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化時代水利社會史研究的時代意義

　　集體化時代的中國農村社會史研究是當前我國學界悄然興起的一個學術領域。將社會史研究引入現當代，自下而上地開展集體化時代的中國農村社會研究，已成為不少現代史研究者的學術自覺。學界以往對於1949年以后中國歷史與現實問題的研究，多集中在中共黨史、革命史、政治史、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討論的問題也大多以政治、經濟領域宏大話題居多，而對於集體化時代的農村生產、社會生活以及普通群眾的關注相對則要薄弱一些。由於集體化時代歷史的“特殊性”，往往使人們忽略了這一歷史時期社會生產、生活領域的多樣性和生動鮮活的一面。在我們看來，及時客觀地開展集體化時代的中國農村社會研究，選取合適的角度再現這段歷史，不僅是一種對歷史高度負責的態度，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從實際操作層面來看，以水利為切入點，大力開展集體化時代的中國水利社會史研究，應當說是推進這一階段社會史研究的一個非常適宜的視角。

　　眾所周知，我國集體化時代的水利建設可以說是成就斐然。時至今日，當時興建的很多水利工程和灌溉設施仍在發揮著積極的作用。近些年一些地方相繼發生的旱情，比如西南大旱、華北干旱問題等，也暴露出我國農村基礎水利建設方面仍舊存在一些薄弱環節。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從國家層面還是在社會輿論層面而言，對集體化時代的水利建設突出成就隻有總體上的認識和評價，而對當時大興水利的社會環境、動員機制等卻缺乏客觀細致的梳理和探討，對當時一些水利建設帶來的負面影響也缺乏全面評價和深入反思。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水利建設事關治國安邦的大局，必須高度重視和加強。要兼顧水利建設的利害兩面，在加強和加快發展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節水型水利社會的同時，注意防止因為建設過度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或者是難以挽回的損失。這既是當前各地水利建設中必須注重解決的問題，也是我們開展集體化時代中國水利社會史研究的時代意義所在。

　　就學術研究的使命和時代意義而言，開展集體化時代水利社會史研究，既要及時總結和借鑒這一歷史階段水利建設突飛猛進，取得重大突破和成就的措施、方法和經驗，又要揭示和直面集體化時代水利建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回首這一歷史時代，最令人震撼的無疑是男女老少齊上陣，全民動員大興水利的宏偉場景，當時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獨特的群眾動員舉措，在水利建設方面確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那種萬眾一心、不畏困難治理河患，不懼艱險引水上山，不分晝夜、變灘涂為良田的場景，令人動容。孕育其中的“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團結協作，無私奉獻”的紅旗渠精神等，仍然是我們今天進行水利以及各條戰線建設中值得發揚的優良傳統。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集體化時代水利建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存在盲目建設、破壞環境等負面效應。比如建設各類水利工程造成的森林生態資源的破壞，急於上馬水庫項目導致一些水庫淤塞、庫容減少、洪水泛濫以及由此衍生而來的移民問題等。這是我們在強調水利發展的時候理應重視和需要避免的問題。

　　開展集體化時代的水利社會史研究，不應孤立地看待這一時期的水利建設，而要將其放在長時段的歷史狀態下進行考量、比較和評價，注意縱向開展比較研究。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水利發展與環境變化之間往往存在較大的關聯性。在中國水利發展史上，自宋金以來，似乎確實存在一個類似於法國學者魏丕信所言之“水利周期”，即發展—危機—衰退三個階段。宋金時代中國水利尤其是北方水利是一個大發展的時期，以王安石變法的成果“農田水利法”為契機，實現了水利的跨越式發展。但是，我們注意到，伴隨著宋金時代水利大發展，同樣也存在水資源環境遭受嚴重破壞的問題。當然，這一時期水利大發展的勢頭蓋過了對水資源環境的破壞，表現為水利大於水害。明清時期則是一個普遍的危機狀態，當時不但繼承了宋金水利發展的成果，同時也將前代造成的水害一並繼承了下來。如果說宋金時期北方水資源還算豐富，地方社會主要是迫於人口壓力，通過泄湖為田爭取更多土地的話，那麼明清時代北方水資源則變得緊缺了很多，於是不少地區從過去的“與水爭地”，變成了后來的“與地爭水”，正因為如此，明清以爭奪水權即水資源的使用權為中心的水利爭訟案件頻頻發生，成為鄉村社會的一個突出問題和焦點所在。進入20世紀上半葉以來，傳統水利則面臨著越來越嚴重的多重困難和危機。

　　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將集體化時代視為一個新的水利周期的起點。從水利社會史的視角出發，充分發掘各種文獻檔案、碑刻譜牒、口述史料，同時綜合運用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多學科方法，全面清晰地描述當時工程興修、動員機制、水利與鄉村社會等情況，既要客觀充分地評價其重要的歷史貢獻，同時需要認真反思水利發展與環境保護二者的關系，為當前和今后在大力發展水利的同時將其環境負面效應降到最低，建設人水和諧社會等提供歷史借鑒和參考。

　　（作者單位：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