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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收入剛好超過“底層收入”的人們會擔心財富再分配政策使得“底層收入”的標准有所提高，以至於使自己失去僅存的優越感，淪為真正的“底層”。
“墊底”往往是人們特別厭惡的一種狀態，它不僅意味著資源和機會的喪失，也意味著生物進化意義上的“淘汰”。這種心理有助於激勵人們更加努力，但同時也會對人們的決策行為與評價造成影響。2013年11月的《經濟學季刊》刊登了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家們合作完成的實驗經濟學文章，研究這種對“墊底”的厭惡心理對人們的風險決策、再分配決策和政策評價所造成的影響。
文章的作者首先設計了一個有關風險決策的實驗室實驗，其中每6個被實驗者被隨機分為一組，並在組內被隨機排序。接下來，按照從1至6的順序，計算機分別分配給他們3.00、2.75、2.50、2.25、2.00和1.75美元的初始財富，每個人都可以看到其他人持有的財富數額和自己所處的排名。隨后，計算機給每個被實驗者提供兩個不同的博彩游戲，其中一個以100%的可能性支付給被實驗者0.13美元，另一個以75%的可能性支付0.5美元，但同時有25%的可能性會扣除被實驗者1美元。被實驗者可以在這兩個博彩游戲中任意選擇一個參加。實驗中概率和金額的設定並不是隨意的，它的巧妙之處在於，盡管這兩個博彩游戲的期望收益相同，但在給定其他人收益不變的情況下，選擇第一個博彩游戲並不能使該被實驗者的財富排名有所變化，而選擇第二個博彩游戲卻能使其有可能前進多達2個名次 （當然也有可能后退數個名次）。因此，如果被實驗者不僅在乎財富的絕對數額和相對名次，還對“墊底”有著特殊厭惡的話，那麼處在不同名次上的被實驗者將會表現出不同的行為特征。最終，實驗結果印証了這一設想，排在最末位的被實驗者明顯地表現出選擇第二種博彩游戲的傾向，而排在其他名次上的被實驗者的選擇之間則沒有顯著差異。也就是說，“墊不墊底”對被實驗者來說比財富的絕對收益更重要，反正已經“墊底”了，不如干脆冒險一搏，還有可能擺脫“墊底”的命運。
那麼這種對“墊底”的厭惡在財富的再分配決策方面又會造成怎樣的影響？研究者又設計了第二個實驗室實驗。和第一個實驗一樣，這個實驗也將6個被實驗者分為一組，並按隨機的排序為他們分配初始財富。接下來，計算機分給每個被實驗者另外2美元，並要求他們必須將這2美元無償地送給財富數額排在他們前一位或者是后一位的被實驗者（但排在第1的被實驗者必須送給排在第2或第3的被實驗者，排在第6的被實驗者必須送給排在第4或第5的被實驗者）。也就是說，給定其他人的收益不變，對某個被實驗者來說，將錢送給排在他前面的那一位並不會導致他自己的排名變化，而送給排在他后面的那一位則會使得他自己的排名下降一名。根據以往的研究結果，雖然排名的下降確定會給被實驗者帶來不好的心理感受，但人性中的公平感和對弱者的同情心往往還是會讓被實驗者傾向於選擇將錢送給排名靠后的那一位。然而，研究者從實驗結果中發現，對“墊底”的厭惡會使得這種公平和同情的傾向產生扭曲。具體來說，那些財富排名接近於“墊底”的被實驗者為了不讓現有的“墊底者”反超他們的財富水平，從而使他們自己淪為“墊底”，會更傾向於把錢送給排名在他們之前的被實驗者。對於排在其他名次的被實驗者來說則沒有這種特殊的傾向。研究者認為，這個實驗結果可以推廣到現實生活中，那些接近於“墊底”的人們很有可能會因為害怕淪為“墊底”而反對某些財富再分配政策。
為了証實這一猜想，研究者進一步研究了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們對於提高最低工資標准的態度。通過互聯網進行有償問卷調查，共收集到489個有效樣本，樣本內容包括了被調查者的每小時工資額、是否贊成提高最低工資標准，以及其他許多控制性變量。對樣本的計量分析表明，盡管隨著每小時工資額的下降，贊成提高最低工資標准的概率會逐漸上升，但當被調查者的每小時工資額稍高於現有的最低工資標准時，還是會產生一種額外的激勵使得被調查者更不容易贊成提高最低工資標准。此外，研究者們還分析了美國綜合社會調查的相關數據，結果表明，和其他人相比，那些收入略微超過最低收入標准的人們同樣存在著一種特殊的激勵，使得他們更不願意贊成政府的財富再分配政策。據此可認為，那些收入剛好超過 “底層收入”的人們會擔心財富再分配政策使得“底層收入”的標准有所提高，以至於使自己失去僅存的優越感，淪為真正的“底層”。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關於新興經濟學理論創新的綜合研究”（13AZD06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浙江大學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