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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本課題提出的學術背景, 從宏觀上來看, 是當前的外國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間缺乏有機的聯系--國別文學研究未能獲得民族文化研究的充分支撐, 以說明其形成機制，而文化研究則未能獲得文學研究提供豐滿血肉的支持, 以展示歷史語境和社會心境的具體性、復雜性。如果能在較長的歷史中、較廣的范圍裡, 將兩個領域的研究有效地結合起來，就能嘗試動態地、辯証地把握文學與文化之間互為表裡的復雜關系, 以一種更為全面而深刻的眼光進行雙向關照的文學-文化復合研究。
本課題所處的歷史語境，是當前的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著文化失范、社會失序、共同體向心力減弱的問題，因而從國家戰略的高度提出了文化建設的命題。 由於最早經歷現代化的英國曾經發生過類似的問題, 甚至所謂“自覺的文化”觀念本身就是自然的文化面臨危機時出現的一種症候, 而英國文學與英國文化觀念的發生發展正是緊緊糾纏在一起的, 因此, 全面而具體地研究英國社會的文化觀念的變遷歷程與英國文學典籍的發生、發展之間的辯証互動關系, 從而說明文學典籍在引領文化走向、塑造共同體意識等方面的具體機制, 可以為中國當前的文化建設任務提供必要的參照。
二、研究對象及其界定
本課題以英國文學典籍研究為立足點, 以現代文明發展進程中不斷變化的文化觀念與英國文學典籍之間的辯証、互動的關系為主要研究目標, 以對共同文化的不斷形成、修復與發展的興趣為自始至終的關懷。
關於本課題所涉及的主要概念, 簡要說明如下：
1.文化觀念
本課題中提到的“文化觀念”, 是限定在文學典籍視域中的文化觀念, 特指“文學典籍中所體現的、具有針對現代文明的批判內涵的、支配一個民族總體生活方式的思想觀念”。
本課題所謂的“文化觀念”並非簡單的“文化概念”，二者既緊密關聯, 又有區別。“文化概念”是“對文化一詞的語義界定”，而“文化觀念”則是體現“文化概念”內涵與外延的、支配一個民族總體生活/行為方式的、涉及實際生活的邊邊角角的多重思想觀念。本課題在研究過程中，將會多次使用“文化概念”一語, 這是因為它的內涵與外延的歷史變化, 也反映出“文化觀念”的變化。
廣義的觀念史, 常常也被譯為思想史, 與西文 history of ideas或intellectual history對應, 而狹義的觀念史則類似范疇史或概念史。本課題取其折中, 在宏觀層面上，力求通過對文學典籍文本的整理與闡釋, 辨梳文化觀念的關鍵詞如何借由文學典籍文本意義的衍射, 來反映其思想內涵和發展過程的復雜性、多樣性和矛盾性, 同時也在微觀層面著力於描述文化觀念及其范疇, 以及它們對文學典籍生成的潛在規定和形塑影響。
2.文化觀念的流變
在西方思想語境中, “文化”一詞的含義有一個逐漸展開與深化的過程, 其基本脈絡是朝著從物質走向精神、從個體走向社會兩種向度進行延伸和轉變。Culture一詞本義為物質生產意義上的“耕種、培植”, 逐漸發展為社會意義上的“人的培育、教養”，與文明相關。早在18 世紀，歐洲啟蒙思想家們就從社會變遷和歷史發展的角度, 直接或間接地論述了“文化”與“文明”這兩個概念之間的聯系和矛盾。19世紀英國文學和思想領域的代表人物卡萊爾和阿諾德, 將社會道德批評與人文主義式的文化理想結合起來, 對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英國社會進行了深刻的批判。隨后的羅斯金給文化概念注入了較多的藝術元素, 而莫裡斯更提出了每一個人都全面發育的文化願景。換言之, 從卡萊爾開始, 文化一詞越來越具有了針對現代文明的批判內涵。
當代批評家雷蒙德·威廉斯運用歷史語義學的方法, 從社會變革的角度追溯並辨析了文化、文明、民主、藝術等眾多文化關鍵詞的歷史源頭、文化衍射和語義演進。文化既是人類完善自身的一種狀態或過程, 也是記錄人類思想和經驗的知性想象作品的整體,更可以視為一種對個體和社會大眾生活方式的描述。在威廉斯的基礎上, 特裡·伊格爾頓進一步突出了文化觀念中的文化與文明、藝術與生活等諸多方面的辯証關系及其物質基礎--用他的話說, “我們是自己手中的粘土”，而文化觀念對現代文明的批判, 具有俄狄浦斯式的弒父色彩。作為烏托邦式思辯的文化、作為生活方式的文化和作為藝術的文化, 這幾種文化形態有一個連接點, 即它們都是對文化與文明分裂、人類自我完善這一宏大敘事的失敗所作出的回應。在后現代的文化亂象中, 隻有回歸大眾生活這片大地, 才能重新產生融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一般文化與具體文化為一體的真正的共同文化。
3.文學典籍
本課題涉及的“文學典籍”，特指受到“文化觀念流變”這一關鍵詞限定的、在文化觀念流變中發生重要作用的文學典籍。我們在此處所說的文學典籍, 是一個比“文學經典”寬泛的概念, 它不限於單純的文學作品, 而是拓展到與文化觀念相關聯的文學領域。凡是與文學相關的、在閱讀史和社會發展史上有重大影響的、具有重大文化價值的文獻，都是我們考察的范圍。除了文學作品, 還包括文學批評著作、文學理論著作、文學流派宣言、文學刊物中的特寫、文學傳記, 甚至包括文學翻譯著作。所有這些典籍, 既延續著本土文化的血脈和基因, 又吸納著外來文明的元素和精華。總之，文學典籍具有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坐標原點價值, 反映著一個廣闊的領域, 包括著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風俗、道德、思想、文字等多重文化觀念。
三、研究框架
《文化觀念流變中的英國文學典籍研究》以文化觀念史為框架，以英國文學典籍的整理、闡釋、補譯、重譯為主線，追溯文化觀念的發生學脈絡，評價社會核心價值觀在這些典籍的形成和發展譜系中的位置。同時經由文學研究和觀念史、心態史研究的交互視角，著重審視英國民族和英國社會建設公共文化的獨特經驗，探索英國公共文化思想形成與發展的源泉、脈絡、形態和現實影響。
基於以上的界定和思考，本課題根據文化觀念和英國文學典籍的互動進程，一共分成6部分，前5個部分的任務是撰寫5卷本系列專著，第6部分的任務是補譯或重譯（以補譯為主）代表性文學典籍。
第1卷為《總論卷》，主要勾勒本課題研究的緣起背景、國內外研究現狀、焦點問題以及課題總體研究的關鍵詞梳理、提煉和界定。本卷將為整個課題研究提出“轉型焦慮”、“願景描述”、“共同體形塑”、“審美趣味”、“心智的培育”、“文學語言的創造”、“民族良心”、“道德倫理傳統”和“工作/生活方式”等9個關鍵詞，並由此入手，從總體上論証英國文學家及其作品在各個轉折時期對文化觀念及其內涵的演變所作的貢獻，同時審視文化觀念對文學典籍的影響，並歸納各個時期英國文學在引領文化走向方面所起的主要作用及其特點。本卷還負有一個前勾后連的使命，即引導本課題其他各卷論証以下核心觀點: 就最主要的文化命題而言, 偉大的英國作家們在不同時期給出了相同的答案，即生活質量不在於發達的工業、誘人的科技經濟指標，而在於共同體的和諧，在於精神與物質的互補和平衡。
《總論卷》的第1章，從相關的文論和文學作品中梳理文化觀念在歷史上的不同內涵。在與包括阿諾德、利維斯、T.S.艾略特、威廉斯和伊格爾頓等文論家/文學家對話的基礎上，本章擬論証如下觀點：在過去的四百多年中，文化觀念的最重要內涵是“轉型焦慮”和“願景描述”，是對社會（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回應，是對於社會轉型（轉型過程中人類總體生活方式出現了問題）的焦慮，以及關於化解這種焦慮的願景描述。
《總論卷》的第2章，把“和諧有序的共同生活”作為研究重心。作為化解轉型焦慮的對策，願景描述首先要顯示理想中的共同體。本章側重研究英國文學典籍中的對理想的憧憬，對工業化/現代化/全球化浪潮中共同體遭受沖擊這一現實的描寫，甚至是對已經消失的共同體的追思和緬懷。
《總論卷》的3-5章，分別從“審美趣味”、“心智的培育”和“文學語言”這三個角度入手，探討英國文學史上文化價值觀的演變。本章關注的重點是: 哪些作家最自覺、最出色地促成了審美情趣的重大轉變，帶來了語言的重大變化，營造了心智發育的氛圍？須要指出的是，這些話題也跟公共文化的建設有關。
《總論卷》的6-8章，側重研究英國文學在傳承倫理思想，鍛造民族良心，以及提倡健康的工作方式這三個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傳承歷史文化，銜接過去、現在與未來，幾乎成了所有偉大英國作家的使命。正是通過偉大的文學作品，“過去”不再恍如隔世，而是作為一種道德力量活在當今，並永久地與未來溝通（這也是願景描述的一個重要側面）。與此相關的是民族良心的鍛造，后者又涉及民族特性和民族身份（兩個既有關聯又有區分的概念）。另一個相關的概念是“工作”，這裡面既有倫理道德，又有民族良心，更有生活方式──像卡萊爾那樣幾乎把工作方式等同於生活方式的作家，在英國可謂層出不窮。
《總論卷》的第9章，著重分析以上各章內容之間的有機聯系。文化誕生於焦慮：社會轉型引起的焦慮，或者說機械文明引起的焦慮。針對機械文明的擴張，英國文學家們描繪出了一幅幅願景，而共同體、審美趣味、心智的培育、文學語言的創造（包括文學意象的更新和文學人物的塑造）、民族良心、道德倫理、工作/生活方式則構成了這些願景的方方面面。
第2卷為《文化觀念萌芽時期的英國文學典籍研究》，分為上下兩冊。上卷圍繞“轉型焦慮”、“心智培育”、“審美趣味”、“民族語言”等關鍵詞，從喬叟、培根、柯勒律治、華茲華斯等人的創作中，捕捉早期英國文學典籍中的人文主義文化意識。下卷圍繞“共同體“和“願景描述”， 從莎士比亞、斯賓塞、司各特與彭斯等人作品中審視早期的民族共同體建構和民族特性﹔ 從莫爾、班揚等人的作品入手， 分析英國早期的文化願景。本卷重點考察早期英國社會文化演進與文學創作這兩條相互交織的主線，進而揭示英國文學典籍與文化演變互為驅動力的早期原因。
本卷的時間跨度從中世紀起，一直到19世紀初葉（卡萊爾之前）。這一時期可以看作文化觀念在英國文學典籍中的萌芽時期。《總論卷》中梳理出的關鍵詞所代表的文化內涵已有不少開始萌發。
14-15世紀，英國封建經濟開始衰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已經產生。代表新興資產階級和思想家的新的時代精神--人文主義思想--開始逐漸影響到文人們的創作。以“人”為本的新文學應運而生，對中世紀文化輕視人性與人欲的思想形成了極大地沖擊。如果“文化”是一個社會的總體生活方式，那麼喬叟就是一個最重要的研究起點，其中對早期商業生活的描寫不僅表現出被解放的活力，也包含著對於粗鄙的商業文明的焦慮。又如，十七世紀杰出的哲學家、思想家培根深受人文主義文化的影響。正是在這種重視理性和知識的環境熏陶下，培根最早使用了跟英語的“文化”（culture）十分相近的cultura 一詞，並用它來討論靈魂、心智、知性和理性的培育（cultivation)。培根的散文經常涉及科學和心靈之間平衡的關系問題。到了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柯勒律治已用“培育”來表示他心中的文化，而華茲華斯甚至直接用了“文化”一詞。
另一方面，對於生活方式劇變的焦慮使人們不斷回憶並記錄傳統生活的樂趣和品味，借以得到安慰與穩定，如沃頓的《釣客清話》、科貝特的《騎馬鄉行記》和《旁觀者報》中的羅杰老鄉紳形象。
文化觀念的變化在文學語言中得到了敏感的反應，其結果則往往進入民族語言的傳統。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從思想內容到創作方法與中世紀文學都有根本的不同。它以反封建反教會制度的人文主義思想為內容, 運用民族語言進行創作。例如，喬叟的作品用下裡巴人的語言，生動地表現了新興市民的生活，使英語成了為宮廷所接受的文學語言，為諾曼貴族與盎格魯-薩克遜平民的融合准備了重要條件。又如，《羅密歐與朱麗葉》一反黑白對比的修辭規范，為復雜的審美判斷打下了基礎。再如，在清教運動影響下誕生的欽定本《聖經》，使用質朴的語言來傳達崇高思想，對民族文學與民族性格產生了巨大影響，被三百年后的赫胥黎稱為“不列顛國家的史詩”。
隨著“現代人”觀念的流行，“自我”意識逐步增強﹔突出個性獨立，在理性的指引下去爭取自己的財富和權利成為這個時代的“壯舉”, 而共同體的危機也隨之產生。《魯濱遜漂流記》和《格列佛游記》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形成了直接的對話。
共同體的存在需要倫理秩序，而倫理秩序要靠社會責任來維持。在本卷所涉及的歷史時期，秩序開始紊亂，而莎士比亞的戲劇、蒲柏的詩歌、理查森和約翰遜的小說分別對此作出了回應，尤其是在等級關系和個人修養等方面提供了願景，昭示了共同體內部聯系的諸多要素。
文學典籍通過建設公共文化來促進共同體的生長。在本卷所涉及的時代，公共領域逐漸拓展。隨著文明的進展，印刷術造就了閱讀共同體，大劇場使劇本被社會各階層共同分享，兼做股票交易所的倫敦咖啡館則是報紙（包括文學報刊）的發行地。研究《亞瑟王之死》這部英國首次印刷的書籍（聖經除外）所產生的文化沖擊、莎士比亞戲劇在他的圓形劇場裡的影響，以及咖啡館與《旁觀者報》的具體聯系，可以貼近觀察文學典籍與公共領域的互動關系。
願景是推動文化發展最有力量的武器。本卷各章實際上都離不開對願景的討論，而最后一章則完全致力於此: 通過細讀《烏托邦》、《仲夏夜之夢》和《天路歷程》等作品，來展示並分析英國文化中的大同世界、普通人的團圓夢，以及清教徒的天堂理想等願景。
第3卷為《文化觀念成熟時期的英國文學典籍研究》，主要探究從卡萊爾到愛德華時期英國文學的文化價值，旨在說明當時的文學家比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家更早、更敏銳地捕捉到了由於社會轉型所引起的問題，從而產生問題意識。與此同時，還要論証文化觀念怎樣催生了這一時期的小說、詩歌、戲劇和小品文。在這種雙向論証的過程中，闡明英國文學典籍和文化觀念之間的互動關系。
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見証了西方文化批評史上最重要的一環。要從事文化批評，就要確立並澄清“文化”概念，更要梳理並拓展文化觀念的內涵（如轉型焦慮和願景描述）。正是在這一方面，以卡萊爾為首的哲人兼文學家們為之做了根基性的工作。
本卷以文化觀念核心內涵的關鍵詞為軸心，分析相關作家的典型作品，探討其對文化觀念的流變所作的特殊貢獻。“財富”可以看作各章的隱性副標題：本卷所選作家都對財富問題發表了深刻的見解，都對社會快速轉型過程中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脫節的現象表達了深深的憂慮。例如，羅斯金就曾經以童話的形式，向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進行挑戰。同樣，狄更斯和喬治·愛略特等許多作家都以文學畫面表明: 現代機械文明會導致生活中所有美好的東西“都終結於賬房”。他們在談論財富問題時，就是在談論文化問題。他們對文化的關照，就是對人類生活總體方式的關照，是對人的全面發展狀況（各種稟賦和潛能的協調發展）的關照。他們所面對的，是人們對財富/物質生活的單向度追求，尤其是轉型期間的快速追求，讓人類的生活方式染上了“機械病”，呈現出了畸形的丑態。這些都是他們的作品具有焦慮特征的深層次原因。
文化還意味著現在與過去、與未來的溝通和對話。如斯通所說，“阿諾德把與過去和未來的對話稱作‘文化’”。阿諾德是如此，卡萊爾何嘗不也是如此？金斯利、喬治·愛略特、薩克雷、哈代、丁尼生和莫裡斯又何嘗不是如此？這種對話和溝通，一方面暗含著轉型焦慮，另一方面充滿著對願景的向往。透過這一幅幅願景，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貫穿始終的信念，即人類社會是一個有機體，歷史的發展應該像有機體的生長過程那樣，人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都應該從源遠流長的歷史事物這一土壤中生長出來，而不應該讓機械主義撕裂這種有機生長的過程﹔為確保歷史的有機發展，處於“現在”的人類必須保持與過去的溝通（也意味著與未來的溝通）。與此有關的是“有機共同體”和“英格蘭特性”的思想（一種公共文化的思想），其軌跡可以在狄更斯、喬治·愛略特、哈代和豪斯曼等人的作品中發現。
第4卷為《文化觀念拓展時期的英國文學典籍研究》，主要探究從愛德華時期到二戰結束之前的英國文學典籍與文化觀念的互動。英國社會文化觀念的內涵得到了進一步的拓展，這得益於眾多英國文學典籍作者的推動，與此同時，拓展了的文化觀念也促使英國文學典籍產生了一些新特點。
20世紀上半葉對於英國社會來說，是一個危機重重的時代：物質進步與精神困惑交織，宗教權威與傳統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對社會變革的質疑與批判成為這個時代的主要特征。這一時期，英國社會的思想格局經歷了世紀末的轉變，經歷了進化論、進步主義、物質主義、實用主義等思潮的碰撞與洗刷，特別是帝國的衰落、城市化進程的加劇以及世界大戰的重創對英國民族的文化心理與身份意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這一背景下，康拉德、威爾斯、艾略特、福斯特、喬伊斯等人創作的文學作品不僅表達了對人性的熱切關注，探索了社會變革和戰爭災難所帶來的文化困境，也蘊蓄了一種宏大的文化歷史內涵。
第5卷為《文化觀念裂變時期的英國文學典籍研究》，主要考察二戰后英國文學典籍與文化觀念的互動關系。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文化觀念受到了后現代主義思潮和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強烈沖擊，以致新一代作家必須回應這一沖擊，而這種沖擊和回應導致了文化觀念的裂變﹔這一新的變化影響了當代的英國文學典籍，同時又得到了后者的反映和折射。
換言之，一些重要的文化觀念──如關於“共同體”和“英格蘭特性”的觀念──出現了多樣化和多重性的趨向，甚至出現了“反文化”這樣一些術語，隨之出現的是文學典籍在文化訴求和道德關注等方面產生的新特點。對這些新特點的研究，體現於對如下問題的追問：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形勢下，如何營造“共同文化”？如何打造新的共同體？“英格蘭特性”究竟是否存在？以斯威夫特、巴恩斯、A.S.拜厄特、麥克尤恩和希尼為代表的當代作家在這些方面描述了什麼樣的新願景？這些都是本卷要回答的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關注，同時也是對前面各卷的呼應。
本卷還有一個主要觀察點：這一時期的優秀文學作品，不僅深刻地反思並回應了人類經歷戰爭浩劫之后，社會急劇轉型所引起的各種問題, 以及全球化帶來的文化多樣性，而且自覺地擔當起了戰后民族特性和民族身份重建的職責; 這些回應的方式和特質，是本卷關注的重點之一。
本卷的立論有一個前提，即隨著社會、歷史語境的轉變，文學作品在戰后呈現出了一些新的文化內涵。例如，大量受到良好教育的工人階級子弟進入了社會的精神生活領域，並為普通人的生存狀況吶喊，因而出現了“少數人的文化”和大眾的“共同文化”之爭。許多文學家和批評家都卷入了這一爭論，從中豐富了文化觀念的內涵。又如，二戰在結束戰爭的同時，也終結了人類“線性進步”的神話，這給當年由狄更斯等人開創的、針對“進步”話語的批評語境增添了新的語料和新的視角，進而促使文化批評向新的深度拓展。關於人文與科學的“兩種文化”之爭，也極大地影響了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和文化觀念之間的互動。透過所有這些爭論，我們可以看到如下（處於更深層次的）思考：英格蘭傳統文化是否需要重構？能否重構？怎樣構建一種體現平衡性、包容性、多元化的“新英格蘭特性”（New Englishness)？在建設自己家園/共同體的同時，能否學習其他共同體，並與之和諧相處？這些問題反映了新一代英國文人的文化訴求和道德關注，也是本卷要一一細究的重大問題。
本課題的第6個子課題為翻譯項目，即補譯或重譯與上述子課題內容相對應的代表性文學典籍。在英國文化觀念史中，許多意義重大的文學作品尚未譯成中文，如艾狄生與斯蒂爾的《旁觀者報》。另外，有些已經問世的譯作存在著較大的質量問題，如羅斯金的《芝麻與百合》等。本子課題計劃從上述4個時期中，各選1部長篇代表作進行翻譯，每個長篇配以5-6個短篇（或長篇的節選），進而與各子課題形成呼應，為各子課題中的闡述提供更深厚的佐証基礎。
四、課題研究的基本思路
本課題在研究過程中，在整體構思以及具體文學經典研究中，其基本思路按照四個步驟展開。
首先，從英國文化觀念流變的視角重新整理並闡釋英國文學典籍。
由於文化觀念的流變影響著文學典籍的生成，因此本課題擬根據文化觀念內涵的萌發、成熟、拓展和裂變等過程，重新劃分英國文學的發展階段，選取凸顯文化觀念演變脈絡的文學典籍進行新的闡釋。就研究路徑而言, 本課題將追溯文化觀念的發生學脈絡，評價英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在相關典籍的形成和發展譜系中的位置。
其次, 從英國文學典籍的文化功能這一視角, 考察相關典籍如何引領英國文化走向，促使文化價值觀念的形成。文學典籍是民族文化的承載者與推動者，也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捍衛者，具有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坐標原點價值，反映著一個廣闊的領域，包括一個民族的歷史、典制、風俗、道德、思想、文字等多重文化觀念，這一切都為我們考察文學典籍在引領文化方面的作用，提供了學理依據。對體現文化觀念內涵的關鍵詞的梳理，構成了上述研究的路徑──本課題擬圍繞“轉型焦慮”、“願景描述”、“共同體的和諧與秩序”和“民族良心”等關鍵詞來闡釋文學典籍，分析並歸納各個時期（尤其是現代化轉型期）英國文學在引領文化走向方面所起的主要作用及其特點。
再次，從英國文學典籍中的審美維度和價值語境入手，甄別文學作品中有助於文化傳承的審美特性。優秀的文學作品，其審美維度本身就是文化和價值的言說，因此本課題以此為研究路徑之一是不無理由的。英美新批評/俄國形式主義，尤其是F.R.利維斯、威廉斯、克莫德、戴維·洛奇、特裡·伊格爾頓等人的學術成果，可以在這方面提供學理依據。
最后，挑選對英國文化觀念的演變具有重大意義的文學作品，進行翻譯（補譯或重譯）。翻譯能夠加深對相關典籍的理解，有助於后者的闡釋。從另一角度看，對作品的充分理解和闡釋有助於翻譯質量的提高。兩者之間的互動，可以從譯介學和闡釋學原理中找到學理依據。我們將確保翻譯子課題組與其他各子課題組之間的及時互動，以提高整個研究的水平。
還須強調的是，本課題將始終保持本土意識，即結合我國的現代化進程、中華民族文化的振興和發展，以及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整體發展及其對我國民族文化的貢獻這一視野，來考察文化觀念流變中的英國文學典籍，從中汲取可資借鑒的經驗和方法，採取外國文學研究的民族立場，通過面向世界的學術環境和行之有效的中外文化交流，服務於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建設。
五、重點難點和創新之處:
1. 本課題的研究重點和難點
1)怎樣真正體現文學典籍和文化觀念史的雙向闡釋？這是本課題要解決的關鍵問題之一。迄今為止，還沒有一項研究工作以本課題的思路對一種民族文學進行過大規模的系統研究，沒有以全面、具體、細致的方式闡釋文化觀念與文學典籍究竟如何在文明的漫長進程中相輔相成，從而在各個歷史關頭對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鞏固和發展發揮作用，而這恰恰是我國文化建設所需要借鑒的內容。
2)如何界定“文化”概念及其內涵，是本課題擬解決的另一個重點問題，也是難點問題。如威廉斯所說，文化之所以是整個英語語言中兩、三個最復雜的概念之一，“部分原因在於它經歷了好幾種歐洲語言的歷史演變，盤根錯節，而主要原因是它目前已被好幾個截然不同的學科用作重要的概念，而且被用在好幾個互不兼容的思想體系中”。換言之，文化定義因歷史時期不同而不同，因學科不同而不同。如何提煉出適合本課題的“文化”概念，梳理反映其內涵的關鍵詞，構成了關鍵的關鍵。
3)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展開的“文化批評”、“文學性”和“現代性研究”等學術熱點話題至今仍在繼續，本課題研究是上述學術熱點的有機延伸，既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追根溯源的性質，又是對當下種種研究熱點的積極回應和參與。如何在這種參與和回應中秉持中國人的眼光，形成本土研究范式，真正實現同領域的東西方對話，這是本課題的又一個重點和難點。
4)本課題需要辨析幾組相關聯的概念：1）文化與文明的關系﹔2）文化批評與現代性的關聯﹔3）英國文化批評與當代西方“文化研究”的關系﹔4）文化批評與文學性和文學的疆界問題﹔5）文化批評與文學倫理學。在相關研究中，這些概念常常被混淆﹔如不予以澄清，便不足以完成本課題。它們的辨析，需要帶有跨學科性質的、大量細致的閱讀，這也構成了本課題的難點之一。
2．主要創新點和特色
1）本課題在選題上具有創新意義。迄今為止，在文學典籍中“追溯文化觀變遷”的學術專論不多，而且都隻停留在斷代史的層面﹔更遺憾的是，相關研究往往未能用文本的細讀來做支撐。本課題的研究則是對一種民族文學進行大規模的系統研究，並力求在文本細讀方面形成特色。
2）就學術觀點而言，本課題的創新性在於論証如下兩個核心觀點：
第一、英國的文化觀念史，就是英國社會在經歷現代化轉型的漫長過程中的焦慮史與願景史。在過去的三百多年中，人類社會的頭號變化非工業文明的崛起莫屬。由它引起的社會轉型，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現代性問題，自然激發了文人學者們的回應，其內容和性質恰恰在文化觀念的演變軌跡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從這一意義上說，文化觀念的最重要內涵是對社會轉型的回應﹔雖然還有許多其他內涵，但是前述內涵跟人類社會最重大的變化密切相關，因而本課題的文化之旅從社會轉型開始，應該是順理成章的。
第二、就最主要的文化命題而言，偉大的英國作家們在不同時期給出了相同的答案，即生活質量不在於發達的工業、誘人的科技經濟指標、與日俱增的物質財富，而在於共同體的和諧，在於精神與物質的互補和平衡，在於行為方式的優雅與得體，更在於心靈的尊嚴和高貴。
3)就研究方法而言，本課題的創新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力圖克服常規的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思潮流派研究所固有的局限性，關注英國文學典籍與文化觀念史的互補、互釋和互証。文學典籍和文化史研究相結合，把文學典籍從審美愉悅的層次上升到文化觀念史研究的高度，闡釋更全面，意義更重大。
第二、本課題的展開將不僅圍繞所選作家的文化觀及其理論表述，而且將圍繞他們的批評實踐和創作實踐。以往的相關論著，或偏重於他們的理論表述，或偏重於他們的文藝作品，因而很難說透兩者之間的有機聯系。為改變這樣的格局，本課題擬在剖析每位重點對象的文化觀之后，都要選擇相關的文藝作品來進行細讀。從實際意義上說，這種細讀比闡述有關作者的文化思想更為重要。威廉斯曾經說過，要研究卡萊爾的文化思想，最重要的是他對所在時代的回應本身的品質，而他採用的術語、公式和思想形態則是第二位的事情。卡萊爾是如此，本課題的其他重點研究對象也都是如此。了解他們的思想走向，這固然重要，但是他們的精思卓識，往往不能用抽象的語言來概括，而隻能通過具體文本的肌理來體悟，更何況他們個個詩文高妙，不細讀不足以領略其氣骨神脈。當然，細讀的成敗，往往取決於對語境的把握。對任何一部具體作品的解讀，都要作語境化處理，這將是本課題一以貫之的原則。
4）就分析工具而言，本課題將不僅使用紙質材料，而且還將盡可能多地使用計算機和語料庫等工具，用來分析文學典籍中詞語和意象的頻率，等等。
5) 就文獻資料而言，本課題力求從以下兩個方面尋求突破：
第一、將一些具有文化價值的“非主流”文學也納入研究范疇，打破“通俗文學”和“嚴肅文學”、“流行作家”和“經典作家”的傳統界限，如把《魔戒》這樣的文獻作為闡釋對象。
第二、注重收集、整理原始文史資料（特別是珍藏在英美各圖書館的信件、原稿），注重把文學作品和相關的評論參照著研讀，不偏廢任何一方。換言之，要重點抓兩頭：一頭抓第一手文獻資料，另一頭抓第二手資料。
6）就話語體系而言，本課題擬堅守本民族的學術立場，結合本民族的話語體系，同時兼顧中西兩種學術話語體系的比較關照，充分考慮到特定文化或文學現象所蘊含的復雜性、矛盾性和局限性，對考察對象進行多角度的分析，力求論証的客觀性和全面性。一方面憑借中國的學術話語體系來審視英國文學和文化，另一方面在對英國獨特的民族經驗、社會價值觀的體悟之中，以一種“他者”的眼光來反思當下中國的文化與文學建設，以期對中國社會現代價值觀的構建發揮某種潛在的推動作用。
六、研究基礎
1、研究條件
本項目責任單位杭州師范大學以“人文振興”的理想立校，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投入巨大，發展迅速，能夠為項目的實施提供良好的支撐。該校的外國語學院是浙江省外文學會的會長單位，英美文學研究團隊實力強勁，經驗豐富，共已經主持或完成國家社科基金課題10項。
本項目的合作單位能為項目提供有力支持。合作單位湘潭大學在外國文學學科擁有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點，擁有6位教授與2位博士生導師（包括外國語學院的4名教授），在英國作家研究、文化批評方面成果豐碩，能切實保障子課題的順利進行。
課題組還將聘請英國劍橋大學、美國新奧爾良大學、中國社科院、華中師范大學、浙江大學等國內外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優秀學者擔任顧問，進行指導。
2、研究隊伍
本項目首席專家殷企平教授一直致力於英國小說理論與文化批評研究，新近主持並完成國家“十一五”社科基金課題“‘文化辯護書’ ──文化主義傳統中的19世紀英國文化批評”。曾經主持並完成國家“十五”社科基金課題“英國小說與工業化進程中社會價值觀的變遷”。這兩個項目都是十九世紀英國的文化觀念變遷語境中的文學典籍研究，為本課題的展開提供了基礎。
本項目子課題的負責人都是經驗豐富的英美文學研究者，且多有主持國家基金項目的經驗。陸建德研究員、李公昭教授、曹山柯教授都是在文學與文化研究領域內兼有豐碩成果的卓越學者，胡強教授和歐榮教授已經分別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秩序與責任──愛德華時代英國社會小說倫理主題研究》和《英國作家戴維·洛奇研究》，均可以視為本課題的前期准備。
子課題負責人有：
陸建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曹山柯（杭州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殷企平（杭州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胡強（湘潭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歐榮（杭州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李公昭（杭州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七、中期成果與最終成果及項目分工：
《文化觀念流變中的英國文學典籍研究》由首席專家殷企平全面負責，統一協調。子課題負責人承擔各分卷的相關研究工作。
力爭經過三到五年的努力，發表一批高質量的學術論文，並完成最終成果--5卷集系列學術專著《文化觀念流變中的英國文學典籍研究》和4輯本《文化觀念流變中的英國文學典籍譯叢》。
中期成果為系列論文（含專欄論文），最終成果為系列專著（5卷），外加4輯譯叢。具體分工如下：
第1卷：《文化觀念流變中的英國文學典籍研究·總論卷》（20萬字） 陸建德研究員
第2卷：《文化觀念萌芽時期的英國文學典籍研究》（22萬字） 曹山柯教授
第3卷：《文化觀念成熟時期的英國文學典籍研究》（22萬字） 殷企平教授
第4卷：《文化觀念拓展時期的英國文學典籍研究》（22萬字） 胡強教授
第5卷：《文化觀念裂變時期的英國文學典籍研究》（22萬字） 歐榮教授
4輯本譯叢：《文化觀念流變中的英國文學典籍譯叢》（92萬字）李公昭教授
2016年12月前舉行《文化觀念流變中的英國文學典籍研究》系列叢書首發式，並舉辦“文化觀念流變中的英國文學典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同時通過各種渠道邀請相關研究領域的專家對本課題成果進行評判，虛心聽取意見，並在此基礎上探討開拓新的研究疆域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