問題上的疊加、復合與交織。從檢驗檢疫領域來看，如“主權安全”與“人的安全”、“社會安全”的疊加、復合與交織﹔“政治安全”與“經濟安全”、“環境安全”、“公共衛生安全”的疊加、復合與交織等。提出“場域安全”的目的是要強調運用“場有思維”來考察安全，把安全看作一種具有“整體性”、“交織性”、“強弱性”、“動態性”的“效應”，繼而對安全的維護也會具有更為合理與有效的籌劃與實施。
用非傳統安全的視角來分析“檢驗檢疫”的安全職能與作用，檢驗檢疫的“場域安全”性質就凸顯出來了。檢驗檢疫不僅是一種通過某種技術對某一法檢對象進行檢驗檢測與判定的“技術安全”，而且還是通過安全標准的設定與落實來體現人的安全維護的“價值安全”﹔不僅是保護貿易順利進行與合理交換所折射出來的“經濟安全”，而且是維護環境不受破壞的“生態安全”﹔不僅是從多方面保護生存秩序的“社會安全”，而且是在特定領域體現主權的獨立與維護的“國家安全”，甚至還是通過公共衛生安全保障、質量安全維護等旨在保護他國乃至人類生存發展的“區域安全”與“全球安全”。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人流、物流、信息流、體制流的增加，安全的“外溢效應”也日趨增加。國際安全問題的國內化與國內安全問題的國際化是現時代安全現狀的一大特征。作為一種全新的政治現象，國際安全問題與國內安全問題的相互轉化呈現出的主要特點有：“相互轉化的速度加快，范圍更大，涉及的領域也更為廣泛﹔往往會產生影響持續擴大的‘蝴蝶效應’﹔其產生的影響和后果具有因國家而異的非線性特征。”31 與此相應，檢驗檢疫的安全維護功能，也從較狹義的“口岸公共安全”或“國門安全”拓展到了直接關系到國際、出入境、國內等全方位的具有整體關聯性的“場域安全”，成為了國家安全治理中越來越重要的一個方面。
用“場域安全”來重新界定和理解“檢驗檢疫”的安全職能，凸顯了檢驗檢疫安全職能發揮所應具有的“全空間”的“整體性”、“多變量”“交織性”、具有量值的“強弱性”、因時而變的“動態性”等特征。在未來的發展中，檢驗檢疫要發揮好其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全和人的安全的作用，需要確立“前伸”、“內延”、“中轉”、“外聯”和加強“應急”與“反恐”的總體思路，拓展與實現檢驗檢疫的“場域安全”維護職能。
“前伸”，即對安全的防護追溯到國外的“源頭”，強化事前把關，設置市場准入門檻。前伸包括加強與國外政府部門的合作，如“中國—歐盟非食品類消費品快速預警系統”已成為國際產品質量合作領域的典范，目前我國正在與歐盟建立一個國際間“無縫監管”的閉環系統。32
“后延”，即對安全的防護延伸到國內“源頭”。在出口安全的把關上，不作政府層面的強制檢驗要求，由企業按進口國標准實施生產並承擔責任。在我國，檢驗檢疫部門開展了很多與地方政府、企業的聯動，提前介入檢驗，實現產品監管前移。
“中轉”，即由有一定資質與技術水准的第三方介入安全檢測。在當前形勢下，我國檢測機構疲於日常重復檢測，同時還存在“檢不了”、“檢不出”等現象，由第三方檢驗機構代表政府對進出口商品進行檢驗，承擔“法定檢驗”任務，政府則強化對這些機構的管理，即通過實施嚴格的認可、監督管理，既確保了檢驗質量，又節約了公共資源。
“外聯”，即與公共安全相關部門進行協作聯動。檢驗檢疫部門需要加強與海關、農業、衛生、畜牧、漁業、環保等部門協作配合，做到“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安全互保”。有些國家一旦發現某產品有缺陷，可快速反應，啟動快速預警系統，並採取終止或限制有問題產品的進口、銷售、使用等緊急控制措施。
“應急”與“反恐”，即建構專門機構對各類緊急事件與恐怖主義危害進行預警與防控。口岸是恐怖襲擊所涉及的重要場域，檢驗檢疫作為特定的“場域安全”維護措施，還需要考慮“應急”與“反恐”的能力建設，甚至需要採取“軍檢合作”方式進行核生化等反恐能力建設，構建一個口岸核、生物、化學有害因子全面監測的檢驗檢疫反恐應急體系。
根據檢驗檢疫所涉及的安全性質與范圍的特殊性，無論是日常出入境的“進口”還是“出口”，抑或是不同安全領域中的非常規“災害”或“戰爭”，背后都關聯著國家與民族的生死存亡，關聯著人民大眾的生命與健康。特別是在世界貿易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我國在“走出去”戰略中成為世界性貿易大國，而出口產品質量不合格則會造成諸多經濟和政治上的問題。檢驗檢疫的“技防性”、“災防性”和“國防性”安全職能特征，涉及國際安全、國家安全和國內安全的方方面面，聯結著人的安全、社會安全的方方面面，且這些方面存在復雜多樣的交織與互動，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安全“連續統”。33因而，把檢驗檢疫的“場域安全”問題納入國家安全的議題、置於公共安全體系的建構與完善中，無疑具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非傳統安全威脅識別、評估及應對”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准號：12&ZD099）
注釋
①王佔軍、劉海霞主編：《公共安全管理》，北京：群眾出版社，2011年，第1頁。
②洪雷：《出入境檢驗檢疫報檢實用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頁。
③⑤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法規司：《出入境檢驗檢疫法律基礎教材》，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08年，第314、152頁。
④22黃冠勝主編：《中國特色進出境動植物檢驗檢疫》，北京：中國質檢出版社、中國標准出版社，2013年，第470、450頁。
⑥⑦左婭、姚雪青等：《您家寶貝的玩具，安全嗎》，《人民日報》，2014年1月8日，第2版。
⑧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下設有“中國檢驗檢疫科學研究院”，2012年國家質檢總局對全國550多家檢驗檢疫實驗室開展驗收活動，這些實驗室的分布范圍廣、專業領域多、產品種類復雜、專有技術特征強。
⑨余瀟楓主編：《中國非傳統安全研究報告（2012-201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頁。
⑩余瀟楓主編：《中國非傳統安全研究報告（2011-201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14頁。
11麥文偉：《筑牢“銅牆鐵壁”防范外來物種入侵》，《中國國門時報》，2013年4月17日，第6版。
12張永慧、吳永寧主編：《食品安全事故應急處理與案例分析》，北京：中國質檢出版社，2012年，第10∼12頁。
13反對者觀點可參閱顧秀林：《轉基因戰爭：21世紀中國糧食安全保衛戰》，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美﹞威廉•恩道爾：《糧食危機：運用糧食武器獲取世界霸權》，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美﹞約翰•羅彬斯：《危險年代的求生飲食》，珠海出版社，2011年﹔﹝美﹞瑪麗恩•內斯特爾：《食品安全：令人震驚的食品行業真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14中國工業新聞網：《技術性貿易壁壘致出口損失685億美元》，http://www.cinn.cn/wzgk/wy/298020.shtml，2013年7月31日。
15黃冠勝：《探索中國特色進出境動植物檢驗檢疫之路》，中國質量新聞網，http://www.cqn.com.cn/news/zggmsb/disan/685665.html，2013年3月18日。
16中國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網站：《守護美麗中國：來自2013年動植物檢疫監管一線的報道》，http://www.aqsiq.gov.cn/，2014年1月4日。
17 28喬良、王湘穗：《超限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94∼95、160頁。
18余瀟楓、徐黎麗：《邊安學芻議》，《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第11頁。
19顧秀林：《轉基因戰爭：21世紀中國糧食安全保衛戰》，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第130頁。
20彭海、張鳳坡：《生物國防防范悄無聲息的戰爭》，《科技日報》，2013年10月29日，第12版。
21王立：《“合規性”貿易壁壘將成美國新保護傘》，《中國國門時報》，2013年5月8日，第6版。
23李莉：《無形戰場的較量》，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1年，第153頁。
24王軍：《量子技術：讓信息化戰爭變了容顏》，《中國國防報》，2014年1月8日，第3版。
25《洋垃圾：跨越國境的生態災難》，《人民日報》（海外版），2009年7月22日。
26網易新聞：《那些年中國從美國進口的“洋垃圾”》，http://data.163.com/12/1218/17/8J1BIEUS00014MTN.html。
27中國質量新聞網：《質量戰爭與質檢外交的關系是什麼？》，http://www.cqn.com.cn/news/zjpd/zjbk/gbzsdb/436054.html，2011年7月5日。
29﹝英﹞巴裡•布贊：《人、國家與恐懼》，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309∼313頁。
30參閱唐力權：《周易與懷特海之間——場有哲學序論》，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
31趙曉春：《國際安全問題國內化與國內安全問題國際化研究》，《國際安全研究》，2013年第3期，第88頁。
32董超：《G2G，檢驗監管事業可持續發展之路》，《中國檢驗檢疫》，2013年第1期，第11頁。
33童星：《風險災害危機連續統與全過程應對體系》，《中國社會公共安全研究報告》，2013年第1期。
A New Idea about Capacity Building fo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Analysis of the Composite Security Functions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Yu Xiaofeng
Abstract: The "untimed bomb", "unconventional disasters" and "unconventional warfare", which are concerned with national security, social security and people's safety, highlight the important position and role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in the capacity building work for governing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ublic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has security-related functions such as "technological preventio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nationwide prevention". While being performed, its functions ha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hey cover places "all over the country", are an "integral system", have "multiple variables", are "interconnected" and "dynamic based on time changes", and the inspection values can be "great" or "small". In the future work 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we need to establish the thinking of "expanding toward the lower stream", "lengthening the work process internally", "serving as a transfer point", "increasing external links", emphasize "emergency response" and "anti-terrorism", and expand and maintain "field security".
Keywords: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public security,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field security
作者簡介
余瀟楓，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非傳統安全與公共危機管理。主要著作有《非傳統安全與公共危機治理》、《人格之境：類倫理學引論》（合著）、《國際關系倫理學》、《比較行政體制：政治學理論應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