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人類與自然關系 強調史學與科學結合

　　英國的環境史研究從出現之日起就有不同於美國環境史研究的突出特色。在世紀之交，其研究領域日益廣泛，包括了農業—林業—農村環境史、工業—城市—污染環境史、環境運動及環境政策史、自然思想史等方面﹔研究時間上起石器時代、下迄全球化的當代﹔研究空間則不拘於英倫三島，既有對本土的環境史研究，也有對原英帝國殖民地的研究，還有對全球環境史的嘗試﹔研究理論與方法多樣，其中歷史學、地理學、生態學和經濟學是最主要的知識基礎和方法論來源。本文著重從研究領域入手，對這些特點進行概述。

　　農林環境史 自然生態與人類發展之爭

　　蘇格蘭經濟—社會史學家T.C. 斯莫特（T.C. Smout）是英國環境史學界的常青樹。他是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歷史學院的教授，20世紀90年代主編了四部關於蘇格蘭生態和歷史問題的論文集：《史前以來的蘇格蘭：自然變化與人類影響》、《土壤與田野的歷史》、《蘇格蘭林地史》和《1500—2000年間高地上的自然與人》。斯莫特2000年退休后，又有一部專著、一部論集和一部合著由愛丁堡大學出版社出版：《自然之爭：1600年以來蘇格蘭和英格蘭北部的環境史》，《蘇格蘭人與樹的歷史》，與A.R.麥克唐納（A.R. MacDonald）、F.沃森（F. Watson）合著的《1500—1920年的蘇格蘭林地史》。

　　《自然之爭》源於斯莫特1999年在牛津大學的講座稿。斯莫特探究了1600年以來西方的自然觀，認為盡管自然觀會因不同時間、不同地點而有所差異，但都體現出兩點：即利用與怡情（use and delight）。近代以來，由於人們的利用過於強烈，使怡情乃至人類的生存都受到威脅。過去400年間的環境保護與發展、工作與護鳥、景觀與林業都是“自然之爭”的具體表現。他不僅明確承認了“我們毋庸置疑的自然屬性”以及“對地球自然體系的徹底依賴”，還在最后指出書中的一幕幕活劇並非英國獨有，400年來西歐乃至整個世界都是如此。

　　《1500—1920年的蘇格蘭林地史》，探究了1500—1920年間蘇格蘭第一塊人類定居點中人與樹的關系。斯莫特、麥克唐納和沃森，在各自研究的基礎上又吸收了自然科學、地理學和歷史學的相關成果，探討了社會、經濟與環境要素之間的平衡問題，體現出環境史研究的跨學科特點，以及歷史學家所面臨的知識結構挑戰。

　　斯莫特始終關注林地生態，似乎忘卻了廣大的市鎮。但他認為，“研究英國這樣的島國，把農村與城市分開是冒險的，但如果研究是為了探討如何保護僅存於農村的一點點樂土，使其不被經濟開發的大潮吞噬，那麼其價值也並不應被忽視”。

　　工業城市環境史 整合歷史檔案研究污染問題

　　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其工業的發展推動了能源結構的變遷，城市化進程也隨工業化進程展開。這一方面加重了先前已存在的污染問題，更催生出原本並不存在的污染問題。因此工業—城市—污染問題是英國環境史學者較早關注的領域，同時也是成果豐富的重要領域，與美國環境史長期關注自然保護和農村生態的特點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大氣污染與市民健康的問題上，彼得·布林布爾科姆（Peter Brimblecombe）是杰出的代表。他現為東盎格利亞大學環境科學學院的大氣化學教授，從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用歷史檔案輔助氣候學研究，《倫敦的空氣污染》、《19世紀的蘇格蘭黑雨》等是其早期成果。1987年，布林布爾科姆的《大煙霧：中世紀以來倫敦城的空氣污染史》出版，氣候研究與各種史料在書中更為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奠定了布林布爾科姆在這一領域的學術地位。1990年，布林布爾科姆和克裡斯琴·普菲斯特主編了《沉默的倒計時：歐洲環境史論文集》，其論文《1850—1900年間約克城的空氣污染》也被收入其中，被譽為是整合歷史檔案進行大氣污染研究的范例。20世紀90年代以來，布林布爾科姆成為《大氣環境雜志》的總編，繼續研究城市大氣污染的歷史，以及對居民健康的影響，並開始關注區域大氣污染的全球影響。

　　在河流污染與公共衛生的問題上，安東尼·沃爾（Anthony Wohl）和比爾·勒金（Bill Luckin）是主要代表。兩人都是歷史學家出身，其環境史研究也帶有濃厚的社會史、城市史特色。在《面臨危險的生命：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公共衛生》中，沃爾通過對嬰兒死亡率、居民營養狀況、街道衛生狀況和自來水供應等內容的研究和描述，生動地呈現出維多利亞時代倫敦等城市居住環境的狀況，這也正是社會史家所熟悉的研究領域和擅長的研究方法。但由於缺乏醫學專業知識，兩人著述中偶有常識性錯誤出現，為醫學史專家所詬病。

　　勒金從多個學科和視角審視泰晤士河污染與控制的歷史，代表作是《污染與控制：一部19世紀泰晤士河的社會史》。他指出，隻有理解了人類活動同活動的發生地之間的互動，才能正確理解城市社會史。“互動”包括被污染的水如何影響健康，人們如何努力使河作為飲用水源、下水道、可通行的航道、風光宜人的休閑場所和捕魚場所等。該書指出，很多城市史、社會史、衛生管理史和醫學史著作的視野失於狹隘。

　　環境政策史 史學研究與科學調研的結合

　　英國學者對“戶外運動”（Outdoor Movement）和“自然保育”（Nature Conservation）等環境運動的研究起步較早，環境政策也日益引起學者關注。研究這一問題的學者很多也是運動的參加者，約翰·希爾（John Sheail）是其中的代表。

　　希爾是較早研究英國自然保護運動的歷史學家，第一部自然保護史著作——《看護下的自然：英國自然保護史》是其在自然管理委員會任職期間完成的。在書中，希爾回溯了現代自然保護運動的源頭，研究了自然管理委員會、國民信托運動、自然保護促進會等官方和非官方自然保護組織的發展過程及相互關系，認為官方組織無論在建議效力還是資金支持上都佔有優勢。希爾把史學研究同嚴格的科學調研結合起來，重視檔案材料在研究自然保護運動中的重要性。對於官方組織，他把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公布的檔案上﹔對於非官方組織，他收集整理了會議紀要、部門摘錄、個人訪談等，盡可能地使用原始資料。

　　2002年，希爾的《20世紀英國環境史》得以出版，不過更確切地說應該是環境政策史：全書的核心是20世紀保護和改善英國城鄉環境的政策制定史。希爾通過農業、林業、交通等說明了人們如何意識到環境在財富增長、社會福利等方面的作用。希爾在這種大背景下對政策的制定進行了評析，並且在探討政策的效力時，明確反對激進的環保和改革措施。

　　環境思想史 環境主義首先出現於殖民地

　　與環境運動、環境政策密不可分的，就是蘊涵於其中、指導其實踐的自然觀和環境思想。這也是學者深入研究自然保護運動和環境政策所必然遇到和需要考慮的問題。

　　基思·托馬斯（Keith Thomas）、彼得·考茨（Peter Coates）和理查德·格羅夫（Richard Grove）在此領域都有所耕耘。三人的研究對象所處的時空不同，研究的視角和方法也各異。其中，托馬斯幾乎只是從思想史的角度來探討的。

　　托馬斯是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關於自然觀的著作有《人與自然世界：現代感性的歷史》和《人與自然世界：1500—1800年人們對英格蘭態度的變化》。托馬斯對自然觀變化的探討是在書齋裡進行的，其著述顯示出“他幾乎沒有鄉村生活的經歷，也不了解鳥類的習性……憑借的材料大都是精英階層留下的文字，其代表性始終存在著問題。”

　　考茨是布裡斯托大學歷史學教授，現為歐洲環境史學會英國分部代表。1998年考茨出版了《自然：自古以來西方的觀念》——既有哲學家的自然觀，也有政治思想中的自然觀，還有不同學術流派中的自然觀。此外還對環境和環境史研究進行了理論探討，對環境史在美國和歐洲的發展進行了簡要梳理。

　　格羅夫現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環境與歷史》雜志主編，長期從事非洲環保運動研究。在《綠色帝國主義：1600—1860年殖民擴張、熱帶樂土與環境主義的起源》中，他以沃勒斯坦世界體系理論、資源經濟學原理為指導，論証了現代環境意識與歐洲殖民擴張間的關系，探討了自然保護思想在殖民地的形成，提出了顛覆傳統認知、並引起激烈爭論的論斷——環境主義並非始自西方，而是首先出現在熱帶殖民地。

　　總體而言，英國的環境史研究自始至終都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2009年第一屆世界環境史大會的召開則更說明：環境史研究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展開並頗具影響，各國的環境史研究也必將在充分和深入的交流中走向共同的繁榮。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